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庆喜离开江户，移居水户。7月19日，他又自水户出发，准备从水户的弘道馆迁至嗣子家达的新封地--骏府。如此算来，他在水户隐居反省的时间共计九十九天。
反过来说，历经二百七十八年，因丰太阁的政略被移至江户的德川氏又重新回到了骏府的居城。
庆喜自水户出发，经海路、陆路，于7月23日抵达骏府，住进宝台院隐居反省。其间，拥有二百八十年历史的大江户改称“东京”。
庆应四年（1868年）7月17日，朝廷正式发布改名通告。
其时，东北地方自然尚未平定。两个多月后的9月22日，会津城终于陷落，并留下了几多悲惨故事。
在会津城陷落之前不久，朝廷宣布更改年号。9月8日，朝廷改元，以庆应四年（1868年）为明治元年。自此，作为国家的日本的封建政治面目涣然一新。
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驶来浦贺海岸，令所有日本人一片哗然，开始意识到列强的存在。而今距离当时已有整整十五年，如此波澜万丈的历史过程足以胜过一个世纪的变迁。
即便如此，回想起来，其间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着实如履薄冰。面对列强的武力威胁，日本左躲右闪，好不容易来到了“明治时代”。由于各种极其微小的失误，东洋诸国大都失去了独立主权，屈服于列强的淫威之下。其中，只有日本勉强避开了列强的侵略，原因何在？
有些人将原因归结于武士道，有些人认为原因在于以“神国”自居的一君万民的国体，有些人举出了勤勤恳恳的国民性，有些人则指向了对回归优异民族的追求。
当然，正是这些优点相互作用，在西方列强横行世界，几乎全球所有有色人种都沦为其殖民对象时，日本才奇迹般地实现了有色人种中唯一独立的国家。然而，对于这些毅然舍身投入到逆卷倒回的怒涛之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起到直接作用的便是水户学。
那些早早便注意到列强的科学并为之倾倒的人们与固执的幕府不断斗争。就其毅力而言，他们同样是武士道的实践者，而就其强烈的人类信义而言，亦在水户学的范畴之内。
庆喜便是点缀在水户一角的日本刀。
可以称作“日本文艺复兴”核心人物的水户齐昭亦曾亲手锻造过刀剑，藤田东湖也在《正气歌》中大声疾呼--日本人只有不断磨练，才能从钝铁变成削铁如泥的日本刀。
在这种希望和期待中，庆喜出现了。既然如此，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所希望看到的“明治时代”这一问题，移居骏府宝台院的庆喜自然早已有了决断。
关于庆喜其人，时至今日，似乎仍无定论。其主义主张既是尊皇亦是开国，其本人既被尊为志士们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是最后的将军。他果断执行大政奉还，却蒙受贼名，其后又坚决贯彻恭顺至情……
连会津的松平容保都怨恨庆喜的无情，在诗中写道：“大树（将军）为何抛弃兄弟！”因此，彰义队如何看待庆喜的恭顺，自然不难想象。
“对我的忠义便相当于抵在我脖子上的利刃！”
队员们企图为江户最后的君主奉献生命，却遭到呵斥，自然会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纵是越前的春岳，也在未曾公布的手记中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如此骂道--
庆喜其实是胆小鬼！
庆喜公名声颇着，才智过人，着实令人钦佩，然世人有所不知，其人实则异常胆小，故而难做决断，与水户烈公相同，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后略）
春岳认为，当旗本们纷纷反对庆喜献出江户城时，庆喜实则十分担心，生怕献出江户城会犯下愧对历代先祖的不孝之罪，以致茶饭不思……由此推测，从而得出了庆喜胆小的结论。
对于开放江户城后的庆喜，很多史书中记载称：“惊愕以至不知所以……”认为庆喜当时或许已经丧失理智。但与此相对地，也有不少人对庆喜的大胆感叹不已，九州三池一万石的若年寄立花出云守种恭便是其中一人。
庆喜乘军舰自大坂逃回江户后，打算通过滨御殿入城。立花种恭对当时的商议情形做了如下描述--
针对将军回城的手续，究竟是悄悄回城，还是光明正大地回城，我曾与将军商议，最终决定身穿戎装（当时的习惯）公然回城。当我拜谒将军时，将军显得毫不惊慌，脸上露着微笑。当我表示受惊非小后，他竟哈哈地笑了起来，其宽阔胸襟着实令我大吃一惊。
立花种恭虽官居若年寄，但他体验过很多辛苦，深谙人情。庆喜在京都战败，带领会津和桑名二侯逃回江户。因此，当立花种恭拜谒庆喜时，以为庆喜必然会显得意志消沉。然而，庆喜却像上文描述的那样哈哈大笑起来，才会令立花种恭大吃一惊。
家康当年兵败三方原，逃回滨松城，几口吃完汤泡饭后，便打着鼾声沉沉睡去。此时的庆喜与当时的家康颇为相似。
