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目的是扰乱幕府辖下治安，在公众面前展现幕府治理的不力，而相对的，幕府一方的对策自然也会不断升级。起初，出羽庄内藩的酒井忠笃率领新徵组进行管制，收效甚微。不久，幕府又确定了谱代大名乃至五十石以上的旗本的人数，派遣他们负责市内警卫。
12月20日，江户城西之丸突然燃起大火。幕府认为放火之人明显是萨摩藩邸的不逞浪人，便与萨摩展开严肃谈判，要求其交出纵火之人。这与当今警察介入学校的情况并无二致。萨摩的态度自然也是十分强硬。
“有什么证据？拿出证据来！”
不仅如此，萨摩还以管制过于严厉以至于连美酒都不能喝为由，反而向管制诸藩的首领--庄内藩邸开炮并强行闯入。
这便是火攻萨摩藩邸的导火线。激愤的诸藩全都下定决心讨伐萨摩藩邸，并向岛津家出身的天璋院夫人请示，得到准许。12月24日，庄内、厩桥、松山、上之山等诸藩士兵加入讨伐队伍，与新徵组一起将萨摩藩邸付之一炬。
其时，伊牟田率领六十余名志士突破了上之山的防线，逃至品川，乘坐停泊在海上的萨摩军舰“翔凤丸”向西遁走。可以说，证据已经一目了然。
幕府自然必须向人在大坂的将军庆喜报告此事。于是，幕府命令大目付泷川和勘定奉行小野友五郎带兵西上。
而当此无比激愤的生力军络绎不绝地前往大坂意欲讨伐萨摩时，庆喜决定进京。可以说此举危险至极，直如抱薪救火。
庆喜自然无意进行战争。
在这一点上，与岩仓一派相比，庆喜更相信岩仓具视本人。这个男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俗辛苦才走至今日，而一旦王政复古实现，首先必须考虑的便是财政问题。因此，庆喜才会主动退至大坂，给岩仓自由思考的“时间”。
究竟需要多少国家费用？连此事都还未加以计算，便提出要德川氏将所有领地和人民奉还的暴论。
（我怎会听任此等无理的暴论。）
但是，现在岩仓却命令管理皇陵的户田大和守秘密前来索要先帝一年祭的费用，并最终带回了千两黄金。
（看来他已逐渐意识到财政问题了。）
既然如此，在庆喜看来，此时正是进京与岩仓谈判的合适时机。当然，岩仓此次应当也不会再提出无理的要求了。另外，如何顺利稳住德川家内部人员，避免内乱，以及向朝廷奉还多少东西--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协商解决。
岩仓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总之，岩仓也已意识到，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故而通过资金出纳所的官员小堀数马和户田大和守颁布了“献金谕告”。
幕府此番奉还大政，迅速退至大坂城，天下政事皆仰仗朝廷之命，此事自不待言。如今若无幕府献金，朝廷恐将分文不名，着实捉襟见肘，故正由资金出纳所尽力筹措。观察方今形势，朝幕之间不知何时将起战端，难免令人挂虑诸经营费用及军资支出。多年来，资金出纳所居于辇下，一直负责资金兑换，今后仍大有用武之地。有鉴于此，当尽力勤王。
岩仓向三井组及其下人等下达了如此密令，令三井、岛田、小野各自拿出千两黄金，勉强渡过年关。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与庆喜恳谈一番的时候了。因此，可以认为，政府一方的岩仓此时已经不打算与庆喜作战。然而，军部一方的萨摩却并非如此。
无论哪个时代，在面对内政和军事行动时，军部都会优先遵从军事行动，此时也是一样。对于庆喜此番进京，他们自然也作出了军略性的判断。
既然庆喜重新率领幕府军队进京，自然是有意一战。不，只有庆喜心怀此意，己方再加以打击，大义名分才会站在己方这边，才能让庆喜变成贼军的首领。纵然战败，也还可以簇拥天皇暂时离开京都。于是，萨摩军部怀着如此想法，在鸟羽和伏见部署军队。可以说，在碰面之前，双方已经在想法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这真是皇国史上的一大危机……
在既有的史书中，大多都将庆喜正月朔日（初一）的进京断定为“决心清除君侧奸人”的举动。
多数史书中记载，庆喜将萨摩藩士在江户市内的种种暴行列出了五条罪状，宣称：“希望朝廷能交出引起天人共怒的奸臣们，若不予以采纳，将不得不对他们实行天诛”--并以此为由，率领一万五到二万大军进京。
如此一来，很显然就变成了是庆喜一方主动发起挑战，但事实却是完全相反。虽然大军接二连三地进京，但最初的先锋只有大目付泷川率领的由京都町奉行组成的仅仅七八十人的队伍，甚至全无武装。他们仅穿着护腿，手持短枪，一行人总共只有五把步枪。由此即可看出庆喜究竟是否有意开战。
