我说：这叫贫，那怎样才算是富呢？
孙式说：怎么着得有一个数啊。
孙式的话使我的心一震，不由记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我去海南出差，回程遇坏天气滞留于海口机场，无所事事，便和临座一位还算得上年轻也算得上美丽的女士聊起天。说着说着女士便对我这个陌生人道起苦水，说一年到头东奔西跑做生意太辛苦了，等赚够了钱便立刻住手，过一种散淡日子，有兴趣就写点东西。我问挣多少钱就算赚够了？她说一个数。我问一个数是多少？她说一千万。这是我头一次获知有钱的数额概念。想到这个我便问孙式：你讲的一个数是多少呢？孙式说一个亿。
我张张嘴没放出声来，只在心里想，真是那句“与时俱进”的话了，人的“胃口”也是与日俱增。现在揭发出来的贪官们，捞到百万千万，仍不住手，没准就是要攀升到“一个数”吧。
孙式言归正传，说他有一个策划，成立一个精英文化研究会，出刊《精英》杂志，说白了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富人有钱了，需要高雅，咱满足他，他给回报，只要搭起这个平台，以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他说要聘请我当这个研究会的顾问，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期达到双赢的目的。
果然是“双赢”。这句时兴话简直成了坐地分赃的代名词了。但是我心中有数，孙式的这种设想并不新鲜，如今什么学会研究会铺天盖地，但大多是空架子，最多也是小打小闹，所谓“赢”也不过是捞顿饭吃，报销点出租费之类零碎钱，寒酸得要命，这可能是孙式不太知晓的。
我说我人不在淄城，哪能当什么顾问，再说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免了免了。
孙式说韦老师别推辞，你肯定能帮上忙，为什么请你当顾问？当了顾问做工作就名正言顺了。
我说我又能替你做什么呢？
孙式说希望你能说服崔市长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我想只要韦老师能跟他说，他会答应。
我摇了摇头，说不见得是这样。
孙式说我仔细做过分析，就韦老师和崔市长的关系，当然还有你的名望，这事不会有问题，怕就怕……
我从侧面看着孙式那张球样的脸。
孙式说下去：韦主席清高，不想开这个口。
孙式真是聪明，一下子点在我的穴位上。
我一向不愿张口求人，何况刚仗着崔市长办了一件事，不好再张口。
孙式说：当然了，我也知道韦主席是很仗义的人，圈内很有口碑，一贯把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不遗余力，这一点咱俩相近，帮朋友两肋插刀。
我再迟钝，也能听出孙式的话味儿，提醒我他刚刚“两肋插刀”帮过我，我要不帮他，那就与“口碑”不符了。我很矛盾，孙式是帮了我的忙，我很感激，他有所求，理应相助，但我真的很犯难，我和崔市长的关系不是想开口就开口的那种，而且据我所知，正经领导人大都不愿挂这样那样的虚衔。
我不掩饰自己的畏难情绪，照直说：老孙，跟崔市长说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怕说了不成，倒误了你的事。
孙式说：没关系，我已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崔市长的工作，另外还请人做市委齐书记的工作，一位能做通，就是胜利。
我问：请市领导挂个虚衔有这么重要吗？
孙式说：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权力社会，有最高领导挂帅，许多事情都好办，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孙式停停又说：当然事情都是两方面的，领导帮助了我们，我们也是有回报的。
我又想起“双赢”，问：回报？怎样回报？给钱？
孙式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包括，除此还要替领导做一些他自己不便做的事。
我等着孙式说下去。
孙式道：比方大力宣扬领导的政绩，领导要出国，替他找企业置办礼品，领导的孩子要学艺替他请名师，领导自己有画画写写的爱好，帮他拉赞助搞画展，出书画集，这些事情我们以前就做过，效果很好，不瞒韦主席，原先的耿市长和我的关系极好，要不调走，请他挂会长就一句话的事。可惜了，可惜了……
汽车下了柏油道，行驶在一条乡间土道上，逆风，前面万虎的车扬起尘土横在我们的前面，视线严重受阻，孙式便把车速减下，同时精神也放松了，他又回到刚上车时的话题。
他说：韦主席就不走了吧，一心一意在这儿等崔市长回来，这几天我陪你看看市容，弄几样瓷器，对了，要不明天你跟我外出一趟吧。
我问：去哪儿？
他说：松山监狱。
