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清晨，滕益打发自己的老婆、儿媳和几位女眷来东大村打理孩子的行装。打理完了，又张罗着吃了午饭，之后抱的抱，背的背，抬的抬，出了北口直奔南城寨，一路风风火火，有说有笑，早有人遥见大队人马过来了，便撺掇着滕益去寨口迎接，接到了家，歪老汉唯恐姐夫心里难受，一直陪着姐夫喝茶说话嗑瓜子，一会儿说年景，一会儿说两家的娃儿，企望姐夫就当走了一趟子亲戚，串了一趟子门子；老四老五年龄尚小，心中无所牵挂；婆子媳妇们沏茶递水，杀鸡蒸馍；待众人团团围坐，该吃吃，该喝喝，人人落个欢天喜地，各得其所。
吃完了晚饭，聊有片时，张鸿恩配合众女眷安排老四老五早早睡下。翌日卯时，趁娃儿们未醒，张鸿恩辞别滕家，单自上路，走了大约1个时辰，进了北口径奔自家屋院，一屁股坐于八仙桌前，眼泪吧嗒吧嗒掉成了线儿。仅1夜之间恍若隔世，空荡荡的屋院死一般的沉寂，想起病故的爱妻及两个幼子，终忍耐不住伏在桌上哇哇大哭。
一年以后，张鸿恩续弦许氏，之后又添二子，起名张翰麟、张阁麟，在张家同代兄弟中排行老六、老七。舅舅这边，老四老五与几个表兄弟一起成长，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直至晚年，老四张秀甫的一大快事就是能与表弟滕金堂见面聊天。张灵甫两三岁即由舅舅代养，在性格及为人处世上，深受舅舅滕益的影响。长到七八岁，兄弟俩重返父亲怀抱，每逢节假日，小哥俩少不得结伴回舅家住上一段时日。张灵甫长大成人后，知恩图报，自入伍提干有了薪水，第一个接到他薪水的人就是舅舅滕益。
30年以后，张灵甫以74军副军长的身份荣归故里，大爸张鸿儒逢人便说：“当年多亏娃儿他舅了，老五现在可是成大气候啦！”
六、 绛帐清风与头名状元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各州、县、村开展启蒙教育，大办学社。至晚清光绪年间，学社改称学堂，多为私塾，一塾一师，师长始称教习，后称先生或教员，再以后又有了助教、讲师、教授等层次分明的称谓。
1908年，住于东大村东头的王家，首开学堂，初始招收学生8人，皆为王家后裔，后来也开始接纳其他姓氏的子弟。教员叫王朝宾，世代书香门第，人称六先生，字帖、文章、诗词远近闻名。清末，王朝宾及哥哥王士杰均考中过清朝的秀才，有了秀才身份，方有资格开办学堂。
学堂分初、高级班，均由王朝宾开讲。初级班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高级班教材为《孟子》、《论语》、“四书”、“五经”、《春秋左传》。
到了清末民初，规定儿童7岁入学，先就读初级小学(初小)4年，之后再读两年高级小学(高小)。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主修有公民(修身)、国语(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体育、音乐、美术(手工)9个科目。
张、王两家相距不远，两家人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十几年下来，东大村及邻村凡有出息的读书人，大多出自王朝宾门下，其中包括张鸿儒的大儿子张德甫和三儿子张致甫。
早年，凡做出成绩的教书先生被人尊奉为“绛帐”。那年秋天，王朝宾家宾客云集，灿烂的秋阳照耀着那张大书桌和一长排木书柜，也照耀着悬于堂屋的那块大牌匾。牌匾上镌刻着四个大字：“绛帐清风”，牌匾由张德甫、张致甫发起，联名诸多学生一同捐资赠送。在牌匾的右下角，注有几位得意门生的头衔，如：佳县县长张致甫，省建设厅材料科科长张德甫。
到了1913年，何生勇的叔父何惠川亲任校长，在东大村崇寿寺内办了一所“三民学校”，生源来自东大村、西大村、北大村和索庄村，学生7岁、10岁、15岁不等，多时高达300余人，学校为私塾复式教学，分低、中、高3个班，班与班轮流上课，由先生领读，学生跟读，每日填鸭式地满堂灌。低年级学生上课，中高年级学生自习，反之也是一样。课后学生们背书，背完书先仿一个大字，大字中间写中字，中字之间写小字，先生批阅时，对写得好的字句，用红颜色的笔以画圈方式予以肯定。
