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为解放战争做出决定性奉献也付出最沉重牺牲的沂蒙山根据地，是特别充满激情的一年。国民党军队已被打到长江以南，再也没有敌人或还乡团来侵扰我们的家乡。大批参了军的人都南下了，去夺取全国胜利。在地方工作的人也一批又一批北上南下，向北去即将成为我们省会的济南，去即将成为我们首都的北平，向南去那些刚刚解放的地方，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大西南，去担负各种职业或领导工作的干部。然而，对于那些要与亲人分别以及亲人已经为革命牺牲的千万个普通沂蒙家庭而言，他（她）们今后日子里所要承担的一切重负，以及面对个人和家庭命运转折所要进行的一切抉择，那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刻。
我父亲苗得雨就是那一年离开家乡的。我爷爷则更早，抗日战争中的1939年，就离家参加抗日队伍走了。1949那一年，我父亲走了以后，家里就剩下四个女人：老奶奶、奶奶、两个比父亲年龄更小的姑姑。父亲离家后的一些情景，以及之后她们经受的种种生活辛酸和命运磨难，都是近些年从我二姑苗得荣退休后写的文章以及信件中看到的。
在我父亲调往报社走的那一天，二姑在文章里这样写：
我哥哥是1949年夏走的，记得走的那天，正是打高粱叶子的时候。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奶奶就带着母亲、姐姐和我，祖孙三代四个女人去村西约五里的大桥一块高粱地里打秫秸叶，晒干了好喂牛。地南端靠水，岸上有我家的两棵高大粗壮的柳树，枝叶茂盛。奶奶和母亲无心干活，干一阵，哭一阵，在地头上躺一阵，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笑容，如同掉了心肝一般。看看天晌了，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家，谁也不吃不喝，一家四口一个劲哭，失魂落魄地多少日子也缓不过神来。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庄户人盼的是有地、有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脱产外出不感兴趣，有的人当兵得动员，哪像现在争先恐后……
在二姑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又是如此描述了那一年的情景：
哥哥你知道你走的那年，是春末夏初吧，可能你是17岁，出去开了一次什么会，回来时从北岭那条路来的，我在那路边撸“家雀子头”，是一种草种子。从那以后庄里的干部非得动员你出去不可。奶奶经过多次动员以后，也是不情愿地让你走了，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天天哭……思想上的压力，生活的艰难就不用说了。下雨了，刮风了，屋草刮了，地冲了，墙倒了，水直往屋里灌，我们就不住地往外舀。奶奶病重躺在床上，奶奶的父母去世，那是大年初一，天下着雪，母亲代奶奶去北官庄哭丧。那些庄稼活，虽说是由庄里代耕、种、收，可是落二撇三，还得管饭。母亲都是用煎饼筐子送饭，你想想什么时候就得起来推好（磨），摊一大摞煎饼，送到地里，我和姐姐是监工，那有什么用，咱家一割麦子，拾麦穗的人全拥到咱地里，又不好意思说，可是人家好意思拾，当时纪律还好点，还没有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