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说不知怎么这些天老是回想当年发生在田庄的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一幕一幕在眼前是那么清楚，就像昨天。据说人快死会一下子记起早年的事，我大概就要死了吧，我不怕死，只要一想到四八年逃过那一劫，死里逃生，一活又活这么久，就觉得自己赚了，现在死也能闭眼了。
还记得我说到哪儿了吗？是我们在田庄“革命”，“革”得不彻底，被工作队扣了，责令“反省”。后来知道，侯队长对我们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单是因为我们触犯了他的权威，更主要的是因为受到上级的批评。前面说过，侯队长带领工作队进驻田庄后不急于马上进行斗争，先做细微的群众工作，划定斗争对象也比较慎重客观，但后来上级却认为田庄的土改犯了右倾错误，严厉批评，责令立刻纠正。当时侯队长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包括以温情的态度对待我们几个人)，于是便改弦易辙，将斗争引入高潮。那个时期整个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有所失控，推行宁左毋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死了很多人，直到最高层发现了这一问题又立即下文纠偏。当然这些情况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些天我们的确是在反省，反省自己的过错，也知道自己错了，错在不该听信侯队长“革命不分先后”的话，也包括当初积极革命的雷觉、安和、顺东。有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到了这步田地，他们不胜内疚，觉得是他们把大家引入险境，幸好有脚伤的人已经能走动了，我们便谋划逃走，可一想再想也没想出穿越岗哨的办法，我试探着向房东大哥打听情况，房东大哥好像明白我们的企图，不说话一味地摇头。有一晚听见村外响起枪声，天亮后我问房东大哥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民兵打死了逃跑的田树琪。我问田树琪是什么人？他说是村里一个富户。我把这情况告诉大家，都皱起眉头。可这里总不是久留之地，夜长梦多，谁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有人提出干脆把侯队长想要的东西给他，那就没理由不放我们走，这叫破财免灾。我和建越、安和不同意，理由是交出去未见得就能放我们走，就是放，我们身无分文又能走出多远？还不饿死在野地里。左不是右不是，我们就像关在笼里待宰的鸡，惶惶不可终日。工作队的人没再上门，好像把我们忘记了，后来知道是村里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他们顾不上我们。那些日子我们也算经历了土改运动，用耳朵，从房东大哥的嘴里，从大街上。房东大哥是个口拙的人，肯定还有些害怕，问什么要么不答，要么答得很简单。开大会了吗？嗯。斗争地主老财了吗？嗯。抄财主的家了？嗯。抄出来的东西多不多？多。有些什么？牲口、粮食、衣裳、箱柜、犁、缸、盆、碗……有没有金银？听说有。你能分些什么？能分到地。别的呢？别的不晓得。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后来开始分了，我们看见房东大哥从外面背回一口大缸，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要别的东西，单要一口不值钱的缸。他骂骂咧咧说操，这哪是分，简直是抢啊。原来值钱的大件财产，如牲口、箱柜、皮袄等被工作队和农会指定的积极分子拿走，剩下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堆放在大院里，一拨一拨往院里放人，每人只挑一件东西，轮到房东大哥进去，东西已所剩无几，他想到自己家缺盛粮食家什，就要了这口缸。可能是气愤让房东大哥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们在分财产中间发生的几件事，一是昨晚站岗看财物的民兵从墙头翻进院子，偷走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还把一袋子花生拿到民兵队，用大锅炒了吃，香气很快传遍全村，被发现。再是今天白天，两个女人同时看好了一条麻缎面被子，争抢起来，结果把好好的被撕破了，两个女人为此厮打在一起，后来两家男人也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说完房东大哥两眼又盯在那口缸上，自嘲说：翻身，翻身，只翻了个空身。
