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曰战争，我才正式地从事创作，我所达到的尺度很低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对我很热情，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我的作品的分析，很多都是溢美之词。我没有那么髙。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体会是比较深的。在过去若干年里，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枇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我的作品也受到过批判，在地方报纸上，整版地批判过，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也整版地批判过。最近山东师范学院编一本关于我的专集，他们搜集了全部评论文章。他们问我有些文章行吗？编进去吗？我说，当然要编进去怎么能不编进去呢。作为附录好吗？我说不行，应该一祥待遇。对于作品，各人都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一个时期也可以有一个时期的看法。我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那么高，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说个笑话，我估计我的作品的寿命，可能是五十年，当然不包括动乱的十年，它们处于冬眠状态。在文学史上，很少很少的作品參才能够永远被别人记忆，大部分的作品，会被后人忘已五十年并不算短寿，町以说是中寿。我写东西，是谨小愤礅的，我的胆不足那么大。
我与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荠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臀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我在文宇上是很敏感的，推敲己的怍品不要它犯错误。最近在新港上发布的我的一篇《琴与箫》现在看起来，它的感情很热烈的有种生气，感染着我。可是当时我把它放弃了没有编到集子里去，只是因为有人说这篇文章有伤感。还有一篇关于婚姻问题的报告，最近别人给我复制出来―当时发尜那个报告以后，有个读者写了篇批评，我也跟着亏了一篇检讨。现在肴起来，并没有多人的问题。
我存仵着很多缺点，除去一般文人的缺点，我还有个人的缺点。有时候名利二字。在我的电脑里，也不是那么净的。“利”好僳差一点；“名”就不定能抹掉。好为人师，也是一患。
我觉得写文章，应该谨憤。前些日子我给从维熙写了一篇序芦，其中有那么段在那个时期，我电要被迫去和那些流氓、青皮、无赖、不逞之徒、两面人、卖友求荣者、汉奸、国民党分子打交道，并且成为这等人的革命对象了。”写完之后，我觉得这段不妥当，就把它剪了下来。我们的道路总算走得很长了吧，是坎坷不平的，也是饱经风雨的，终走到现在。古人说七十可以从心所欲。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很清明，文路广开。但是写文草就是到了七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仍然是兢兢业业的事业。前不久，有人还在威胁，要来二次、三次“文化革命我没有担心，我觉得那样的革命，发动不起来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一场所谓革命中，基于他们的个人私心，几乎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毁掉，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我有幸见到我们国家现在这样好的形势，这样好的前途。有些人见不到了，比如远千里、侯金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人传说我看破了红尘，并且传到北京去。有一次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到天津来，问我：你看破红尘了吗？我说，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下部，人半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卫怫，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幕她那神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肴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
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十之地，文学史上两二行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
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杏仏世，现仵姑且不谈。如呆我们能够，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下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冉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戾心，是否有愧干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这是不好和别人争论的。有些读者，也不一定是认真读书，或是对你所写当时当地的环境，有所了解。过去，对《秋千》意见最大，说是我划错了那个女孩子的家庭成份，同情地主。这种批评，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很有些“诛心”的味道。出版社两次建议我抽掉，我没有答应。我认为既是有人正在批评，你抽掉了它，不是就没有放矢之“的”了吗？前〔年，出版社又再版这本书，不再提这篇文章，却建议把《钟》、《一别十年同口镇》、《懒马》三篇抽去。理由是《钟》的男主人公存些自私“一别十年同口镇》没有写出土改的轰轰烈烈、贫农翻身的场面，《懒马》写了一个落后人物，和全书的风格不协调。我想，经过“文化革命”，这本书有幸得以再版，编辑部的意思恐怕是要它面貌一新吧。我同意了，只是在后记中写道，是遵照编辑部的建议。
现在所以没有人再提《秋干》，是因为我并没有给她划错成份，同情那个女孩子，也没有站错立场。至于《钟》的男主人公，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自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能要求他怎样做呢？《一别十年同口镇》写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季的情况。老区的土改经过三个阶段，即土改、平分、复査，我写的是第一次土改，那时的政策是很缓和的在我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要进行平分，所以我也发了一些议论。这些情况，哪里是现在的同志们所能知道的呢。它当年所以受到《冀中导报》的整版枇判，也是因为它产生在两次政策变动之间的缘故。
至于《懒马》之落后，我想现在人们也会不以为意了。
《钟》仍然保存作《忖歌》一书中，其余两篇如有机会。我也想乃把它们收入集内。
过力强调写运动。既然是运动，就难免有主观、有夸张、有虚假。作荇如果没客观冷静的头脑。不作实际观察的努力，是很难写得诨实，闲此也就史谈不上什么艺术。
义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允明，便介茇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木。
要想使文学艺木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干艺术问题的白由寸论。“百花齐放”这个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怍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十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一毐苹，哪里还颐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迠因为艺术，其至只足一些描写，招来广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況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荇不了解时地的现实吋引起，作苦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荇是常常处于尸风的。
解放初，我曾和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通信论广一次《荷花淀》。《文艺报〕〉为广活泼一十一学术风气，刊登了据负责人后来告诉我：此信发出后，收到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淨气盛了。
有竞争，有讨论，才能促使艺术提高。
清末缪荃荪辑了一部丛书，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书。其中有一部《敬斋泛说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曾请曾秀苍同志书为小幅张贴座右。其文曰：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所以我不主张空谈艺术。技法更是次要的。应该告诉青年们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猱》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響点多钟，我止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广，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咐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口和台阶下都堆满从房顶霞場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称作灾异，说是：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吗？我甚至想。这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迖到了神人共愤，大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乩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广一个嘲料薄膜小窝棚，连大雨，不久，就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述足“寿终正寝”吧。
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涛度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阃，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冲观念。但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備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人道主义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道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读过他一本《穷人》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作家因为遭遇不幸，他的神经发生了病态。
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神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这里我想举出两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丑小鸭》和普希金的《茨冈》。这两篇作品都暴露了人类现存观念的弱点，并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种有宏大节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文学三昧。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