当泷川一队来到上鸟羽时，萨摩军正自东寺而下，双方在石桥附近相遇。
“我乃德川大人进京队伍之先锋，请让开道路。”
“岂有此理，朝廷尚无此等命令，尔等手持凶器，怎能轻易通行？”
萨摩军固执地加以阻止，泷川决定暂时在附近一户姓村冈的农家院子里休息，给对方询问朝廷的时间。因为在来之前，庆喜曾多次叮嘱，要他尽量避免冲突。泷川认为，自己是来交接国家财政的，朝廷自然会准许队伍通过。
但他们刚刚进入村冈家，萨、长的军队立刻便将他们包围了起来。此举却也并非无理，但随后，萨、长军队竟又将两门大炮拖至石桥之上，装填弹药，将炮口对准村冈家。
看到这一情形，泷川全队不禁面无人色。
“看啊，我方平心静气地解释，并按照他们的意思静静等待，萨、长军竟然如此诡计多端，不讲道理。倘若抵抗，恐将陷入对方陷阱，事关重大，还是先行撤退吧！”
于是，泷川队撤退了。接着，自下午五时起，桑名、高松、松山三家的人也陆续赶来，在中岛东池附近与萨、长相遇。
桑名的人开口招呼道：“德川大人此次奉旨进京，我等乃是先锋，请让我们通过。”
然而，萨、长固执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我等完全不知此事，纵是奉旨进京，若无上司之命，任何人都不得通过。”
然后，萨摩军便不由分说地大肆开炮。
于是，在被禁止交战的一方和境界完全不同的另一方之间，鸟羽、伏见之战打响了……
战争绝非遵循理性的正常做法，而是无论如何都要依靠实力打倒对方、令对方屈服的奇诡之法。
当萨摩的枪声不由分说地在鸟羽口打响时，伏见口尚未开战。
自伏见道前来的除了会津藩和新选组的人外，还有约一万名西下而来的旗本。当这些人来到伏见的京桥时，同样遭到了萨、长、土三藩士兵的强行阻拦。其时，众人皆已听见鸟羽口的枪炮声，如此一来便不得不进入战斗状态。
在双方进入战斗状态的同时，大久保利通（一藏）将讨幕一事提到朝议之中，并即刻任命仁和寺亲王（嘉彰亲王，后来的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讨大将军，举起了早已备好的锦旗。
整个过程流畅得令人惊叹。从这点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出无论如何都要开战的一方与绝对不能开战的一方在准备上的差距。
时至今日，关于哪一方更符合以爱民为重的日本国风，已不用多说。被严厉告诫不可开战的军队又如何能够战胜无论如何都要令对手蒙上贼名的情绪高涨的军队呢？而且，对方还拿出传说中的锦旗，高呼：“我们是官兵，敌人是贼寇！”可谓是非分明，士气高低自然大有不同。
一切似乎都是庆喜的责任。就连庆喜也没有想到，萨摩是如此不信任自己，竟彻底变成了如此卑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使徒。若说庆喜很天真他确实是很天真，但若非如此，他与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战国武将又有何区别呢？
西乡隆盛对当时的战争作出了如此评价--
“大军自大坂进京，沿淀川汇于一道，着实无谋。倘若幕军分兵多路，我等终究防不胜防。”
可以说，这番估计错误的言辞着实令西乡威信扫地。这一句话清楚地暴露出西乡认为庆喜进京只为开战，充分证明他也只是一个俗将。他日后自然会感到后悔，因为庆喜自一开始便无意开战。
关于此事，运送将军家茂遗骸回江户的蜷川相模守之子蜷川新博士也曾明确断言道：“无论是从庆喜公布天下的公文来看也好，还是从会津家老向朝廷呈交的公文来看也好，这场战争很明显都是由萨长一方发动的。至于那些认为这是一场由德川氏发动的战争的评论，要么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宣传，要么就是一种缺乏判断事理能力的见解所带来的错觉。”
然而，这种错觉在世间横行无忌，很少有人会将这场战争视作是萨长夺权的错误。这或许便是所谓对时代风潮的趋炎附势吧！
朝廷任命征讨大将军并挥动锦旗，这无疑表明德川庆喜已被视作贼寇首领。若是岛津齐彬能够看到此事，不知会作何感想？不，倘若吉田松阴在世，他是否会为此而感到欣喜呢？以年代更近的人为例，倘若土佐的坂本龙马在世，又是否会就此听之任之呢……
有时候，政治就会像这样跳出事理是非的范畴，互相争斗不休。
