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哈瓦那。喜欢加勒比海迷人的沙滩。他也是写诗的。”
“好像去年，或是前年，一位美国教授就是靠写加勒比海拿的诺贝尔奖？”
“是的。”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能常联系吗？”
“一定。”
“再见。噢，对了，请你的这位朋友代我问卡斯特罗好。”
“一定转告。”
焦影放下电话，浮现眼前的不是戴仪娇美鲜丽的形象，而是妻子那悲苦无奈的面容，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今天早晨他对妻子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内疚之情还未来得及产生，一种不能原谅她的恶毒心绪又弥漫了他的身心。妻子上班之前什么也没说，软弱而善良的妻子仅仅认为他第一次有了外遇，焦影后来知道这一点之后，居心叵测地笑了起来。
“这年头，干吗还费精力跟人吵架哩。”公共汽车上，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人在开导一位小青年。这位小青年脸色潮红，神情愤愤，显然刚刚吵了架。焦影上车时已满满一车人，不知他跟谁为何吵的架。“遇事说三声‘对不起’，三声不行说十声，十声不行说三十声，不就得了？你说了‘对不起’，谁还会为这些磕磕碰碰的事跟你较劲儿，谁不想省点精力去磨点子发财。你自己也该省下力气去发财呀。发了财还会在这儿挤车吗？还会有你碰我我撞你的事吗？遇上这些磕磕碰碰的事，你什么也不怨，就怨没有发财才是。成了百万富翁，坐上自己的轿车，哪还会有这档子事儿？除非你是作家，想体验生活。这世道，有钱就有脸，没钱就没脸。在这些小事上是争不出脸来的。”
“前几天报上登了一则消息，”络腮胡子越说越来劲，“几年前一个乡下小伙子在前门一个高级商场里转悠，在服装柜前停住了，要小姐把一件皮衣服拿给他看看。小姐看他衣着破旧，蓬头垢面，轻蔑地哼了一声说：‘看清了，是一千三百元，不是十三元。’这位小伙子执意要小姐拿给他看，结果小姐把保卫科的人叫来了。小伙子被驱赶出来。今年这小伙子又来了，依旧穿着那身破衣服，又来到那位小姐面前，要她拿一件价值四千元的皮衣让他试穿，小姐依旧不屑一顾。咳，这下来戏了，小伙子从包里猛倒出一大摞钱，全是百元一张的新钞，他拿了一沓狠狠摔在小姐脸上，骂道：‘臭婊子，连你我都能买下了。’然后把柜台上的一万块钱撕得粉碎，扬长而去。你看，没钱能有尊严吗？这小伙子就有一种英雄气概。事后那位小姐被老板炒了鱿鱼。”
汽车在红庙路口堵了十来分钟。开出红庙站的时候，络腮胡子仍在滔滔不绝，快要到小庄站时，他忽然叫道：
“哎呀，我在红庙下呀！”
车内轰然大笑。
焦影为众人的笑而感动。这毕竟是北京，即便是当年的北京，群众素质还是高于别的地方。对金钱过分的膜拜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有市场。虽然那时他非常非常需要钱，尤其想到居住在那贫民窟的情景，对钱的渴望就尤为强烈。
焦影现在住的房子是邹品华父母的房子。妻子老家在山东，父母是五十年代进京的建筑工人。往他现在的家寄信仍写上三工区某某号。这一片平房是那批山东籍的建筑工人的宿舍，匆匆搭建于五十年代他们进京不久，尽管这批老建筑工人为首都建造了一幢又一幢高楼大厦，几乎为首都工程建筑付出了一辈子心血，四十多年来却仍住在整个北京已不多见的低矮的房子里。为此诗人焦影没少感慨，也没少发牢骚。收进集子的几首诗就是替岳父岳母感慨的，当然，更是诗人自身的感慨。焦影一直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或相对固定的单位，因此无法住上公房，而妻子单位的住房一波三折，末了，还要交两万块。
络腮胡子在小庄下了车之后，焦影倏然觉得这人好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一夜未合眼，现在满脑子沉云乱絮，稍微想点什么头就疼痛难忍，于是干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时，那令他困惑苦恼的问题却自自然然地浮现脑际。于是他又想络腮胡子，以此冲淡他糟糕而恶劣的心情。他不敢让这种心情向深层发展，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变疯。他知道现在的歇斯底里尚属生理现象，一旦于某一时刻发生器质性突变，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他连自杀也来不及了，焦影于是拼命调动思维功能，想到底在哪儿见过络腮胡子。
直到到了张达家门前，依然未想出在哪儿见过络腮胡子。而张达打开门之后，沙发上坐着的分明是他--络腮胡子。焦影恍然大悟。
“不用介绍了吧，老朋友了。”张达一边让焦影坐下，一边说。
“你好！”
“你好！”
络腮胡子叫党开渠，曾在东方文学院受过短期培训，去年夏天他借用东方文学院的场地以东方某某社团的名义举办过一期“中国现代诗笔会”，是张达的朋友。他通过张达找到焦影，要焦影为这期学员们讲演一次，并把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二百元丢下了，难怪在车上和下车以后一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岂止是见过，讲演完了，他们还在东方文学院的餐厅里狠狠地喝过一次酒，互相留了名片。
“在车上我和你打招呼，你没有反应。心想你可能忘了我了，也就没再自讨没趣。”络腮胡子忙不迭地解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