张灵甫幼年丧母，童年和少年时代，得益于舅舅、舅母和父亲的疼爱与呵护。父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舅舅剽悍、大气，王朝宾老先生的学养、学识，还有“三民学校”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对张灵甫的成长起过重要作用。
听何生勇老人说，张灵甫在三民学校就读时，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尤其对历史、古文和旧体诗词兴趣浓厚，国文成绩非常突出。少有大志，心比天高，张灵甫常与志趣相投的同学谈古论今，信奉“男儿当力挽狂澜，做中流砥柱”。每每评说岳飞、拿破仑，面颜英迈，目光熠熠，既能与人吐肺腑之言，又不肯与人苟同，且性情直杠，事事不甘人后。有一天，他父亲跟一个村农说自家的田地不够种，想再租种别人家的几亩地。13岁的张灵甫站在一旁，当即反问父亲：“为什么非要租种别人家的土地？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土地才对呀！”
临近高小毕业，德甫、致甫全力劝说二爸要让老五一直把书念下去，高小毕业后还应送省城完成中学学业。张家为耕读传家，既然老五书念得好，就要供他，多坚持几年，兴许就能供出个名堂来。
二爸心中自有盘算，自续弦许氏，又添两娃，如果继续供老五去省城念中学，自己、许氏、老四、老六、老七就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不过，两个侄子见过世面，考虑问题长远，且十分坚定地表示：“倘若不让老五继续念书，就等于把他坑了。如果仅仅因为经费困难，侄儿们愿解囊资助。”二爸思前想后，终于点头答应。
中学毕业考试时，张灵甫中了头名状元，名列毕业班榜首。张居正老人回忆说，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天王朝宾老先生从西安返家，一进东大村的南门楼子，逢人便讲：“灵甫这次为咱村争了光了，考了一个头名状元，了不起呀！了不起！”
1918年夏，张灵甫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每逢假日，他带着笔墨纸砚，去西安文庙临摹王羲之、何绍基、柳公权、颜真卿的碑帖，有时错过午饭时间，就买上一块烧饼充饥，渐渐练就了一手好楷书。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打倒列强，笔诛卖国贼”、“士可杀不可辱”、“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可丢”，学生们向民众宣传抵制日货，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京学运风潮迅速蔓延到秦川大地，西安的大中学校纷纷罢课响应，高举横幅标语，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时代的风起云涌，在青年张灵甫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毋庸置疑，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对张灵甫的人生影响巨大。
1921年夏，张灵甫师校毕业，因国文成绩优异，对中外历史情有独钟，老师和同学们劝他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
能成为一名北大学子，张灵甫当然求之不得。可是进京城念大学，一年至少要花五六百块大洋，这跟念省立师范完全不是一回事。张灵甫写信垂询父亲意见，父亲求哥哥鸿儒代笔向儿子述说苦衷：