除了从房东那里打听消息，我们还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斗争会场在村子中间，村子小，一响一动都听得见。一开始的讲话声，接下来的控诉声，到后来的斗争声，棍子噼噼啪啪地打人，一声声惨叫就像在杀猪。这是听，后来就亲见了。这天晚上我们被通知参加斗争会，民兵把我们从住处带到会场，又让我们站在台下的两边，汽灯不亮，台下黑乎乎一片，台上站着一排人，不用说是今晚要被斗争的人，我们看见当中有在村外遇见的那个要求把他带走的半老头儿，他也看见了我们，赶紧把脸偏向一边。后来他说那时他十分恐惧，只担心我们讲出他有逃跑的企图，那他就没命了，他还说他很感激我们，当然后来就不仅仅是感激了，还有其它更复杂的心情，自然这是后话。
斗争会开始了，虽然我们的耳朵已参加过，对一切已不陌生，但眼睛看到的，比听到的更加触目惊心。现在想想，我们参加的那次斗争会还算温和，没有发生打死人的情况，田庄在土改中打死两男一女，那是后来的事。一开始是侯队长做动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坚持的是彻底革命精神，革别人的命彻底，革自己的命也要彻底，可有的人就是不肯这样做，比方这个田宝安，家抄了，可他还要留一条烂尾巴，真是财迷心窍顽固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村长带头喊口号：打倒田宝安！清算田宝安！下面的人跟着喊，田宝安浑身哆嗦，嘴里呜呜啦说着什么话，听不清楚。侯队长大喝一声你把右手举起来，田宝安就慢慢举起右手，在汽灯底下，台下的人看到他手上戴着个金戒指。
田宝安放下手，侯队长又喝道：不准放下！举着！田宝安听话地再次举起手，这只手就自始至终地举着，好像在向人炫耀他的财富。侯队长又喊：田宝安你讲讲是要财还是要命？田宝安举着手回侯队长的话，声音大些了，能听见说的什么，他说他不敢不革自己的命，可想革革不了，手上的戒指就是取不下来，怎么也取不下来，他说戒指是小时候耍顽皮戴上去的，一戴上就摘不下来了，家里的老人怕他疼，就不让他摘了，就老戴着，人一年年长大，手指头变粗就更摘不下来了，他实在不想留，可想不出摘下来的办法。侯队长说你自己不想革命，就让别人替你革好了。侯队长说完把目光投到台下，问有谁自告奋勇帮助田宝安革命呢？立刻有两个汉子跳到台上，一个抓住田宝安举着的手，一个使劲往下撸戒指，只撸得田宝安嗷嗷直叫，一腚坐在地上，气得两个汉子朝田宝安拳打脚踢，接着再撸，田宝安哭嚎起来，两个汉子就松开手，骂骂咧咧地跳下台子。一时间出现冷场，都把目光对着台上的侯队长，侯队长的脸在汽灯底下显得青黑，咬牙道：妈拉个巴子！连根指头都斗不过还斗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声明，这个戒指不交公了，换钱买牛，谁把戒指弄下来牛就归谁。
台下立刻像炸了窝，侯队长又喊：都听见了没有？不行动，难道家家都有牛不成？我不相信，没牛的现在举手！不少人举起手，这时有一个人站起身，一边向台前走一边说老子缺牛耕地哩，他跳到台上，这时就听见身旁的顺东轻轻叫了一声，这一叫我就认出这跳出来的汉子是他的房东，人出奇得黑，我们背地里喊他老黑，这老黑有股子蛮气，可对我们还不错，我们去找顺东他还给吃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我心里有些惊异，想他愣愣的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大概别人也这么想，把目光一起对准他。这时他已跳上台，朝侯队长问：侯队长你说话算话么？侯队长说算话，你能弄下来就给你买牛。他又问不管啥办法都行？侯队长点点头。他向台下转过身大声喊：田疤拉来了没有？下面有人应声：来了。他说你家隔的近，回去拿把斧子来！台下“哗”地一声，我也一惊，心想难道他要断指取物吗？抬眼看看侯队长，再看看村长，都不动声色，村长还装上袋烟抽起来，烟雾在汽灯光下弥漫着。老黑像个打擂台的人站在那儿摩拳擦掌，没多大工夫，那叫田疤拉的人提一把斧子来到台前，对老黑说，咱先说下，你得了牛得借给我用，中不？老黑说中。田疤拉“咚”地一声把斧头扔到台上，台下又是“哗”地一声，只见老黑捡起斧子，一边试锋刃，一边朝田宝安走过去，吓得田宝安嗷地一声叫，扑通瘫在地上，不住地磕头，哭嚎着说兄弟求你了，没了指头就不能干活了，全家老少没法养活呀。老黑说我家也有老少，管不了你那么多，谁叫我缺牛用。田宝安又赶紧转过腚给侯队长磕头，哭叫说侯队长救我！救我！见侯队长不理不睬又转向村长，哭诉着说大兄弟，平日我没亏待过你呀，看在本家的份儿上救救我吧！村长闷声闷气说共产党革命为先，说完又一口接一口抽烟。田宝安嚎啕大哭起来，那真是山崩地裂啊，那时候我想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话，田宝安就是这样啊。
