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浩回来已经过了午夜，苏亦然仍在熟睡中。关富贵则在假寐，听到门锁转动声，他翻身下床，指了指苏亦然，又“嘘”地示意勿惊动他。可是，苏亦浩怎么也控制不住了，猛地扑了上去，苏亦然醒了，弟兄俩抱头痛哭。
亦然，你怎么这样糊涂呢？把家里人都急死了！苏亦浩问，这些天，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先到了广州，逛了几次舞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我不敢再去跳舞，开始在街头闲逛，旅馆也住不成，只好露宿在外面；不久，被政府当成盲流送到收容站。我不知道会受怎样的处罚，害怕极了，设法从收容站逃了出来；后到一处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搬运水泥，挣了几个钱便去了珠海，在珠海临时工的活不好找，我便开始拾易拉罐……
这时，你给班上一位女同学写了信，让她也来，是吧？亦浩打断他的话。
你们怎么晓得的？她背叛了我！苏亦然感到吃惊，生气地说。
你自己都顾不了，让她来，不是害了人家？苏亦浩说。
她家是华侨，有钱，我是指望她多带些钱来，两人痛痛快快地玩玩，谁知她关键时刻经受不住考验。我出发前，她还口口声声说爱我哩。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
苏亦浩和关富贵却不禁相视而笑。
我们是在你离开珠海之后两天去那里的，你爸的电话来迟了，否则在珠海我们就找到你了。关富贵说，那么，你又怎么想到来深圳的呢？
其实，离开珠海到了广州，我就有些后悔了，我想凭我的本事在这边生活真太难了，我又想到家里一准急坏了，可我又心不甘，都说深圳钱好赚，又好玩，我就来了，偷着进来的。亦然说，但是，这里的钱并不好赚，找工作得有身份证，有文凭，我哪有文凭？身上的钱已用光了。我只好又拾易拉罐，半饥半饱地混日子，我形同乞丐，就是关叔叔见到我时那副样子，蓬头垢面，又脏又臭。说着，他又哭了起来。
你真傻，为何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可以给你用电汇汇钱让你回来嘛！苏亦浩说。
我也想过，可是长途电话很贵啊，我哪有钱？苏亦然说，这些天，我拾易拉罐还到过中学附近，听到朗朗的读书声，看到同我一般大的学生在操场打篮球，打羽毛球，我真是羡慕死了，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去，回到教室去……我真蠢，哥，关叔叔，你们能原谅我吗？
苏亦浩和关富贵交换了一下欣喜的眼色，倏地搂住苏亦然，在他后背亲热地拍着，说：亦然，你有了这回经历，我对你充满了信心，不是有个说法吗，对于青年人的幼稚和无知，上帝也会原谅的！这一晚，三人谈得很晚，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倾诉。
翌日，他们搭乘飞机回到南京。苏健夫妇亲自去了机场，迎接儿子的归来。
苏健让苏亦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在关富贵的陪同下，他将儿子送回了学校，面见了校长和班主任。
孩子出走，作为家长，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我向学校表示深深的歉意。苏健神色沉重地说，今天我领他来，绝没有硬塞给学校的意思，学校给他任何处分都是正当的，应该的，即使开除，我也无话可说。
苏健亲自跑来，且作了这样一番表态，这是校长始料不及的。校长心情则相当复杂，苏亦然因迷上了迪斯科而旷课，成绩直线下降，影响已经很不好，照规定应予“警告”和“记过”处分，却因看在部长的分上而未作处分，引发师生的不满。这次，他又檀自出走，论说，开除也够格了，况且苏健已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可是，苏健这次带孩子完全像负荆请罪，苏亦然走到这一步，学校也并非没有责任，但苏健只字不提。果真把这孩子开除了推向社会，那又怎么办？一时间颇费踌躇。校长望望班主任，班主任的目光却移开了，她知道校长的意思是让她先讲，可她又能讲什么，深浅难以把握。