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卡尔的顾虑现在可以放到另一边去了。贝多芬正在创作《弥撒祭曲》。侄子的官司使他完全忘却了音乐，而现在，音乐的思维重新充满了他的脑海。
1819年夏季，凡是朋友们到谬特林去拜访贝多芬的话，结局都不会很妙。访客说不定会发现贝多芬的举止非常的狂野，常吼叫着，书写着他最伟大的《弥撒祭曲》。他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如此集中精力和如此长久地维持着一种如醉如痴的热情。
此曲的题目是无限的，其过程十分痛苦而又有诸多障碍。辛德勒在描写那年的情形时说：“贝多芬真是一个喧哗如天空的雷雨似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
辛德勒还花了不少的笔墨描写自己在8月间与维也纳音乐家约翰·霍萨尔加同去拜访贝多芬时所经历的情形：“那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屋内以后，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就是在那天的早晨，所有的佣人都被辞退掉了。因为在先天晚上，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争论并惊扰了邻居。我们只得自己准备床铺和膳食；当然，这一顿饭莱并不可口。在起居室里，我们听到大师正在唱着、吼着……当我们听了许久想要离开的时候，室门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外观不雅的贝多芬。看上去，他在精神上是永无休止地在和他的敌人斗争着。”
一交谈，这两位朋友才知道，贝多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
另有一件有关贝多芬的趣事，是由霍凡尔教授记录下来的。他记得此事发生在离维也纳不远的一家酒店里，一个警官向正在进餐的警察局长报告说：“局长先生，我们抓到了一个人，他使我们不能安静，他不断地咆哮着说自己是贝多芬，但是，他却是一个流浪者，穿了一件旧外衣，没有戴帽子，没有一点像贝多芬的地方，无法证明他就是贝多芬。”局长命令将此人关到明天再说。于是，我们要求看看这个流浪汉到底是谁，但没有被应允。第二天早晨，我的朋友很焦急，欲知道事态将如何变化了。原来，局长在晚上11点钟时被一个警察推醒，他说这个犯人一点也不安静，并且要音乐会的指导韩曹格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局长起了身，穿了衣服去叫韩曹格，并在半夜时赶到了监牢。韩曹格只看了一眼就说：“此人就是贝多芬，”并将他带回了家，让他睡最好的房间。次日，刑事官亲自登门作了深深的道歉。事实也就澄清了：那天贝多芬起得非常早，穿了件寒碜的外衣，没有戴帽子，外出散步。他沿着运河笔直走着，好像迷了路一般，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一直走到了运河的尽头才止步。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却靠在墙边从窗户看室内的情形，宛如一个乞丐。众人就叫来了警察抓他。他却说：“我是贝多芬。”而警察说，“当然啰，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你是一个流浪汉，贝多芬一定不是你这个样子。”这就是事实的真象。韩曹格给了他一些衣服，而刑事官也将他送回到巴登去，让他住在客厅里。《弥撒祭曲》在贝多芬的心中酝酿了五年的时间。在作曲的时候，他忘记了鲁道夫大主教的就职日是在1820年3月20日。但乐谱却离完成之时相差尚远。它并不是为任何教堂或宗教性质的集团而写的。从响亮的全体合唱开始而结束在悠扬的独唱声中。这种音乐还从未有人尝试过。
贝多芬写道：“它出自内心，也可能重入内心。”这是题写在原稿上的。当这首《弥撒祭曲》产生了戏剧效果时，贝多芬也认为理应如此，因为它的题目是戏剧性的；贝多芬不只是向民众宣传宗教的福音，《弥撒祭曲》更是伟大的音乐。
有人说，《弥撒祭曲》本是发生在罗马教堂的事件，是贝多芬带了他的侄子去忏悔，并接受洗礼。但贝多芬否认此说，他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仔细的考虑，以保证其含义真正对人类有意义。
在草稿簿中，可以看出贝多芬的上帝观念受着时间的影响。他的信条和神学观念可能是从他自己以前所读到的东西中猜想出来的，诸如他所引用的康德的诗句：“人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律，头顶之上有灿烂的天空。”还有从歌德的诗文中所摘的一段，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写成的，开头是：“上帝是无形的，因为他不能被我所看见，他没有任何形状，但是从他所做的工作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永生的、万能的、全知的和无所不在的，他是多么的伟大，一切欲望都没有，他是崇高的；没有人比他更伟大了。”