“我们非大户人家，不论你继母同意与否，做父亲的都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兄张秀甫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这些年与老六、老七一起，一直给父亲当帮手，父兄4人整年辛劳自不必说。老四现已娶妻成家，老六、老七眼瞅着也要娶媳妇。如果一直供你念到大学毕业，父母、兄嫂、两个弟弟及堂兄们都要背负沉重的包袱。你已定婚，师范也毕了业,咱村就办有三民学校，声名在外，莫不如回乡教书，择个吉日把婚事办了，也算了了做父亲的一桩心事……”
张灵甫想了很久，觉得父亲说的句句都是实情，自己已长大成人，到了该为父兄们排忧解难的时候了。这样想来，张灵甫果断地决定：返乡教书，成家立业，开始人生新的征程。
七、白虎上床，八字犯忌
师范快毕业时，经人介绍，21岁的张灵甫与19岁的邢勤英鸾凤和鸣，喜结良缘。邢勤英乳名倩倩，生于1905年，小灵甫2岁，家住东大村西头，与北头的张家相隔不过百米。倩倩的父亲叫邢世荣，当时在东大村任保长。
倩倩中等偏高，平日发不抹油，脸不施粉，看上去亭亭玉立，眉清目秀。夏季倩倩脑后常梳着一个小辔，手持一把芭蕉扇遮阳，上穿白绸短袖衫，下着灰蓝色女布裤，逢人不笑不说话，声音洪亮，动作麻利，唯一缺憾的就是裹着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一拧一拧地晃。
张灵甫回到东大村，先去村办三民学校求职，很快获得通过，只是不按月发放薪水，而是按年给教员们发放小麦，依据年景的好坏，每年三四百斤不等。自有了工作，结婚成家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筹办婚事，万事皆顺，婚期临近时，算命先生突然说老五的生辰八字沾白虎，与倩倩的生辰八字犯冲。结婚之日午夜之时，洞房灯光若明若暗，影影绰绰，此时白虎极有可能蠢蠢欲动，一旦占床，颠鸾倒凤，会惊吓到刚刚进门的新娘子。但也不要害怕，破解有办法，就是要在午夜时分，派数人进洞房猛敲铜锣，白虎闻声害怕了就会回避，这样一来，新郎新娘圆满合房，双双无忧。
“白虎”的说法向有来历：
古时候每遇战事，手中有了“虎符”，才有可能调动一兵一卒。“虎符”由上下两块严丝合缝的模块组成，一块存在皇帝那里，一块握在统帅手中，可见一旦启用“虎符”，绝非寻常。
到了宋代，人们用“白虎堂”比喻帅帐，宋朝高太尉(高俅)商议军机之地即冠以“白虎堂”之名，也称“白虎节堂”。朝廷制有严格的规定，凡持刀擅闯“白虎堂”者，行刑残苛，重者死刑，轻者发配。当年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买了一把宝刀，高俅设好陷阱，传信邀林冲前去比刀，结果林冲带刀误入白虎堂，自此脸刻黄金印，发往沧州服刑。
“脸刻黄金印”，是指在犯人脸上刻字，又称“打黄金印”，行刑时犯人面部血流不止，印迹也会永远留在脸上。这是对持刀擅闯“白虎堂”者所实施的凶暴的刑罚之一。
我国近代著名大诗人聂绀弩（生于1903年，与张灵甫同龄），曾为林冲的这段遭遇写过一首著名的《题壁》诗。诗中有这样两句：“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寥寥14个字，字眼新奇而不失韵味，言词幽默却饱含辛酸。大意是说，林冲脸上虽被打上了黄金印，内心却轻蔑耻笑高太尉：你个权贵老儿，居心歹毒，下流卑鄙，“白虎堂”原来不过如此！
算命先生说张灵甫的生辰八字沾白虎，是说新郎的命运与帅帐、兵部衙门、军机要地有关联，破解的办法是在新婚午夜派人进驻洞房，猛敲铜锣，以驱吓白虎。
对“白虎占床”之说，张家长辈半信半疑，老五仅仅是村办高小的一位教习，什么“帅帐”、“兵部衙门”的，边都不沾。再说村办小学位于崇寿寺旧址，与“军机要地”相差十万八千里，你想攀都攀不上。呃，听说你这个算命先生方圆百里满有名望，我们花钱请你算命，你怎么扯出白虎来啦？还让我们找人三更半夜闯入洞房敲铜锣，真按你的话去做，不伦不类的，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我家老五成什么了？一个大小伙子结婚，居然会引来一只吓人的大白虎，岂不让村人们笑掉大牙？商量来商量去，半信半疑的张家长辈，又不想得罪算命先生，于是采取折中的办法——洞房花烛夜，既不安排人进去敲铜锣，也不让夫妻俩午夜圆房。待客人走尽，新郎先在老屋打盹歇息，卯时之后再回新屋；新娘可留在新屋梳头洗脸，整理嫁妆，俟凌晨再圆房不迟。
