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段家与李家
段祺瑞与李家的友谊起源于上两代人。
咸丰年间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段祺瑞的祖父段韫山就跟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等地方豪强一起拉队伍、办团练。到李鸿章办淮军的时候，他又与刘铭传等来到李鸿章麾下并参加了多次战斗。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他仍在军中，“以军功累得提督衔，记名总兵，获励勇巴图鲁（满语，勇猛志士的意思）称号，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于光绪五年（1879年）卒于宿迁军次”（《合肥段公年谱稿》）。
段祺瑞的一个叔叔也在淮军中，后来当上了山东威海军营的营务官。段祺瑞17岁前往威海投靠叔叔，从站岗放哨做起，渐露才干。在他20岁的时候，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开始招生了，他去投考，一举考中并名列前茅，遂进入炮科学习。那时该校招生一共才100余名，都是从各营考拔出来的优秀者，学制一年，毕业后，仍回各营。段祺瑞毕业后没有再回威海，而是被分配到旅顺港监修海防炮台。
在段祺瑞24岁时，李鸿章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决定在军校毕业生中选派优秀者出洋留学，到德国学习军事。段祺瑞抓住这一千载良机，考了第一名，遂被派到德国柏林，进入德国一军校，仍旧攻读炮科，见习时在著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实习炮工。从德国回来以后，开始受到重用，曾被派为北洋军械局委、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几年后被袁世凯看中，在小站练兵的时候，被袁奏调到身边，协助训练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李鸿章去世后，他又随袁来到河北保定，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后来竟至大红大紫。可知段祺瑞的发迹，与李鸿章选派他留洋德国有着直接的关系。段祺瑞一直念记着段家与李家的友谊。所以在民国初期，他的大女儿段式萱要出嫁的时候，就选择了李家的孙子李国源做女婿。
李国源（1896—1974年，字仰尼），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孙子，他父亲李经叙与过继给李鸿章当长子的李经方是亲兄弟。段氏当时正处在政海的峰巅时期，任代理国务总理，择婿的标准自然较高，既要有好的家族背景，还要有洋派的经历和眼光，但那时符合此标准的“高干子弟”并不少见。因民国初年出洋留学已成风气，有远见的世家大族都愿意把子孙送出国读书。孙家鼐家族的孙子辈中就有几人出国留学。段祺瑞之所以选中李家的孙子，而且在还没有见过李国源的情况下就断然作出决定，总与两家之间的渊源不无关系，尽管那时李家已经开始衰落，段家开始兴起。
当时李国源还在英国麦伦斯科学院读书，刚刚毕业。其父已经去世，家中一切由其母丁氏做主。丁氏唯恐儿子思想“开放”，不允这门婚事，就发电报谎称“母病垂危，火速赶回”。李国源回国后才恍然大悟。李国源是家中老大，其父去世时他才13岁，深知母亲多年持家不易，对于这门婚事也就自然“就范”了。
段祺瑞很喜欢这个女婿，因李国源学问好，又有英国绅士派头，回国后就安排他进外交部工作，任参事，还曾出任驻仰光代理总领事。20世纪20年代中期，段祺瑞从政坛上下来之后，李国源率家小回到安徽芜湖，抗战时期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又转到上海。他与段家小姐段式萱婚后得一儿一女，儿子即长子李家曜，女儿名李家明。数年后段式萱因病去世，他的继室是陈箓的妹妹陈琪玉。
段祺瑞一语释“侯爷”
了解了上述背景就不难理解，段祺瑞为什么后来愿意管李国杰的“闲事”了。
李国杰（1881—1939年），字伟侯，是李鸿章的长孙即李经述的长子。李鸿章去世后，儿子李经述百日之内也随之西去，所以由李国杰承袭了李鸿章一等肃毅侯的爵位，故有“侯爷”之称。这位“侯爷”清末曾任散轶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农工商部左丞等职。民国初年因有袁世凯的护佑，革命基本上没怎么“革”到他的头上，在段祺瑞执政的时候，还当了安福国会参议院的议员。而到了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不肯买李鸿章家族的账，李国杰就面临了大麻烦。
李国杰1924年当选了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可是他的命不好，在他任董事长之前一年，招商局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亏损，年亏损达160余万元。为了开展业务，已向各庄户挪借300余万元，加上上海光复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向轮船招商局借的款项，总数已达1000多万元。李国杰和董事会遂以轮船招商局的一部分栈房和市房作抵押，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先借150万元，后来又借了500万元，以渡难关。谁知此事后来竟招来了大麻烦。其实轮船招商局这个晚清遗留下来的庞大企业，一直是国民党人的心病，因为油水太大了。该局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月薪，每月500元，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月薪相等（一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300元）。国民党初坐天下，财经紧张，银根紧缩，从长远计议，总想把招商局弄到手。那时的招商局已经是商股了，是商人们的企业，而且已在商部注册了，国民党公开抢夺总不是回事，只好打出“整顿”的旗号。