趁这空档，关富贵开口了，他介绍了苏亦然布几座城市的遭遇，特别提到他在深圳中学校园外面的感受和他的悔悟，最后说：校长，给亦然一次改过的机会吧！校长、班主任，我真的错了。苏亦然流下了眼泪，我在深圳过了几天乞丐般的生活，那时我就知错了，不仅错在出走上，还错在旷课泡舞厅上，另外，我谈恋爱也不对，我通通改还不行吗？假如学校能重新接受我，我一定改！我保证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绝不再上舞厅，不再旷课，不再谈女朋友，我要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去，消灭不及格，争取好成绩！他哭着说道，还有，我在外面这些天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不信，学校可以向广州、珠海和深圳警方了解，如发现我说谎我欺骗，学校随时可以把送到局子里去……
这坦率无邪的话和深深的痛悔撞击着在场所有人的心灵。苏健不停地摇头叹息；关富贵捏着苏亦然的手让他控制剧烈波动的情绪；班主会用手帕按了下眼角，不让泪水流下来；校长紧紧地抿着嘴，空气让人感到窒息。
少顷，校长说，苏部长，我相信你们每个人说的都是真话，我能感受到这次挫折带给亦然的变化和悔恨，事情已到这个分上，学校再不给他一次机会，那就有违事理，不通人情了……
谢谢，太感谢了！苏健急切地说。
不，事实上我们也有责任，改革开放了，学校政治思想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难度很大，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校长说，不过，这次，对苏亦然同学的错误，学校还是要作出适当处分的，只有这样才能教育苏亦然和全体同学。这一点我得向苏部长说清楚。
应该，应该，您完全不必考虑我的因素，其实，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一个学生家长，尤其是一个犯错误的学生的家长，我没有任何权力影响校方的决定。苏健诚恳地说。
好，有您这态度，我们就没有顾虑了，校长说，不过您放心，我们既然接受了他，他便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不会让他难堪的，也不允许有人起哄挖苦和嘲弄他。说着，他转向苏亦然说，我相信你的保证，希望你经受住处分的考验，成为一个好学生。
校长，我什么也不说了，您就看我怎样做吧！苏亦然说。
行，就这样，下节课班主任就领你回班级去。校长说。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苏健起身说，我们就此告辞了。
苏健和关富贵跟校长、班主任握了手，遂离开了学校。
小关，要感谢的还有你。坐在轿车上，苏健说，别说是你多日奔波把亦然找回来了，就说刚才你介绍亦然在外的遭遇，一番话的确打动了校长和班主任，我发现你很善于调节气氛，处理这种复杂微妙的棘手问题。
不行，我还差得远呢！今天能这么说、这么做，那还不是您言传身教的结果。关富贵说，啊，我想起来了，亦然除了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关键还要把功课补上去，让成绩赶上去。这样吧，如果苏部长不嫌烦，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到府上替他补课。
苏健点了点头，不由得握着关富贵的手久久未放。
一个月后，关富贵被调到省人事局，提升为调配处副处长，鉴于处长空缺，实际上是他负责。圈内人都知道把这个肥缺给关富贵，乃是苏健对他的回报。从此，他就在这个令人眼红令人垂涎的岗位上一直干了下去。
一晃巳到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学分在省城的几个人没多大变化，各人在忙各人的事。
孟斐依旧干他的记者，但因这几年报社相继调进了许多人，他的工作量相应减少，得空写了些针贬时弊的报告文学，社会反应褒贬不一，但褒多于贬。
郑清泰在电台总编室主任的位置上始终兢兢业业，只是杂务缠身，很少有机会深人基层深人实际，再也写不出《圣火不灭》那样产生强烈反响的文章，他因此而苦恼过，甚至想辞去主任的职务，却难以如愿。