贝多芬的日记中也这样写着：“为了要写真正的宗教音乐，我看了大部分的教堂歌唱音乐和现代翻译的诗体，同时也研究了诗篇和赞美诗中的诗韵。为了艺术，牺牲一切不重要的社交活动，上帝在一切之上！因为他是永久的神，是全能者，指示出人类所作的善事和恶事……我将永远地信任他。呵，上帝！请你做我的基石，我的光明，你，永远是我信念所寄托的地方！”
贝多芬想再作进一步的音律探试，巴哈给他的印象当然很深。这从他向出版商要巴哈的《B小调弥撒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两首弥撒曲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巴哈的作品是抄袭从前旧作的形式与色彩，而贝多芬的作品始终带有一些交响乐色彩，情感集中，并富于力量。贝多芬对每一个字都是生动地加以利用的。
贝多芬看到合适的素材就采用它，从各种不同的弥撒曲、追逸曲和四重奏中采取下来，根据自己的手法和目的加以应用。
贝多芬与出版商“双重接洽出版”的所有作品，当以《弥撒祭曲》的接洽次数为最多，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对他最有野心的作品有过如此矛盾的允诺。
尚耶说这种接触，“如见了鬼一般的多”。
到了1820年3月18日，正是贝多芬的朋友鲁道夫就任奥尔姆兹大主教一职之前两天，贝多芬写信给出版商辛姆洛克，要求为了这首未完成的乐谱而寄给自己100弗洛林；同时也答应早日完成作品。但足足过了一年，出版商仍未收到乐谱。
在 1821年 11月 12日，贝多芬写道：“这首《弥撒祭曲》可能即将送出，但它必须要由我再仔细地看过。”作曲家的意思是想把此曲的价格抬高，便不顾他已答应过的辛姆洛克的诺言；同时，他又写信给柏林的出版商舒里辛格，要其出版这首《弥撒祭曲》，并且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回音，舒里辛格也答应了。
1822年7月26日，贝多芬又写信给莱比锡的彼得，提起这首《弥撒祭曲》的事，并且说：“舒里辛格以后不再从我这儿得到什么的；他作弄了我，不说这一点，他根本不是接受这首《弥撒祭曲》的人。”但是，这几句话并没有阻止日后贝多芬与舒里辛格磋商出版的问题。
到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提议：“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能信任其余的人。”
辛姆洛克仍旧在催促贝多芬。但他在1822年9月13日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我有了4个出版商，其中最低的愿出1000弗洛林。”辛姆洛克的慷慨性格当然不会使他的工作受到亏损，虽然贝多芬和辛姆洛克商定的数目要比这小得多。但辛姆洛克还是接受了。贝多芬打算将《弥撒祭曲》交给他，并说：“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儿去，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更方便些。”
不用说，乐谱是不会送去的。有两个出版商都表示愿意出1000弗洛林的价钱。贝多芬也不希望再超出此价。但他还是希望从辛姆洛克那儿得到1000弗洛林，因为他还是珍视波恩时代的朋友的友谊。
然而，贝多芬仍在重复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承诺。到11月间，他又写信给彼得说：“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此时的贝多芬已写了两首弥撒曲，他所要决定的是送哪一首去为好。辛姆洛克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一首。贝多芬如此答复他：“你当然将接到即将完成的两首伟大弥撒曲中的一首，其中之一是《升C小调弥撒曲》，另一首是D大调的。”
接着，贝多芬又有另一个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送给他们各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但是，它却始终未能出版。有10个国家君主或团体接受了这个提议（俄国、丹麦、普鲁士、萨克松尼、托斯克尼、海萨·顿姆城的公爵夫人，俄国加力金和拉雪维尔王子、法兰克弗的格雪立阿社团）。
《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进行演出，贝多芬很满意。但是，却招来正在等着乐谱的其他国家、公国的大臣们的抗议。尽管贝多芬也想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来推却、遮掩出版延误的事，但任何一个皇帝、王公付了50个金币而仍得等待着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当然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出版商对于贝多芬的希望仍旧保持着，直到1823年3月，他才交给辛姆洛克出版。贝多芬写道：“除了你，另外有两个人都希望有一首弥撒曲，我至少要写3首：第一首已完成了，第二首还没有，第三首甚至于尚未动手；你若付给我1000金币，你将得到这首弥撒曲。”
