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兵库开港和议奏、传奏的补缺问题，宫廷内部争论不休，而时势风暴丝毫没有减速，逐渐吹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该年（庆应三年，1867年）4月，土佐藩士坂本龙马在长崎组织海援队，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同样在4月，幕臣小栗上野介忠顺决定提出成立商社的策略。
宫中到现在还一直围绕着能否开国争论不休，并乘机将其用作夺权斗争的工具。而在此期间，整个日本已经响彻了西洋式训练的号令，枪炮、船舶、军舰等新商品也开始在暗中堂而皇之地进行销售。
已经没有人认为日本可以免于开国，也没有人认为可以避开与列强的接触。然而，只有政治问题依然毫无进展，难道人便是如此热衷于争权夺利的生物吗？
总之，同样在该年4月，坂本龙马的土佐同志--中冈慎太郎抵达京都，游走于诸公卿之间，劝说众人与三条实美内外呼应，谋划实施王政复古。
于是，在坂本龙马的周旋下，5月27日，中冈促使同属土佐的板垣退助、谷守部等人会见了萨摩的小松带刀、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结成了讨幕同盟。
坂本龙马之所以如此积极斡旋，是因为他与其他藩的志士们的见识略有不同。而且，我们可以推测，在他与最后一代将军庆喜之间理应存在一条唯一的纽带，令他得以知晓庆喜的心事。
显而易见，这条纽带便是自庆喜经过胜海舟（麟太郎）再延伸向坂本龙马的这条难得的人脉。
这条人脉毫无世俗所谓的官僚性常识。所谓常识有时是维持秩序的重要根源，但在停滞不前的世界中，常识却很容易变成束缚万人的诅咒之链。
说到常识，此时受其束缚最深的便是诸大名。因此，面对当时一筹莫展的朝廷所下的诏令，他们总以各种情形为由，不予响应。
诸大名清楚朝廷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故而会做出如此选择，他们的这种表现至少是无法用勤皇或忠诚来形容的。
当然，也不能对一切都下此妄断，或许也有人自负地认为非我不能救国，但在其计划的背后却往往还隐藏着拘泥于己藩体面、利益或藩士举动的利己之心和犹豫不决。
正因如此，宫廷内的争斗才与世间的步调和速度无法合拍。以庆喜为例，在宫廷内的重臣眼中，庆喜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故意将既定之事多次重提，再次播下争斗的种子。当然，这些人心中还怀有自称为王政复古的形式上的夺权美梦，而这种美梦和贵族的欲望正是导致一切扭曲的原因。
一旦事态纠缠不清，便企图以“请辞”的形式逃避--与其说这是宫廷中人的习惯，倒不如说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本质。
正如前文所述，5月7日，前关白鹰司辅熙辞去“国事商议”一职，前关白近卫忠熙亦辞去同一职务；贺阳宫朝彦亲王辞去了“圣意扶助”一职，二条摄政也提交了辞呈--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此一来，究竟还有谁来辅佐新帝呢？
这种情况下，幕府自然不得不召集被世间赞为四贤公的松平庆永（春岳）、山内丰信（容堂）、伊达宗城，以及一味向近卫父子施加压力的岛津久光等人，商议如何收拾残局。
于是5月8日，幕府命令四侯登城……但此时，却没有一人响应命令。显而易见，政治的齿轮已经暂时停止了转动。
既已如此，庆喜只好通过其他敕命阻止摄政等人辞职，同时在内部展开游说，阐明责任重大，劝说众人不可存在事不关己的心理。
现实世界正在急速运转，在其前进途中，诸藩的领导者们自然不可罢工。若是他们罢工，便相当于现在的大公司社长们表示：“我们不理解国家方针，因此权且怠工！”
这种说法不仅敷衍其事且毫无道理，简直一目了然！
因此，5月24日，四侯登城，在庆喜面前承担了身为国事挂理应承担的责任。其时，山内容堂很认真地进行了论述。当然，他的发言也考虑到了其他三人各自的心思。
“王政复古乃是现如今第一要务。”
这是王政复古一词首次从承担责任的大名口中说出。
庆喜并非毫无先见的将军，故而并未因此大惊失色。他早已有此觉悟，当日为了能让大家畅所欲言，他专门在一旁亲自端茶、点烟、上点心，努力营造出一种融洽的氛围。
如此无视形式的散漫做法是在历代将军身上无法想象的，而老中们反而对这种氛围感到很不耐烦。
“其次便是事关重大的防长处置，再次则是老中小笠原长行的罢免。”
小笠原长行的愚蠢举动令诸大名纷纷侧目……容堂企图通过此事来重整诸侯的心情。
“如今，兵库开港已是势在必行。只要做到以上三点，面对列强朝廷自会作出决定，准许开港。”
作为打破僵局的策略，此提议可谓正论。以王政复古为前提，先抚平宫廷气氛，而后实行庆喜的开国。虽然容堂并未使用公武合体一词，言谈中却在主张取得公武合体的实绩。
