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堆得一脸的笑，掉下来能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让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1]。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得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请了出来，郑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让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伦不类的政事堂和国务卿，让段做了总理。临终，又托以后事。其实，由于段祺瑞反对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称病不出期间，据段的仆人回忆，袁世凯送来的参汤什么的，都没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来亲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张夫人（段的妻子），也没了来往。[2]最终把大事相托，还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从这点看，袁世凯确有知人之明。
我们知道，尽管西南讨袁，袁世凯也真的就因此而翘辫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点儿，就是不死，赖在总统的位置上，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天下，还是北洋的。北洋将领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势力的压力。致袁命的“二陈汤”（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至少有两味药，是迫不得已。依当时的情势，只要袁世凯不死，硬赖，还是能赖下去的。袁世凯一死，换上帝制期间表现不错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连孙中山都一个劲儿夸他，说他“劂工甚伟”[3]。而在拥戴他的北洋人看来，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谓再造共和是也。不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来北京之初，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的小岛，第二次锁了一位政要。如果说，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这个副总统，还有湖北这个地盘、若干隶属他的军队，那么，一旦进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阳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东厂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但是这个摆设，在洪宪帝制之时，却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的爵位。就连年终，袁世凯给他送礼，红帖上有“赏武义亲王”字样，都拒而不受。过了一日，袁世凯去掉了他给黎元洪的头衔，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名义（袁和黎是儿女亲家），黎元洪方才收下。[4]这迟来的倔强，给黎元洪带来一些好名声，但对他的实力却没有任何影响。西南军阀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对他不信任。依法统继承总统职位的黎元洪，依旧是个无权无用的老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是老实人，而非枭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观照，跟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永远都不能合拍的。况且，袁世凯倒台，北洋系发蔫，对于黎元洪，舆论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拥戴。即使一个老实人，在突然之间近乎举国一致的忽悠中，也会膨胀起来。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见他，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自信满满地宣称：“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甚至谈到他要改革国会，至少要瘦身一半。[5]应该说，这样的自信，委实是太满了。
段祺瑞跟袁世凯不同，这个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当直率，没有袁世凯那么多手腕，也没有袁世凯那么多心机，但却比袁世凯更加刚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段祺瑞不会买黎元洪的账。在现实生活中，俩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不会像袁世凯那样，为了拉拢这个可能的敌人，与之攀儿女亲。当然，在那个时代，黎段之间，也不会斗起来。但是，洪宪帝制的失败，让情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系也随之受挫。从废弃约法，废置国会，走到称帝，袁世凯走得太远了，北洋这个摊子的继承者，即使没有举国一致恢复民元法统的呼声，也会考虑改弦易辙。虽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议会民主体制，但他乐意试试看，毕竟很多西方国家因此而强大了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下了这位后袁时代第一任总理的话，是这样的：“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是，至于这种通过清谈进行治理的古怪的现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6]即使在后来，受困于府院之争，督军们也叫嚣要推翻国会之时，段祺瑞依然认为，不能用武力变更国会，这样做的话，会诱使武人不断干政，导致共和体制的垮台。[7]
后袁世凯时代，几乎看起来举国一致的拥戴，让原来一直投闲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气，至少，让他周围的人，气粗了不止一分两分。反过来，很有脾气的段祺瑞，却一时间变得很低调。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受命组阁，提出了内阁名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定夺。黎元洪也就不客气，提出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必须加入，三个人——刘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须换掉。当时内阁一共才九个部，一下子动了五个人，可谓伤筋动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没有当面表示异议。[8]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此时，段祺瑞的恭顺随和，显然是想争取跟总统处好关系，开一个好局。此时的段祺瑞，不仅对黎元洪恭顺，对恢复的民元国会也相当友好。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反袁世凯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宪政国家的规矩办试试。对此时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的教训，实在印象深刻。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如果前一个时代的当家人失败了，这个失败对后来人的触动必定很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教训，力求避开前代的陷阱。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但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连最起码的国会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制约条款都没有，甚至没有规定行政机构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国会、什么时候举行大选、由谁来举行大选。关于政府体制，更是一笔烂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采用的似乎是美国体制，临时大总统直接负责内阁，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里，就没有内阁总理一说。但是，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答应反正，起义各省按原议，同意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手中未有一兵一卒的孙中山，断没有恋栈的道理。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走了捷径，迅速奏功。这样的捷径，其实说白了，骨子里是因为革命党人没有把握拿下北洋军，打败袁世凯。首义的鄂军政府，在兵力占优势，还有海军支持的情况下，武汉三镇丢了两镇，黄兴亲临前线指挥，尚且一败涂地。张勋只能算是北洋系的一支非嫡系的偏师，孤守南京，跟占绝对优势的各省联军相持多日，最后还是放走了之。后来虽然北伐的调门很高，北伐军也来了不少，但没等开仗，先自兵变。南边底气不足，把取得全国胜利的宝押在争取袁世凯身上，实在是情势所致。
可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这样一个清朝官僚、对共和制度态度暧昧的强人做总统，委实放心不下。在参议院讨论《临时约法》时，一个湖南议员说，袁世凯是不能放心的，“我们要防总统的独裁，必须赶紧将约法完成，并且照法国宪章，规定责任内阁制。要他于就职之时，立誓遵守约法”。[9]所以，等到让位之意已定，《临时约法》出台之际，政府组织在国务员这一项中，就多出来一个总理了。“国务总理本为组织大纲（即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笔者注）所无，改制约法始置也。”[10]设置一个总理，显然，傻子都明白，这是针对袁世凯的。有了总理之后，政府首脑就变成了总理，袁世凯是总统，但不能直接控制政府，虽然不能说是架空，但至少是一种制约。为了落实这个制约，孙中山在辞职前，还跟袁世凯约定了三事：一、首都定在南京。二、袁世凯到南京履任。三、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以及孙在任时颁布的一切法令。[11]后来事实证明，革命党人前两项都可以通融，特别在意的，就是最后一项。而袁世凯根本没把孙中山给他设的绊子当回事，但唯独对于内阁和总理，一直都没有大变。即使称帝把国务院改成政事堂，总理改成国务卿，也还有那么回事。当然，袁世凯意中的内阁和总理，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内阁和总理，跟当初孙中山的原义，已经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
然而，孙袁交接之际，孙中山这点小计谋，却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大国的制度变了，从总统制变成了半总统制。或者说，从美国体制变成了法国体制。这种制度，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内阁制。议会内阁制，总统是虚位的，行政权在内阁，内阁向议会负责，由议会选举席位过半数的党或者党派联盟组阁。而总统制则由全民选出的总统负责组阁，但阁员的提名需要议会的同意；总统掌握完全的行政权。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议会对内阁的反制力度比较大，一旦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案通过，内阁就只有下台，或者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是，在总统制下，议会即使反对党占多数，一般也只能在议案上加以阻击，要想换人，只好等下一次大选。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政局动荡大一点儿，而总统制则容易导致总统权力过大。半总统制在理论上可以取两者之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种制度从表面上讲似乎是政府中总统模式和议会模式的结合，但它不太可能将两种不同的政府模式融合在一起。”总统比较强势的时候，它更像是总统制。[12]然而，革命党人加给袁世凯的半总统制，比成熟的法国体制，还要含混。《临时约法》第四章，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而第五章只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并没有规定，总理是政府首脑，国务员对谁负责，谁来任命，谁来罢免，仅仅规定了，“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13]然而，《临时约法》出台之后，革命党人众口一词，都说已经是责任内阁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