1927年国民党到上海后，逐步对晚清遗老的财产实行没收和监管政策。
1927年5月，就派张静江清查整顿招商局，后来因为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管，所以又由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担任监督。李国杰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王伯群的下属，成了由王伯群任命的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又成立了总管理处。1929年又宣布招商局从此直属国府，由国府派专员负责整顿。与此同时，其他前清遗老们的日子也开始难过。1929年9月28日，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训令上海县，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10月5日，又有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的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盛家在招商局的“三杆枪”（盛恩颐、盛重颐和盛升颐都吸食鸦片）就没辙了，他们在招商局的位子保不住了。
对待李家，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李国杰。因为李家的作风不如盛家洋派，主要财产还是安徽老家的土地，房产主要集中在合肥和芜湖。安徽方面已经向李家索要了60万元军饷。南京和上海的政府大员，自然看不上那些安徽的地皮，对李家在上海的其他人员他们不熟，李国杰目标大，那就抓李国杰好了。
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谁知他一松口，南京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真的到招商局内部来“监督”他了，把他晾在了一边。赵任总办之后，有政府做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李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有“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20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为自支酬劳银5000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招商局总管理处控告招商局董事长兼任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刑事诉状》），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他下决心报复。
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时值神秘杀手王亚樵正在上海活动。王亚樵曾多次密谋干掉蒋介石，对暗杀蒋介石的部下亦十分爽快。李国杰通过李次山、关芸农与王亚樵联系上了，给了王1000大洋和一张赵铁桥的照片，于是，赵铁桥于1930年7月24日，在招商局的楼侧（外滩福州路路口）遭了枪击。
赵铁桥被暗杀后，蒋介石非常震怒，责令宋子文火速查办。他们知道是李国杰干的，虽然没有证据，但经济上已抓住了把柄，就以经济案件把他暂行拘留。
然而李国杰倒也不慌不忙，他运动了父亲一代甚至祖父一代的故友旧僚，又拿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办法，用银子去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使案子一拖再拖。最后，连陈孚木自己也保不住了，事情才如水银泻地，无可收拾了。
两年多后的1932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的判决书终于判下来了，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利四年。罪名是：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向美商公司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向大来公司租借商轮，妨碍航权；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70万两银……（《现代上海大事记》）。可是那个时候法律还是比不上权力大，只要有权人一讲话，格局就又变了。这个有权人首先就是段祺瑞，那时他虽然早已不是国务总理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威势和影响还在，尤其是老蒋还买他的账，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校长嘛。
1933年，段家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段祺瑞从北京政坛上下来，成了城市森林中的寓公，在天津的租界里安度晚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主持华北局面，但他不愿跟日本人纠缠。正苦于无计脱身时，南京的蒋介石那边有信了。蒋介石恐怕段祺瑞万一上了日本人的当，糊里糊涂地下水，对整个局势不利，就精心安排了段祺瑞南下，到上海租界里去当寓公。