不出所料，岛津久光果然面色不快，不发一言。
岛津久光一直固执地坚持己见，但其主张绝非雄辩，亦不具备任何逻辑性和灵活性。他起初沉默不语，而后竟径自离席，前往隔壁房间。
他之所以离开，是想向候在隔壁房间的家臣团征询意见，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候在隔壁房间的人自然便是大久保和小松。
等他再次回到客厅时，他缓缓开口说道：“天下公道不会因山内殿下所言而改变。”
“哦？公道？”
“日本国以勤皇为首要。所以若无敕许，与外国使臣所定的开港当属无效。”
“此言着实令人惊讶。如此说来，问题岂非要倒退至井伊大老时代了吗？以天皇为重的思想在我国通过公道贯彻人心，但此公道究竟是否为新世界的公道，今后方能决定。而且此事先帝亦曾准许，故此事并非问题所在。”
“非也，此事才是重中之重。先帝厌恶夷人乃众所周知之事，正是君侧奸人迫使先帝背离本意。如今必须先由此事开始纠正，否则王政复古将无从谈起。”
容堂额上骤然青筋暴起。敏感的他已经察觉到，操控久光的家臣团并不打算拯救当前走投无路的危急时局。
如此一来，无论如何出色的妥协策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对方擅自断定有人歪曲先帝遗志，主张应先除掉此人，矛头无疑直指庆喜。宫廷重臣们已纷纷提交辞呈，庆喜自然也该尽早提出辞呈。
对方宣称日本的公道在于勤皇，将罪过转嫁给已经驾崩的先帝，迫使朝廷必须先行王政复古，而后才能敕许开国。对方的计划极其明显--借此次事件夺权是唯一的机会。
（这究竟是什么勤皇！）
容堂认为此事已经不足为论。依照他的性格，要么便愤怒地呵斥唾骂，要么会沉默地闭口不语。容堂以极其轻蔑的目光瞥了久光一眼，而后便不发一言。
越前的春岳开口了，仿佛意在居中调停。他与容堂对比鲜明，容堂若是临济宗，春岳便是曹洞宗。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以一派至诚拼命努力。正因如此，他总是立刻就变成说教者的口吻，脸上又总一副反省者的表情。
“依在下愚见，当务之急便是整顿周边人事，录用人才。与其追究责任，不如先商议何人足以胜任空缺的议奏、传奏职务。在下……”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骤然一变。
“欲推荐长谷信笃、正亲町三条实爱等人，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显而易见，正亲町三条正是萨摩欲推举的人物。久光的表情有了些许缓和，因为这相当于是对萨摩作出的极大让步……
当日，庆喜几乎未提出任何真正的意见。
（什么人基于何种目在展开行动？）
他只能令众人对此开诚布公，各自寻求最佳途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若直接讲，萨摩及其身后的岩仓一派可说是幕府的政敌。然而，倘若任由这种敌对意识发展下去，以朝廷为中心的改革非但不能勤皇，还会孕育出以利用天皇为目标的极端暴政集团。
而正是因为历史上已有前车之鉴，政权才不得不移交到武人手中。倘若如今仍犯下相同错误，如何能存活于新世界中？过去的武士曾飞扬跋扈，将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走，如今亦是同样道理，换成列强来将政权从日本人手中夺走。
列强依仗强大的武力，从印度到印度中国，又从中国来到日本，简直就是镰仓以前的武士集团。
因此，若不想将日本国交给这一新的武士集团，方法只有一个--重新倡导日本建国的大理想，高举万民自大自然中学到的至高道义的大旗，使众人紧密地团结在万世一系的天皇脚下。
武士团也有武士团的理想和道义，自海外涌来的列强集团必然亦不例外。日本的“太阳”道义要比列强的道义境界更高，倘若日本能够立足于此，列强亦会意识到与日本道义抗争的不利面，从而亲近日本。只有相信这一点并以此为目标团结起来，才是真正的“王政复古”，才是水户一直坚持的大义奉公。
因此，庆喜在身为执政者的同时，也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创建全新日本的诚实之人。他以不应出现在将军身上的轻松态度，于在座同僚之间展开斡旋。
然而，容堂闭口不语，无意再度发言，岛津久光也无意走出家臣团划定的策略范围。越前的春岳对此亦束手无策，最后语气竟变得像是在责备庆喜。
他认为庆喜思虑不周，未经朝廷同意便接见外国使臣，约定开港，此举简直不可理喻。如此一来，他的意见竟与萨摩一模一样。他似乎并不记得，外交团当时来势汹汹地直接进京，企图与尚未成年的新帝直接谈判一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