贝多芬仍要增加他名单上的名字。他写信给兰兹请他在英国代找一个经纪人。在维也纳的大彼里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费用并接受了乐谱。当大彼里坚持要立刻出版的时候，贝多芬想起了他的众多的“皇家定户”。他说曲谱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里威胁说要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做。
过了半年，到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才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商，每一首“新颖而伟大的弥撒曲”要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雄伟的交响曲”则为600弗洛林。这两个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儿子司各特和莱比锡的柏洛布斯特。他们立刻接受了他的条件，并且收到了《弥撒祭曲》、《第九交响曲》、《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4号）和另一些小作品。他在1825年才出版了《弥撒祭曲》。
平心而论，贝多芬从来不知道世界上的交易原则，但他在这方面却又任性而行，且决不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家或是聚财的能手。人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辛姆洛克愿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破坏自己的诺言；再不然的话，人们就可以这样说，贝多芬是为了图虚名，让一个又一个出版商跟在自己的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这首闻名已久的《弥撒祭曲》。
贝多芬在1822年夏季写信给弟弟时这么说过：“他们为了能出我的乐谱而争夺着。”拖延时间已成了惯用的手法，无论对哪个经纪人都不例外。他对出版商们的要求都表示应允，从不说“不行”或“不大可能”之类的话，这么虚晃一枪的答复在他而言，实际上已成了习惯。
贝多芬所做的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若被出版商们集中起来，并加以起诉的话，那他一定会受不了。
沙利文先生写道：“贝多芬的道德是高尚的，但当然并不是说他在生意道德上亦是如此。反之，他的这类道德往往是变幻不定的、不协调的。他所创作的《弥撒祭曲》不是胡作非为的人所能出版的。但他情愿和你作着激烈的辩论而不愿轻易地摇一下头。只有了解了他的这种怪癖，人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若更为仔细地观察贝多芬的行动，也就更能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着奇怪而曲折的理解力和特殊的生活道路，他的性格是从幼年时就已养成的。有人记得还在年幼时，贝多芬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喜欢与世界相敌对，有时非常的傲慢，或突然地大发其怒，却不去辨明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他成了聋子，“孤独”将他放置于幻想的生命中，而幻境变成了现实和猜疑。他所传染到的曲意奉承的习惯使他具有了好嘲弄之癖。在朋友之间，他不时地轻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已成了习惯，很少有例外，谁要同他商量《弥撒祭曲》的事，那简直是在做梦。
贝多芬对很多事情似乎都已绝望，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自信心除外。他在1822年告诉兰兹说：“只要我在伦敦，我就可以为交响音乐会作曲！”谢天谢地，贝多芬是能作曲的，但是对别的事情，他就不能胜任了。
贝多芬的心中，“弥撒曲”是为上帝而创作的乐曲，也是为世界服务的乐曲。让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则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曲，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时期”是不会有的，虽然他忠实的恩人曾经设想过、努力过，试图把他带入其中。为贝多芬所不能了解的是这个社会不能给他自由创作的条件。他的恩人和出版商也不见得比他的处境好一些，他们同样遭到了不幸。
有时，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他所爱慕的人也用困惑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他的信中时常讲到他们的不正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