不过这场由萨摩开炮引发的鸟羽、伏见之战刚刚打响，便在四天之内基本宣告结束。被当成贼寇且毫无战意的士兵又怎能战胜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开始开炮的军队呢？正月六日，庆喜将大坂城委托给尾、越二藩，自己则带领松平容保、松平定敬和板仓胜静东归江户，为战争画上了休止符。
其时，庆喜仍未向会津的容保和桑名的定敬表明真心。而对萨摩的强烈愤怒恐怕一直在他胸中反复煎熬。
至少萨摩起初还是庆喜的同志，是无论如何都要以神州子民的身份携手迎来新时代黎明的一人。而如今，萨摩已经彻底背叛，并且歪曲历史、强加贼名于幕府，挑起为关原之战复仇的战火。
列强的使臣们也已敏感地感受到这种气氛。德国公使冯·布兰德迅速于4日向横滨、大坂、长崎、箱馆及上海的在留领事发出通告，宣布只能向幕府出售军舰和兵器。
倘若庆喜打算径直与萨摩对抗，不仅幕府与朝廷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列强也必定会在战争中强插一脚。庆喜认为，这才是前所未有的大混乱。于是，庆喜对会津和桑名说“回到江户后再抗战吧”，巧妙地稳住了怒不可遏的二人。一行人自安治川口出发抵达天保山，在那里乘上美国军舰，希望能以此扑灭内乱之火。
（倘若自己仍在大坂，恐将不得不出阵决战……）
将庆喜此举视作败退的人始终不属于同一境界，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信念和决心。庆喜此时所处的立场令他无论如何都必须贯彻自家康传至水户赖房，又自光圀传至齐昭的“绝对尊皇”的日本之道……
正月四日，朝廷重新任命议定嘉彰亲王为军事总裁，并赐予锦旗和节刀；正月五日，朝廷又任命参与西园寺公望为山阴道镇抚总督，桥本实梁为东海道镇抚总督，柳原前光为副总督；正月七日，朝廷下诏，宣布德川庆喜为贼臣，颁布了征讨大号令。
庆喜当日自然已从美国军舰换乘幕府军舰“开阳丸”离开了大坂。当然，尾张的庆胜和越前春岳都向朝廷上奏了庆喜已经东下的事实，而土佐的容堂也积极努力地解说鸟羽、伏见之战只是德川氏与萨长两藩的私斗，希望能取消贼名。但全都不见成效。
读者能否想象，被背叛的庆喜此时的愤怒是多么强烈而悲伤？
事实上，直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明治大帝颁发特别恩召，赐予庆喜公爵勋位，庆喜都几乎一直未曾与萨摩的岛津氏同席，也不曾有过交谈。
认为庆喜此举只是拘泥于私情的想法不免流于肤浅。笔者以为，这其中正体现出了庆喜作为日本人的真面目。对于贼名，庆喜几乎从未做过辩解。而且，作为以尊皇为绝对的神州子民，不与岛津同席正是一种贯彻始终的崇高姿态。
无论趋附潮流之人企图如何歪曲历史，只要是拥戴万世一系之天皇的日本人，作为神州崇高的子民，都有一条绝不可失足踏空的道路。
“哪一方才是真正的勤皇？”
这一问题不仅是对庆喜自身价值的发问，也是对自家康至赖房、自赖房至光圀、自光圀至齐昭的德川家的勤皇精神的重新发问，更是对与那些尊奉水户精神、挺身而出的有名无名的志士们真正夙愿相关的民族精神价值的重新发问。
若无这一发问，庆喜也无法挣脱士兵们对自己出任前线指挥的热切期盼，更无法作出东下的决断。
或许世人会以为这是庆喜的败退，丢弃残兵败将而逃走。而对于这种坏名声，庆喜事前也是有所预料的。
即便如此，看到对手手捧敕命前来，庆喜仍然趁着夜色退至美国军舰，避免了骚乱的进一步扩大。
自美国军舰换乘开阳丸时，庆喜不禁痛哭流涕。可以说庆喜当时的泪水才是真正的日本男儿的泪水……普通人如果遇到如此强烈的挑衅，通常都会变成愤怒的俘虏，定会不顾前因后果地考虑对抗之策。
实际上，许多幕臣也都咬牙切齿地选择了这条道路。会津和桑名认为庆喜东下是为了准备应战，才会与其同行。不，不仅如此，6日夜里，掌控幕府海军的榎本釜次郎（武扬）等人将十八万两二分金和重要文献资料从大坂城内搬运至军舰富二山号上，驶往江户。此举自然亦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和愤怒之情，认为必须讨伐违背敕命的萨摩。
然而，在这种愤怒和野心的旋涡之中，能否将骚乱防患于未然，完全取决于庆喜一人的抉择。
开阳丸缓缓驶动，天保山的灯光也随之渐行渐远，庆喜独自站在甲板上，无声地望着大海。
三种神器（皇位）用于天子抚育四海万民。
家康的这句话斩钉截铁，此时正鲜明地在庆喜胸中反复冲撞。
（是啊，如此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如今，这才是支撑庆喜理性的唯一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