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这张照片拍的就是开国大典，就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开国大典》的照片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陈正青的名字也被刻在了摄影史和新闻史上，人们看到《开国大典》，就想到了陈正青，尽管那时不止一个人在拍，但通过新华社发向全国全世界的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就是陈正青的。然而照片的作者没有照片那么辉煌，作为这样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前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在1966年“文革”初期就和妻子含冤自杀，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9岁。这四个孩子在恐惧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
陈正青1936年从上海放弃了大学生活，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1949年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1966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完了他49岁的生涯，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时光飞逝，人们似乎要忘记了一些历史的细节，而另一个声音在说，不能忘记历史！
我们找到了那四个孤儿中的女孩陈平，听她追忆心中的父亲：
1966年，我才14岁。那一段时间，我曾见过我父亲在撕照片，撕的什么我不知，后来听说有人告他“反动”，理由是他整理照片时按年代排列把蒋介石的照片排在了毛主席的前面。8月的一天，我从外面回来，邻居家的女孩告诉我：你们家被抄了。几乎是同时，我也看到了有几个人在抬东西，原来那是我家的五斗橱里的两个抽屉，里面装满了我们家的东西，爸爸神色不安地被那些抄家的人带走了。进屋一看，地上有一尺多厚的书和其他东西，就像电影里的那样，一片狼藉。我只是哭，不知该怎么办。晚上爸爸回来了。家里一片紧张空气。爸爸妈妈到了很晚还没睡，两个哥哥在住校，原来有的保姆也被赶走了，我和弟弟早就睡了。大概是夜里12点，妈妈叫我起来，把他们俩的手表、存折、粮票等东西，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些话，大意是你们今后生活要靠自己……一块交给了我，我只管哭着说：我什么也不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时天早亮了，我奇怪爸爸妈妈的房间还关着门，平时他们早就起来了。透过玻璃后面的纱帘能看到他们还在床上，但门打不开。我就叫来邻居家的比我大的孩子们，他们把玻璃打碎后开了门，但发现爸爸已经没气了，妈妈还在打呼噜，但叫不醒。我看到床上有张纸条，大概是遗书之类的。不知谁叫来了摄影部的人，来了个后开门的吉普车，把爸爸妈妈放在两边的长椅上，盖上毛巾被就走了。那张纸条也不见了。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幕，从那以后再也没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兄妹四人成了孤儿。那天是1966年8月27日。
一夜之间，四个孩子的天塌了。除了恐惧，孩子们没有任何招数能面对这样的打击。陈正青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妻子何慧是摄影部资料组组长，她还曾任摄影部国际组组长，俩人都是秀才，尤其是何慧在延安时一口流利的英语让许多人吃惊。她是个大家闺秀，一向做事认真，为人诚实。陈正青更是家境殷实。他父亲陈仲经曾是国民党的行政院考诠部次长，陈正青从小就叛逆了家庭，把原名陈为勋改为陈正青，似有“正本清源”之意。他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经西安奔向延安。从这一点看，陈的选择是认真的，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非生活所迫。但同时，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也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某种不便，甚至是灭顶之灾。
早在“三反”、“五反”运动时，陈就被抓成“老虎”（把这两种人叫老虎），组织批判他，揭发他。罪名只是一些多借相机之类的。最终把他从行政11级降为12级。自杀的那天，白天开了批斗会，家门口也贴上了标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训政老爷……这也许是针对他工作中比较认真，有时会批评人，管得严点。那天开着卡车，抄了好几家，从我们家拿走了一些衣服，还有什么我不知了。本来我父亲就很自觉了，那时让腾房子，我们那时住4间房子，结果响应号召给腾了一间，那间房子成了仓库，我哥哥经常偷着进去玩，把里面的沙发跳破了。这下母亲生气了，自己掏钱赔了，回头来批评我们，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损坏。我们吓得去捡了许多碎玻璃卖了两角钱，交给妈妈，妈妈说碎玻璃也是公家的，要交公，把这两角钱交了。这事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不忘。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新华社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每月12元，这点钱不如我爸爸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生活一下子掉进了深渊。家里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手表、存折、衣服都没了，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直到1968年和1969年，我们四个都下乡插队，分赴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下乡前让我们腾房，把三间变成了一间，就这一间也住上了人。走了以后我们连房子都没了，真正的无家可归了。到了1976年以后，我们才陆续回来。四个人里有三个被安排在新华社工作。给我父母亲平了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我被安排到摄影部的车间里工作，有一天一位师傅跟我说，你们家有钢琴啊。我奇怪他怎么知道，后来一聊才知道，他就是抄家者之一。后来我还听说，本来我妈妈是有呼吸的，但到了医院要抢救，摄影部有人说这是黑帮，不要抢救。整整一个星期后我妈妈才去世。