新婚伊始，布衣张灵甫对倩倩知疼知热，衣食起居样样关心备至；倩倩对丈夫更是一往情深，百依百顺。灵甫每天去学校任教，倩倩在家生火做饭，蒸炒浆洗，侍奉公婆。
2006年6月10日，调研组来到陕西扶风，见到了83岁的刘桂霞大妈。刘桂霞是张居敬（老四张秀甫的次子）的媳妇，也是张灵甫的侄媳妇。她向我们讲述了她所熟悉的五娘：
“若算上雇工张顺德、李彦龙、刘应勤，家里每顿能有十来口人吃饭。若吃面条，就要和一大盆子面。大娘(堂长兄张德甫的媳妇)和五娘的手劲都特别大，和面、揉面、擀面、切面，一眨眼的工夫，几大盖帘子的面条就等着下锅了。我刚嫁过去的时候，年纪小，手劲也小，第一次擀完了面，左手腕子肿了起来，一碰疼得受不了。‘一定是抻了筋了’，五娘听说后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抓过我的左手腕，一会儿胡噜，一会儿揉搓，很快手腕红肿起来，但疼痛感已大大减轻。”
采访中，刘大妈告诉我们，“因为张家的家风好，所以大娘、二娘、三娘（县长张致甫的媳妇，常住西安）、四娘（后移居西安）、五娘、六娘、七娘，7个妯娌之间都处得好。张家长辈们常教导说：‘多个妯娌间，休要耍滑奸；只要心合意，黄土也能化金砖；又买骡子又买马，转眼又可置庄田；家家日子过得好，回走娘家母心安。’”
辞别之前，刘大妈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她丈夫（即张居敬）在村里念小学的时候，五叔正在部队当兵。部队经常换防，有一年由河南洛阳迁至甘肃大良，从城市到乡村，条件骤变，家眷不便跟随，五娘只好从洛阳回到东大村。年纪轻轻，空守宅院，时间一长，五娘心里空落落的。因不识字，心里焦愁，却无法给丈夫写信表明心迹。五娘把周围的人想了一遭，思来想去，觉得找自家年幼的亲侄子最为妥帖。于是每过上一段时间，五娘便去找侄儿居敬。居敬识文断字，聪敏过人，既然婶子找上门来，便一次次充当代言人，且多年诚实守信，守口如瓶。直至1945年7月，张居敬考上了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代言人的身份才宣告终结。
问及对五娘的印象，王树勋、何生勇等老人是这样说的：“张灵甫的大女人好啊，除了没文化，几乎没有别的欠缺，为人品行端正贤德，婚后既孝敬公公张鸿恩和婆婆许氏，又善待兄嫂和弟弟、弟媳。没文化，也不是她的错，那时候村里的女孩子很少有机会接受儿童启蒙教育。虽说五娘没文化，但心灵手巧，勤奋过人，记忆力过人。在张家，五娘威望很高，甚得大爸、二爸的信任及全家人的敬重，胞兄张秀甫对这位弟媳更是另眼相看，言谈举止极为尊重。五娘在张家能有如此地位，颇为不易，因为婆婆不是自己的亲婆婆，兄弟4人之间也是同父异母，何况自己的丈夫常年在外，极少回家。”
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随着张灵甫军旅生涯的旷日持久，若干年后，还真就应了算命先生的“沾白虎”之说，且“白虎之路”越走越顺——从排、连、营、团、旅、师，一直干到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区司令，刚满40岁便铺平了自己的将军之路。虽说日久天长，夫妻关系日疏日远，形同虚设，但直至战死，张灵甫一直承认邢勤英为自己的原配夫人，从这一点上说，邢勤英又是幸运的。始初，张灵甫也曾产生过离婚的念头，但想法刚一冒头，便被舅舅滕益给按了回去，其细节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第4小节——“舅舅大闹张灵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