我不胜惊诧：去监狱？
他说：刚才我不是说要找一人游说齐书记吗？那个人就在那儿。
我问：是监狱领导？
他说：不是，是犯人。
我大吃一惊：犯人？
孙式说：是。
我问：你去求一个犯人？
孙式说：对。
我侧头看着孙式，觉得他是在瞎说八道。
孙式说：韦主席我知道你会惊讶，大惑不解，会想你个孙式真是到了穷途末路，找关系竟找到一个犯人那里，但我告诉你，我要找的这个犯人可不是一般的犯人，这个人你肯定听说过，说不定还认识。
孙式的话叫我摸不着头脑。我问：他是谁？
孙式说：是你们那里的一个“土地爷”，叫李彤。
我脱口问：这个犯人是李彤？
孙式说：正是。
我一时木然。
孙式问：韦老师你认识他？
我摇头。我不认识李彤，但知道这个人，此人可谓大名鼎鼎，有名不是因为他是个有实权的人物，而是被揭发出贪污罪行，据说有数百万之巨，被判了死缓，原本都以为会判死刑，结果没有，保住一条命，对此市民多有猜测，当然也仅限于猜测，其起死回生的内幕怕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我说原来他在松山监狱服刑啊。
孙式说：对。
我问：李彤在服刑，他怎能帮上你的忙呢？
孙式说：只要他想帮，就能帮上。
我说是吗？
孙式说：有句话叫虎死有威，何况虎没死，许多人还买他的账。
我说：他在押，你又不是他的亲属，怎能见上？
孙式说：是这样，他明天在监狱举行结婚典礼。
我怀疑是耳朵出了毛病问：你说什么？
孙式说：他明天要结婚。
我听清楚了，思维却不觉混乱起来，还是头一次听说犯人在监狱结婚的事，就像天方夜谭，我知道孙式不会瞎说，只感到不可思议。有部革命电影叫《刑场上的婚礼》，故事让人震撼，可那对革命者在刑场的婚礼只是象征性的，而李彤在监狱里的婚礼却是实实在在的婚礼，一个刚从奈何桥边回来的人，一个今后注定要在监狱度过下半辈子的人，竟然大操大办起婚事，真是耐人寻味。就算他“牛逼”，可那个与他“共同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子又怎会心甘情愿？其惊世骇俗的“壮举”是出自真爱还是其它附加？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女子不啻是一尊当代“爱神”，值得人尊敬。抱着对该女子的强烈好奇我问孙式：新娘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孙式说：是李的一个情人，做房地产生意，据说李帮了她不少忙。
我“噢”了一声，想这就对了，就管地和盖房而言，俩人可谓“对口”，李“帮忙”不费吹灰之力。
我问：结婚只为报答？
孙式说：不见得，李彤出事，她卖了部分房产替李退赃，李能活下来这可能是因素之一，说起来也算报答了，结婚的事还应该是出于爱情吧，据说李彤这个人很具男人魅力。
我记起那篇写慕绥新的纪实文章，慕身后也有一个女人，在慕被判刑又身患绝症时，那女人没有离开，照顾慕，安慰慕，直到慕死去，其中很多的情节都十分感人。据说他在女人们眼里也是个颇具魅力的人，而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一个男人单单靠人格魅力就会让女人死心塌地地去爱？
我说：看来人世间确实有纯粹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爱情。
孙式仍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说：你信吗？我可不信，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对新婚夫妻到国外度蜜月，新娘子妩媚动人，吸引了众多男人的眼球，也引发了他们的非分之想，其中一个阔佬执意要把“心想”变为“事成”，趁那女子的丈夫走开时上前与女子搭讪，开门见山说他想和她做一夜夫妻，事后付一万美金，那女子听了无比愤怒，大骂流氓，说她和丈夫十分恩爱，多少钱也买不了她的身。那阔佬说一万不行就十万？女子仍不为所动。阔佬说十万不行就一百万。女子看看眼前这个男人，仍摇了摇头。阔佬又说：那就一千万，不能再加了，就这么多，你要是同意，就跟在我后面，说完就走，走到自己房间门口转过身，见那女子跟在他后面……这个故事是很说明问题的，据说一千万是个坎，一千万能击溃所有的灵魂。
对孙式的说法我不予回应，因为极端的事例不具普遍性，而且李彤到了这般田地，他的新娘子还会对他抱有婚姻之外的目的？而什么样的目的又值得以付出终身孤苦为代价呢？于是我不再想。
我问孙式：法律允许像李彤这样的重刑犯在服刑期间结婚吗？
孙式说：不清楚，应该可以的吧，不然人家怎么说结就结，还大张旗鼓操办婚礼。
我想到孙式要请李帮忙的事，觉得同样是件荒唐不稽的事，便问：你去参加婚礼，你认识李彤？
孙式说：我不认识，王大秘认识，他俩是党校“同窗”，关系很不一般，他要结婚的事就是从王大秘嘴里听说的，大秘很想去参加婚礼，可公职身份不允许，就委托我代表他去贺喜，这就给了我一个难得机会，我可以打着王大秘的旗号，请他给齐书记写个条子。