关富贵春风得意，执掌干部调配的权力，虽说一个干部的调动成功与否，最后得由局党组研究，局长拍板，但实际情况，无论是党组其他成员以至党组书记、局长，通常情况下都是尊重调配处意见的，更何况，局党组的人谁不知道他是组织部长苏健派来的，得罪他不就是得罪苏健嘛！凡是多少知道他一点底细的人，都把这位关处长当成“关口”，背地里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人们或出于狡黯或出于无奈，想方设法“闯关”，有请上层权势人物写条子打电话的；有托三朋四友上门游说的；也有孤立无援者横下一条心，不顾女主人柴珍珠的白眼和鄙夷而跑断了腿的，但不管哪种类型的，都少不了“进贡”，送的也就是烟酒、人参、阿胶、蜜橘、鸭梨什么的，柴珍珠是“来者不拒”。关富贵则有些担心，对妻子说，你别收了，万一传出去影响不好。
柴珍珠“扑味”一笑，冲丈夫说，你啊，榆木疙瘩，旧戏上不是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自古就这样，你替他们调进调出，劳心费力，他们孝敬一点还不应该吗？
可我琢磨这总不好。关富贵说。
柴珍珠一气之下将几条中华烟和一摞人参摔在丈夫面前，怒道，那好，你去退给他们！关富贵发怵了，说，要么……还是适可而止吧！我又不是三岁孩子，要你点拨？柴珍珠的脸色转为平和，说道，反正不是敲诈勒索的，是这些人送上门的。真的有人问，我说人家还是被迫的呢！关富贵微微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就这样，他既踌躇满志又心存困扰，但并没有啥节外生枝的事发生，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也习以为常了。
田蒙呢，这几年在省委党史办并不顺心，看着关富贵、郑清泰都提拔了，他心理失衡，不过，他认识的老同志多，相信机会只是迟早的事。党史办主任房逸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历史系毕业，是位忠厚长者，党性很强，学养深厚，是个笔杆子，省委曾有意任命他任省委副秘书长，他却力辞，说党史办的工作正适合于他。他一心想调动集体的智慧，搜集、整理、编撰出本省的党史资料，以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就在这里。田蒙调来这里的背景他当然清楚的，对田秉仁烈士，他由衷地崇敬，因而对田蒙也就格外关照，但这关照不是提拔田蒙当什么“长”，从他的观察和同事的反映，他认为田蒙有些浮躁，患得患失，不是把父亲的革命业绩作为砥砺自己进步的动力，而是作为炫耀的资本，他为此而担心，觉得田蒙需要磨练。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面广量大，需要到各地查阅现存的党史资料和敌伪档案，还要走访尚健在的有关当事人和已故者的亲属，因而，经常得出差，去一些陌生的地方调査那扑朔迷离的往事，这让田蒙感到新奇甚至神秘，顺便还可以游览一些久已向往的名胜古迹。这也使他感到欣慰，最初一两年就是这样过去的。但资料的搜集浩繁复杂，有些人和事因年代久远，被调查者记忆有误，说法出人很大，甚至截然相反，这就需要重复调查，这原本是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所在，而田蒙却嫌烦，只因为大家都这么干，他也不好公开说什么，但心想：得找个理由摆脱这四处奔波的状况。
刚好这时郑清泰打电话给他，问能不能就他所掌握的有关他父亲田秉仁烈士的素材写一个广播剧供电台播出。广播剧，他兴趣不大，但郑清泰的建议启发了他，他想干脆编它个电视连续剧，写地下斗争的，而且场景涉及到台湾，收视率肯定很高，这样既宣传了父亲，他自己也可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