《开国大典》被无数报刊采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心里。本来天安门城楼并不稀奇，但是自从它成了开国大典的场所以后，就出了名。毛主席后来也无数次登了天安门城楼，但这第一次是永远无法代替的。这张照片的得来也是不易的，据中国照片档案馆副馆长蔡毅回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下设新闻摄影科，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选调干部承担此次报道任务。参加会场摄影的有吴群、陈正青、侯波、林杨、杨振亚、孟昭瑞6人，吴群任科长。
吴群说：在这次会议的现场摄影采访中，起作用最大、完成任务最好的要数陈正青同志。32岁的陈正青在当时摄影科诸人中年纪最大，参加革命和入党最早，摄影艺术水平较高，工作活动能力较强，所以大家公推他担任这次会议的摄影主力，让他充分发挥专长，在现场下功夫多拍主要人物的活动及重要的场面、生动的情景。这次会议摄影科总计选编发稿7次，发出175张照片，陈正青的就占56幅，几乎占三分之一。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敬爱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在会场内外的一些重要活动形象，他取景最认真，拍得最多，最好。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仅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陈正青就拍了135整整一卷。其中这幅是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
据资料显示，这次会议的所有摄影师共拍了16000张照片，其中只有童小鹏（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拍了一张彩色的。能够上城楼的只有陈正青、侯波、杨振亚三人，林杨当时在飞机上，没有拍成地面的场景，杨振亚拍了游行队伍和阅兵场面。
事后，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摄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纪念刊》、《“新中国画库”第一种开国大典》摄影集，另外还有一本《华北画报》编的专题画报，封面就是陈正青的《开国大典》。
对于父亲的作品，陈平表示，那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责任。放在谁的身上，也会努力地去完成任务。本来能被派上去就是一种选择，能够去的人一定是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那时候有照相机的人就不多，所以压力也大。陈平说：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父母亲，过早地失去他们是不幸的，但我们没有消沉堕落，如今我们都生活得很好，父亲的照片能够被人们记住，对国家有用，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提到开国大典，就要提侯波。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能上城楼，据侯波回忆，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青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侯波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要留资料。1988年，作为中国领导人身边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共同举办了摄影展览，侯波的开国大典照片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照片。内容虽一样，但角度不同。能够亲临现场的人们已经不多，作为当时在场、如今健在的摄影家，侯波的感受更直接一些。
那天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事先我已经来看过地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又激动又紧张，根本顾不上看下面的游行和阅兵那些热闹的场面。早晨不到10点我就去了，实际上下午3点才开始，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能够上城楼的有陈正青、杨振亚和我，其他在广场上的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那时我才25岁，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新中国的诞生本身就让人兴奋，但我还是在30万人的欢呼声中按下了一张又一张。我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阿克发胶卷，印象中我拍了不到10卷。本来还有杨振亚，他临时忘了点什么，就下楼去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他没拍到毛主席正在讲话的镜头。
这样说来，能够拍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的镜头只有陈正青和侯波了。巧的是，侯波的丈夫、着名摄影家徐肖冰这时也在天安门上拍，但他是作为电影队的领队在忙乎，另一支电影队由吴本立率领。同时还有苏联派来的导演、摄影队，要借此机会拍两部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那时苏联是老大哥，不仅装备好，还有彩色片，而中国人连导演、灯光、摄影都要跟人学。画面上能看到的几个话筒大多是苏联的。
这一天，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兴高采烈，街上的红布白布早都卖光了，人们自己做红旗，广场上人声鼎沸，天上飞机隆隆，地上坦克轰鸣，周围礼炮作响，城楼上频频招手。这边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那边朱总司令宣布要消灭一切残余的反动派。好不壮观，好生豪迈！
后来，画家董希文画了着名的油画《开国大典》，却是历经磨难，一会儿要把高岗涂掉，一会儿又要把刘少奇涂掉……桩桩都是故事。开国大典的播音工作由齐越和丁一岚承担，他们都是着名的播音员，那次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实况转播。
有意思的是，天安门在此前并不太出名，自从在天安门阅兵后，随着新中国邮票上有了天安门之后，它才渐渐出名，成为象征红色中国的城门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