又是瞒天过海。
我说：就算李肯帮忙，敢保齐书记买他的账？
孙式口气肯定地说：会。
我问：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孙式一边拉下来的嘴角，知他在笑。
知他不便多讲，我也不再问，可有些事情总是想不通，忍不住又问：既然有王大秘，干嘛再绕一个弯子去找李彤，让王大秘直接对齐书记讲讲还不一样？
孙式说：不一样，该谁讲就得谁讲，一点不能错，这件事必须李彤跟齐书记讲才成。
我说：我越来越不懂了，偌大个世界莫非只有李彤能跟齐书记说上话？
孙式说：当然不是，问题是与齐书记能说上话的关系目前我可动用的只有李彤一个，如果我能求动省里领导，谁说句话都可以，问题咱挂拉不上，想来想去也只有去求李彤了。
我说：他，一个在押犯人……
孙式的嘴角又拉下来，说：韦主席有些认死理了，在押犯人咋，人家连婚都能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我问：你是说他现在仍然具有能量？
孙式说：也不是能量不能量的事。
我问：那是什么？
孙式说：说破天机惊死人啊。
我等孙式讲下去，不料孙式倒向我发问：韦老师你写过反腐小说么？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倒想起那年在广州开会，一位以写反腐小说着称的同行问我在写什么作品，我笼统说了说，这位同行听了摇了摇头，说老韦你老是苦难啊底层啊地写，不行啊，两头不讨好的，你应该像我这样写反腐题材才是。我知道他对我的规劝完全出自善意，是对我“认死理”写作的不忍。我诚恳地回答：我不善于写那种作品，我对官场知之甚少。他说并不难，在中国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人物，情节可信手拈来，只要写出一个正面人物，说明共产党反腐，国家有希望，作品再尖锐也能立住，而且也不能说现实中就一个好官没有。我说在未揭发之前，谁又知道是清官还是贪官？他说管那么多干嘛，你让他当清官就是清官嘛。我没说什么。他又说：老韦我读过你的《中国那一年》，是不错，很深刻，可印数才几万啊，下那么大功夫效益寥寥，不值当。我说靠写书发财不容易。他说不见得，你知道我的一本书能进账多少？五辆奥迪。我有些想不到，五辆奥迪可折一百五十多万呢。接着他一一道出小说版税多少，影视版税多少，剧本改编费多少，一算还真有他说的这么多。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位同行对我的启蒙谈话，同时也对他的友好与坦诚心怀感激。
我对孙式说：恐怕反腐题材也不是想写便能写的。
孙式说：韦老师不写，我倒可以说了，千万不要写那种东西，净是扯淡。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孙式说：太假了。你想想，一个连官场边都沾不上的作者又怎知官场内部的奥妙呢？那黑幕里的景观任你怎么想象也是想象不出来的，胡谄出来的东西只怕那些当官的看了会笑掉大牙。
我没说话，心想你个孙式，既然对官场有如此悲观的认识，却又怎么睁着眼说瞎话，大唱赞歌呢？
说话间就进到了长庄镇。
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派出所门前，下车进到院里，见郝所长正在指挥手下人练习擒拿功夫，与我们打了照面却不予理会，继续操练，直到练完停下，才向我们走过来，悻悻说：车不是已经发还你们了吗？
万早把笑堆在脸上，刚要说话，被姜先生抢在前面说：我们来不是为车。
郝问：为啥？
姜先生说：听说我们厂的工人给抓起来了，我们来保他们出去。
郝说：这不可能，他们是犯罪嫌疑人，必须依法论处。
姜先生说：他们没有犯罪。
郝说：是你们报的警，说有人劫车，我们才展开抓捕行动，现在犯罪嫌疑人已供认不讳，我们也有锁车的铁链子做物证，是铁证如山的。
姜先生问：我们撤诉可以不可以？
郝说：不可以。刑事犯罪属国家公诉，不是民事案件，想撤就撤。
姜先生瞪眼说不出话，白眉毛一耸一耸。
孙式把我拉到一边，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大致说了说，孙式想想说：他们迫于上面压力把车归还了，可心里窝着火，所以就把本不想抓的人抓了。他们有抓的理，也有不放的理，这事有些难办了，要不就甭管了吧，农民闹事，也是自作自受的。我说这些人挺可怜。孙式说可怜的人多去了，你管得了那么多？我说倒不是我一定要管，是姜先生。孙式说你去跟他说说，让他认清现实，不是他想咋就咋的呢。
我想也只能这样，就按孙式说的，好说歹说把姜先生拉到派出所门外。
回到市里，孙式又叮嘱我不要走，明天和他一起去松山。一是抹不开面子，另外也想见识见识一场在监狱里举行的婚礼，便答应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