老黑剁田宝安指头那残忍一幕我是无法讲述的，别说讲，只要想起来心就不住地颤抖。当老黑把那枚血淋淋的戒指呈给侯队长时，我看见侯队长向我们扫来锥子似的目光，这时我突然明白侯队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参加斗争会了，他是杀鸡给猴看，让我们知道留“尾巴”就是田宝安这样的下场。也幸好我们早早地领悟了这一点，并心甘情愿地遵循他对我们的引导，在参加过斗争会后，我们不再犹豫，立刻“清除”自己的“尾巴”，交给雷觉让他转交给侯队长，要不是这事在顺东那里出现差错，我们这个小团体在田庄的“革命净身”也就彻底完成了。“差错”是谁也没料到的，现在想想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田宝安的悲剧竟然在顺东身上发生了，戒指从手上取不下来，怎么用力也取不下来，大家凑上前帮忙，不行，同样做不到，顺东吓得脸色煞白。为防止这事让老黑知道，我们把顺东转移出来，送到我的房东家，继续解决问题，可仍不成功，倒把顺东痛得龇牙咧嘴真是无奈，戒指就像在指头上生了根。顺东哭咧咧地诉说着对这事的疑惑，说田宝安的戒指是从小戴上的，指头长粗摘不下来情有可原，可他戴上没几天，且中间还摘下来过，怎么在关键时刻就这样了呢？他怀疑是老天在惩罚他，惩罚他的不孝。
他说他爹前不久死了，他本应该回家奔丧，可他没这样做，置死父生母于不顾，自己逃之夭夭，这是报应。大家不认可顺东的反省，因为说到这一点谁也不比顺东强多少，古训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都背离了这一条，不单是游，并且在逃，已经离家几千里，还不知道将会到何方，也许今后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亲人。我们不理会顺东，还因为眼下已顾不上其它，只有尽早把戒指问题解决，才能化险为夷。大家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如用冷水浸手，用油润滑等，反正能想到的方法都不放过，可试来试去都不管用。贾开分析说很可能是精神紧张所致，紧张致使肌肉扩张，变型，因此须减缓内心的压力，使肌肉松弛下来，想想似乎有些道理，大家便试图缓解顺东的情绪，劝慰他，告诉他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保护他，不叫田宝安的惨剧在他身上重演，让他放心。不料顺东的情绪非但没好转，反而更糟，张口说出很刺耳的话，他说闭嘴，全是骗人的鬼话，什么保护，你们保护得了吗？砍田财主的时候，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台下，有哪个上去保护他？没有，一个也没有，有血缘关系都这样，换成我，你们就能挺身而出吗？我知道你们会怎么说，会说从正义和人道出发，狗屁，要是这样，白天怎么不发挥正义和人道，站出来保护田宝安？眼睁睁看着他被人剁了指头。不错，我也没这样去做，我承认我没有勇气与邪恶斗争，你们也同样啊，难道轮到我，你们就勇气十足了吗？鬼才相信！听顺东说出这样尖刻的话，我们的心像被刀刺，但并不怪罪他，知道他是被吓坏了，恐惧让他歇斯底里，况且他的话也不是没一点道理的，就拿田宝安来说，虽然我们与他没有血缘亲情，也没有同志友爱，可他是一个人，一个我们的同胞，从正义与人道出发，我们本不应该袖手旁观，可我们什么也没做，成了可耻的看客，恰如顺东所说，我们缺乏勇气，只因为我们恐惧，暴力使我们变成懦夫。顺东质问得对，假若斧子朝他的手砍下，我们能去拯救他吗？真的不敢说，因为暴政的威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样的。当然，即使心虚，我们仍然还要安慰顺东，这是在无法帮他摘下戒指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对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仍是同志是好朋友，亲如兄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丢下他不管，我们会尽力去做。顺东突然哭起来，说看在我们一块抗日的份儿上，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呀，呜呜--我们先是一怔，接着一起朝他点头，说一定一定。顺东慢慢止住哭，不料却向我们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要求，他要大家都不交出戒指。
我们哑口无言，都清楚顺东是怎么想的，他是在拉大家当垫背，危难之际能想出这种自救的办法也真让人啼笑皆非，我们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只会“全军覆没”，可我们还是答应了他，雷觉将收上去的戒指发还给本人，大家当着顺东的面戴上，看着顺东感激涕零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这张脸很陌生，同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