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出现伪满洲国，到出现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到近来在平、津和华北各地出现的各种大小维持会都是日本人搜罗的社会上的封建残渣余孽？为什么国民党内部阻碍抗战的力量也是反对民主进步的顽固力量？这是不是证明反帝必须反封建？中国人民反封建的任务到何时才能完成？”有人马上接着说：“对，方先生，高瞻提出的问题请你讲讲。我们小组刚才讨论了这个问题，正在讨论你回来了。”另有人要求说：“请方先生先讲台儿庄大捷以后的战争形势！”方中允对团员们争抢着向他提出问题十分愉快，一天的疲累一扫而光。他在他们的中间坐下去，又点头示意余新之坐下去，然后说道：
“台儿庄大捷值得庆祝，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这次胜利并不能改变中日整个战局，不能阻止日军向中国的继续进攻，也不能改变日军的整个战略。有些人盲目乐观，我今晚在县政府酒宴上也听到了这种论调，实际上对抗战没有好处。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必须树立坚持长期抗战和抗战到底的思想，反对妥协投降，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昨天从武汉带回来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对于当前的抗日战争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变化，分析得十分精辟，你们大家看一看好了。”“什么人写的论文？”几个人同时问。
“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啊！”团员们吃了一惊，纷纷要求将这篇文章拿出来让大家一读。余新之笑着说：
“文章写得确实精辟，可以解决许多糊涂观点。我今天马不停蹄地忙了一天，今夜一定看，明天上午就给你们大家传阅。”“方先生，你在武汉，对日本通过陶德曼向蒋介石诱降的事，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以目前全国民气看，陶德曼的幕后活动不会成功。”高瞻要求说：“我刚才提的问题，请方先生替我们讲讲！”方中允笑着点点头：“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中国从近代开始，就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任何侵略者都只能分头蚕食中国，而不能占领中国，这就需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辛亥革命前，最能为帝国主义效力的是腐败的满清政府，民国成立以后是封建军阀，如今肯替日本帝国主义效力的人也主要是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当然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国民党的上层要人中也会有亲日派。
五四运动时提出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口号，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如今还是这两大任务。五四运动还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至今依然十分必要。提倡科学是医治中国的文化落后，提倡民主是要医治政冶上的半封建性，而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历史任务又关系密切。你们学了近代和现代史，就会明白，目前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仅包括当前的抗日斗争，也包括未来能不能建设一个合乎广大人民需要的现代国家。”团员们对方中允的回答纷纷点头，还互相交换着会心的微笑。随即有一个团员兴奋地问道：
“方先生，你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群青年的思想本来很活跃，而这个问题又是大家平时最关心的，所以登时所有的眼光都集中注射在方中允的脸上。他从这些期待的眼神中读出了一句同声的要求：“请你替我们讲讲吧！”他没有马上回答。如今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从事救亡活动，情况很复杂，有些敏感的问题应该回避讨论。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教惯了书的学者，不回答学生觉得不好。他又拿眼睛向大家望了一遍，像故意逗着大家玩儿似地询问道：
“要不要我帮你们弄清楚？”好几个人回答说：“要！”那些不说话的都用点头和眼神表示他们的希望也正是如此。余新之想着这问题还是不讨论为好，赶快向大家笑着说道：
“喂喂，方先生不同咱们年轻人，还是让他快去休息吧。
你们提的这个问题，以后……”他的意思是说以后有时间，再请方先生替同志们解释这两个问题。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同志间就有人截断他说：
“好，好，方先生要是累的话，就明天再讲吧。”方中允教授出乎余新之的意料，摇着头声明自己毫不疲乏。真的，每次不管方中允怎样的奔波辛苦，只要一回到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中，立刻就感到精力充沛，变得年轻了。他开始详细地给大家讲解中国社会应如何发展，将来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应该建成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尽管他回避了一些名词，但是他的意思大家还是清楚的。他一面讲一面注意着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他了解每个团员正像慈母了解她身边的孩子们一样，从团员们的面部表情，下颏的动静和眼睛的神色，他会看出来他们对他的话是否了解和了解的程度。但同时他也晓得团员们的兴趣并不一致，喜欢文学的不一定喜欢哲学或社会科学；他还知道因大家对他非常敬爱的缘故，无论他讲什么大家都爱听，都相信，这样往往会使他们在接受时失去了主动性。因此，他虽是讲解问题，也仍然采取了一部分讨论方式，随时请他们自己说出看法，互相讨论，一直把问题初步弄清楚之后，他还是不放心地嘱咐大家多参考儿本书继续研究，在研究时应该注意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一个女团员闪着一双明媚的眼睛，非常天真地向他问道：
“方先生，我想将来在哲学卜多努点力，你说可以么？”“好，好，”方中允教授点着头说，“可是不要做一个学究哲学不仅是要人怎样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尤其要人们怎样去改造世界。”好几个声音答道：“要人怎样去改造世界！”方中允教授望了望余新之一眼，又转回头去向那些热情的眼睛笑着点头。看见余新之也在向他笑着，想说话没有说出来，方中允猜到又是那一句：“你瞧瞧，方先生！”他又转向余新之，点点头，心里边叹息说：“‘后生’真是‘可畏’啊！”就在这当儿，他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所过的生活，所接触的人物，所阅读的书本，所思考的问题，完全是另一方面的，不禁对眼前的这群孩子起一种羡慕之情，同时也惋惜自己过去有许多年的宝贵时间和精力都浪费于无用之地。当他在少年和青年时代，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否定之否定”，“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等等，压根儿没想到过人类的前途，更莫说参加改造世界的神圣工作。那时，他所关心的是宋学和汉学的争执问题，是今古文的谁是谁非，一直到北伐前后，他还相信胡适的话，认为考证出一个字和发现一颗星星有同样价值。五四运动时他二十几岁，醉心于史学和考据学，偶尔也搞一点中国思想史，他除对儒家的经典比较熟悉外，对《老子》和《庄子》都认真钻研过，很感兴趣。由于老师梁任公的推荐，他读过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开始注意墨子学派。那时他偶尔读一读《论衡》，感到王充有些见解很新鲜。直到北伐以后，他才接触到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逐步成为新哲学的信徒。如今抗战一开始，新哲学的学习迅速在青年中普及了，这是他在青年时代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啊，新的时代产生了一代新人！”他又一次在心中叹息说，深深地感觉到时代的伟大和历史飞速的向前进。但他的叹息丝毫也没有伤感意味，仅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强烈的感情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