他很兴奋，几乎未及细想就向房逸峰汇报了这个打算。房逸峰说宣传田秉仁烈士我非但没异议而且觉得应该，只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他的资料有限，他长期在敌人营垒中，在特殊战线上战斗，这里面有报战、心理战，人鬼混淆，真假难辨，有正义与邪恶的搏击，也有党性与人性的冲撞，倘有足够资料，再把它搬上媒体，无论是报刊，广播或电视，都不但有观赏性，而且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正是这样想的，田蒙抢着说，忽又额首致歉，啊，对不起，打断了您的话。
没事，房逸峰说，我考虑广播剧或电视剧是否往后放放，第一步先把你父亲的事迹尽可能地调查清楚，然后写出烈士小传，在此基础上再拟订下步运作方案，以为如何？
房逸峰想得很周全，田蒙没有理由拒绝，但他担心这样下去，电视剧的事势必要拖延。他深知拍个电视剧不容易，先得把剧本拿出来，还得征求意见，电视台敲定后，又得寻找赞助或协拍单位，他巳与调进省城的卜太平接触过。卜太平说只要本子好，他将尽力说服烟草专卖局的头儿“出血”；接着便是搭班子、选择导演、物色演员、选景搭景、拍摄、后期制作、出样片、接受审查、剪辑修改、再审，还有包装炒作、宣传攻势……真能把人的老命给折腾掉，尽管他只想管编剧，可拉赞助的事肯定推不掉，卜太平的许诺很活，没绝对把握，万一不行，他得到处求爹爹拜奶奶，装孙子当熊包。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他非干不可，为了冤屈致死的父亲，也为了并不得志的他自己，这回算豁出去了。
想啥呢，说说看。房逸峰见他走神，问道。
噢，就按您的指示办。田蒙说。
此后，他便着手调查起父亲的生平事迹来。他首先盯上母亲，让她谈跟父亲的相识、相恋和父亲的性格、言行举止、平素接触的人和怎么怀疑起父亲是地下党、两人最后的别离等等尽量回忆些情节和细节。
神神秘秘的，做什么呀？母亲许冬茵问。
我要给父亲立传，房主任非常赞同呢！田蒙说。
这是好事，许冬茵不由得望了一眼客厅墙上丈夫的遗像，抹了下涌出眼角的泪水，说，你别急，我得慢慢回忆，想起什么，就随时告诉你。
田蒙似乎等不及，他让母亲提供父亲生前的一些熟人和朋友名单。许冬茵殚思竭虑想出十来个。她说，都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也不知是留在大陆呢还是去了台湾，是活是死，所在城市知道，但具体门牌号码不详。这事难度很大，假如深人不下去，就把它停了，你父亲在天之灵不会怪你的。
妈，我知道该怎么做。田蒙说。
田蒙有时显得很固执，他想办的事，说办就办，往往不计后果。眼下正值六月，楼下院子里的夹竹桃开满了繁茂的白花，已有知了藏在枝叶间断断续续地鸣叫，气温一直徘徊在摄氏三十度左右。对于田蒙的计划，裘慧也觉得挺有意义，但她不赞成丈夫近日就外出，天气日趋炎热，不宜出差，万一中暑累倒病倒怎么办？她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我没那么娇贵，我会照应自己的。田蒙说。
就算这样，裘慧说，现在离高考还有十多天，贝贝压力很大，要走，你也得等儿子考完再走。
家里有妈和你，儿子成绩一向不错，不用担心。田蒙说。阿慧说的在理，贝贝高考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母亲许冬茵说，你就延期出发吧！妈，我对贝贝充满信心。再说，我不能既顾老子又顾儿子，只能顾一头。单位催得急，我怎么办，硬着头皮也得走。
田蒙提到老子，这份真情使许冬茵感到无比慰藉，裘慧更不好说什么。他搬出单位，婆媳俩又不知是谎话，一时沉默了。
我出去，反正经常会给裘慧打电话的，就这样吧！田蒙作出决断。
田蒙母亲回忆起，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丈夫每隔一段时间要跑一趟上海，去了就住沧州饭店。第二天，田蒙遂奔赴上海，几经打听，才知道沧州饭店巳更名扬子饭店，当年的老职员已所剩无几。他逐一拜访，出示翻拍的父亲照片，结果证实父亲的确在此住过多次，有人还告诉他，父亲住下后，常跟一位打扮人时妩媚动人的白小姐出双人对。田蒙闻此心猛一震颤，莫非在母亲之外父亲还一个女人？但闪念过后，他紧接着问道，这位白小姐做什么职业，服务于哪个机关，知道吗？
从来没问过，对客人查高问低不道德的，老职员说，不过，解放后，五几年吧，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名字记不住了，白小姐在里面演过一位资本家的三姨太。同志，要么你到上海电影资料馆去了解，或许会弄明白。