因为处于为难立场，故而表现得小心谨慎，这是事实。然而，在后来献出江户城时，庆喜的恭顺和反省态度一丝不紊，毫无纰漏地拉上了幕政大幕。这些是仅凭小心所无法办到的。
无论如何，笔者以为，这才是透过庆喜所处地位而展现出来的真实面貌……
庆喜进入骏府宝台院时，想必又再次想起了以前一桥时代的永久蛰居反省。
那时庆喜毫不客气地喝斥了井伊直弼，但在直弼拥立的家茂成为将军嗣子时，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私愤。作为武家统领，必须有人坐上将军的宝座。这个人无论是自己也好，家茂也好，都是德川家的私事，其实质只有如何对朝廷尽忠职守。
（那时，我也没有开雨窗，没有剃月代……）
然后，他便静静地沉浸在反省之中，努力令静坐的自己感到充实。
倘若庆喜拥有所谓的“帝王学”，便一定会对这种秩序采取极其严格的顺从态度。
“尽人事而听天命！”
在普通人看来，这种态度或许便是如此，但事实上，这正是庆喜的风格。
庆喜过去虽然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但却并不渴望世间常说的“出世”，而在他所处的成长环境中也没有产生出这种渴望的必要。
在选择领导者的问题上，这一点其实十分重要。他并无不惜踢开他人也要出人头地的卑鄙野心，越前的春岳也是一样。而对于被统治的人民而言，是否怀有这种野心是存在天壤之别的。
野心之徒暗中的计划和行动皆是为实现“出人头地”的踏板，其出发点并非为了人民。这些人纵然宣扬为了阶级，声称为了组织，有时又叫嚷为了政党，夸耀为了国家，但事实上，他们都受到人性的诅咒，只为满足自己的认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行动。
庆喜并未受到如此卑劣的诅咒。正因如此，纵然被人指责冷酷，他也一直在坚守顺逆之道。他由衷地期待东北战火平息之日的到来，同时还日夜祈祷明治这一一君万民的盛世尽快打破黑暗，迎来黎明。
明治天皇已经公布了“五条誓文”，在天地神祗面前立下亲政精神的誓言，庆喜也以拜伏在天皇膝下的觉悟，极力保持恭顺。既然如此，庆喜生存的首要条件便是--万万不可阻挡从江户奔向东京的时代车驾。
当然，对于天皇近侍的政治姿态，他并不满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内心必定是深深感到一股“乃公不出”般焦灼的不满。
然而，怀着如此想法而行动的他却彻底败北，反而蒙上贼名，几乎令整个日本陷入战火之中。事实上，直到移居宝台院之后，庆喜才真正下定决心，认为自己虽然活着，却应该从时代中消失。
庆喜这般人物自然不会恋恋不舍地执着于生命，他一定曾无数次考虑过自尽一途。在确定了德川家的存续，田安龟之助也被定为嗣子的那一刻，动摇庆喜内心的自尽诱惑一定是最强烈的。
“第十五代将军与江户一同凋落……”
如此结果想必会深深打动喜好悲剧的庶民。但如此一来，江户将直接毁灭，而不会走上通往东京的道路。
（必须从政治的表面消失，但同时……必须默默开辟通往东京的道路！）
对于从不为自己考虑且具有王者之风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伴随着巨大苦痛的觉悟。
在当朝的历史之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曾有天皇以对天地神祗负责的形式，虽已退离天皇皇位，依然以太上皇的身份行使权力。然而，如此做法往往只会造成可悲的混乱。
这是理所当然的。太上皇亲手玷辱天皇皇位，自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水户的撰史便是要纠正这种错误……
（无论舆论如何，要为天皇皇位奉公，便必须贯彻水户至诚……）
这便是庆喜既不可自尽又要抹消自己的决心，同时也是他对新帝的奉公之道。
（政治上的庆喜已经死了……）
但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必须从江户一直活到东京，一同创建盛世，为盛世庆贺。
实际上，要将这种觉悟付诸实践，必须具备信徒般的终极信仰。不，事实上可以说，只有对这种信仰心有所领悟之人，才能够称为“达人”。
庆喜在宝台院领悟了这种信仰。他将从政治历史上消失，作为一个人活下去。显而易见，能够做出如此觉悟，必然需要对大自然的真谛有所领悟，即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
8月15日，六岁的龟之助--德川家达抵达骏府，成为德川家的新继承人。庆喜公也离开宝台院，迁至市内绀屋町的原代官府，继续隐居反省。
无论何人前来拜访，庆喜几乎一律拒绝会见。尽管如此，他仍对自江户便一直跟随自己的小姓头新村猛雄（主计头）如此说道：“我如今才三十二岁……仍不得不继续活过漫长的茫茫余生。”
近侍究竟能否领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