车到浦口火车站时，蒋介石亲自去迎接（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北来火车需在浦口换轮渡渡江）。几句寒暄之后，想不到段祺瑞却提起了李国杰的事。他对蒋介石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面子上，算了吧！”蒋介石先是一愣，心下虽气恼，嘴上亦不好反驳，因蒋与段有一段师生之谊，蒋介石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段是校长。蒋介石只好点头喏喏。不几天，神通广大的侯爷李国杰就被放出来了。
据李家人说，段祺瑞到达南京时，李国源也前去迎接了。那时虽然段家大小姐已经去世，李国源的继室、福建人陈箓的妹妹陈琪玉已经“来归”，但在段家，仍把李国源看做是大女婿。段祺瑞拜谒中山陵的时候，李国源始终服侍在侧。李国源的到来，想必在“和平解决”李国杰的问题上，更增加了砝码。
侯爷之死至今还是个谜
可是李国杰“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还是倒在了军统的枪口下。
抗战爆发后，轮船招商局总局迁往香港，后又迁往重庆。李国杰没有去重庆，仍在上海逗留。那时上海已逐步被日本人控制，晚清遗老中有些后代开始在日本人中间走动，成立了“维持会”，后又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准备成立伪维新政府。这时国民党军统机关得到情报，说日本人将拉李国杰出来出任伪维新政府的头目，也有人说李国杰已接受了日方的任命，将在伪维新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部长。国民党早就对李国杰恨之入骨，只差找个借口干掉他，这次总算找到了理由。这时，段祺瑞已经去世三年了，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了。
1939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那天上午，他刚步出他住的新闸路沁园邨的弄堂口，没走几步枪就响了。等到人们抬他到医院时，院方已被打过招呼，说此人是汉奸，不要抢救，所以无人前来抢救，致使流血过多死在医院里。他似乎至死也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据说在医院时曾经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打我干什么？”至于李国杰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军统是否真的拿到确凿证据，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唐绍仪被刺案一样，至今还是个谜。
段三小姐的“夺子”之计
现在翻开《合肥李文忠公世系简表》（俗称李鸿章家族“老六房”），可以看到老六房中有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即李国源的五儿子李家晖，同时又叫袁缉辉。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故事源头还是来自段家。
大约在1935年，段祺瑞的弟媳妇在合肥过生日，大家族的亲戚们都前去为之祝寿，李国源夫妇也带着3岁的儿子李家晖前去了。
段家三小姐段式巽嫁的是袁世凯的侄孙袁家鼐，婚后只有一个女儿，那时还没有儿子，她很喜欢李家晖，就说想带家晖回南京家里玩几天。李家晖的父母李国源和陈琪玉没加思索就同意了。
谁知段三小姐将李家晖带入袁家，关上门就告诉他，他是袁家的孩子，从此改名袁缉辉。等到李国源夫妇上门领孩子的时候，段三小姐却怎么也不肯交还了，声言：“你要把他带回去，那先拿手枪把我打死好了！”陈琪玉没有思想准备，哪里舍得把亲生儿子送给别人？僵持中，还是李国源头脑活络，就对妻子讲，他们没有男孩子，喜欢家晖是很自然的，家晖在袁家不会吃亏的，何况，三妹身体这么弱，待她以后去世了再要回来也不迟……于是李家晖就真的成了袁缉辉了。但是陈琪玉仍是放心不下，在李家晖过10岁生日时，给了他最衷心的祝福，并且设法让他知道，他的确是李家的孩子……也不知李家晖小时候长得到底有多灵气，弄得两个妈妈为他的“名分”抢来抢去，真是操碎了心。所以说起家庭出身，有人是双重豪门，而李家晖则是李家、袁家、段家三重豪门。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李国源、陈琪玉夫妇先后于1965年和1974年病逝于香港，而段家三小姐段式巽病怏怏地却活到了1993年，享有92岁高寿，病逝前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擅长绘画。那套著名的“洪宪瓷器”，最后就是在她手上，经她手转让国家有关部门的。
现在的李氏家谱里，又把李家晖“接”回来了。他后来就读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研究社会学、老年学，还当了上海社会学学会的副会长。自己的“身世”复杂，他想必对社会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妻王爱珠，是他在复旦大学时的同窗，毕业后留校任教，升任教授，也是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奖励的专家。她的专著《老年经济学》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老年经济学专著，填补了我国老年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获得了多种奖项。他们两夫妻金婚纪念时，该校为他们出版金婚纪念文集《爱辉耕耘》，其中好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李家晖那有趣的“出身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