田蒙谢过老职员，搭车来到上海电影资料馆，他有省党史办公室的介绍信，馆里颇热情，不仅査看了五十年代的影片拷贝登记簿。查到了白小姐参演的那部影片，还取出该影片拷贝，在放映室单独放给田蒙看。这位小姐叫白丽丽，确实妩媚动人，扮演的角色更是风情万种，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诱人的魅力。田蒙心想，难怪父亲会那样……
请问，这位白丽丽如今在哪里？田蒙说。
噢，这倒不清楚，女资料员莞尔一笑，不过您可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人事处去问问。
于是，田蒙又来到上影厂。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他，白丽丽不是上影厂的，是上官云珠拉来客串的，她们是朋友。听上官云珠说，好像白丽丽拍完这部片子后生活发生了变故，精神受刺激落下了病，后来被送回老家青岛，跟侄女过了。可惜上官云珠不在世了，否则，她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田蒙不禁扼腕叹息，接着，他又找了跟上官云珠关系密切的几位演员，他（她）们都知道白丽丽这个人，甚至说出了当年拍摄影片时的一些趣闻，但拍摄之外的事却不知道。白丽丽虽然随和，但除了上官云珠，跟别人相处都是君子之交。
带着遗憾也带着希冀，田蒙北上青岛，通过市公安局户籍处，他顺利地查到了白丽丽寄住的地址，就在城南中山公园附近。他兴冲冲地赶去，但只见到白丽丽的侄女白萍。他未谈及父亲和白丽丽解放前的交往，只说代演艺界的一位朋友来看望白丽丽。
让您失望了，姑妈早在一九六四年就病故了，白萍喟然叹道，她是精神崩溃而死的，这次就是不死，她也逃不过“文革”这一关，肯定会遭更大的罪。
是么？田蒙轻轻说道。
同志，您不知道，姑妈解放前在上海，以交际花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曾和一位跟您同姓的叫田秉仁的国民党上校有过多次接触，其实，这位上校也是地下党，他们最后一次接头时因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姑妈未能跟他见面，这已是一九四八年之底，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姑妈分析也许上校暴露了身份遭遇不测，也许去了台湾……
田蒙屏声静气地听着，不由得簌簌发抖，说，白萍同志，我就是田秉仁的儿子啊！啊！白萍瞠目结舌。
父亲奉地下党和国民党联勤总部的双重命令，随军撤往台湾，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部位，已是中将军衔，可在“文革”中因我方情报出了问题，父亲不幸蒙难……直到前几年，有关方面才告知了此事，父亲被追认为烈士。
那这么多年来，你们家庭一定吃了很多苦吧？白萍说。
始终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历次运动都挨整，那情形您是可以想像的。不瞒您说，最近我一直在调查父亲的事，在上海听说了白阿姨跟父亲的交往，通过上影厂才知道你们的地址。
唉，姑妈也就因为这段历史的缘故，那部电影拍摄放映不久即受到审查，并因此深受刺激。白萍泪水止不住地流，她终身未嫁，一直跟我过……
她是受我父亲牵连，田蒙恹恹地说，实在对不起。
谁对不起谁呀？我想他们都是自觉自愿投身革命和从事地下工作的，白萍说，只因令尊去了台湾无从查证，对于这段历史，姑妈怎么说人家也不信，无数次的审讯逼供，她神经错乱，但奇怪的是她的信仰始终未动摇，临终前，回光返照，她拉着我的手，梦呓般地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泪水顺着白萍的面颊流向下巴跌落在地。
白阿姨死得真冤枉！田蒙说。
所幸，去年，有关方面替姑妈平了反，也追认她为烈士了。白萍说。
那阿姨有墓吗？田蒙急切地问。
原先的坟，“文革”中毁了，去年，政府将她的遗骨迁往革命公墓，重新起了一座坟。白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