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臣制君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
——管子
给自己定好调
——秦始皇一统法行天下
儒家以德服人，法家以法治人。前者听来虽然亲切，但随意性非常大，绝大多数人容易误入“人治”的怪圈，作出一些失德失道的举动，最后反而落个为人口实的下场；后者不重人情，只凭制度、体制管人，虽然看起来苛刻、严厉，却凡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反而可以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使次序更加规范。
古时强调施“仁”政，讲究勤政爱民，但施“仁”政、讲“德”行的背后仍旧有一套强大的法律体系在发挥着作用。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引申一下，无非在说“法”与“不法”的后果。无法，则天下大乱，国将不国；但有法，也不见得就会国富民强、事事兴旺。因为时势在变，各种客观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法也要因时、因地而变，惟有如此，才可真正达到恩泽一方的目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正是因为变法才强大起来的。春秋战国，秦楚两国一直是冤家对头。就历史渊源而言，楚国比秦国要久远；就国土面积而言，楚国比秦国要辽阔；就自然条件而言，楚国比秦国要优越；就经济实力而言，楚国比秦国要富庶；就军事力量而言，楚国比秦国要强大。可最后，楚国却败于秦国，为何？关键在于秦国真正做到了以法治国。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秦国首因商鞅变法而国盛，不仅消灭了老对手楚国，并且力挫群雄，终成霸业。
后李斯入秦，在客观分析各国态势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劝秦王推行变法。经过十余年的励精图治，秦王政南征北战，先后荡平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终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秦王政一统天下后，觉得应重议帝号、定制度，为此，召集群臣计议。李斯等人建议：“古时三皇五帝管辖的土地不过千里，如今陛下兴兵诛伐暴乱，荡平六国，统一天下，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三皇五帝岂能相比！”为此，合“三皇”、“五帝”之尊，秦王政改称“皇帝”，又因他是自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即称为“始皇帝”。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专心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他问李斯：“朕观前代史籍，见数百年间，常常是战乱迭起、兵戈不息，哪一朝的帝王权臣，都难免成为百姓攻击的目标；而每一次动乱中，一些豪门大户又总是争权夺利，趁势发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李斯进谏道：“依臣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或不能明法，或执法不严，所以才使得百姓造反，豪杰兼并，祸乱不息。陛下圣明，只要严执秦律，使天下之人都做到令行禁止，哪个还敢犯上作乱呢？！”这些想法颇受秦始皇的赞同。李斯进一步辅佐始皇制定了一系列诏命和法令。
为防止百姓叛乱，便下令收缴民间所有的武器，不准私留。然后命人熔毁兵器，铸成12个大铜人（每个重达24万斤），摆列在咸阳宫门外，用以象征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为防止富豪大户聚众起事，令各地12万户以上的豪门大户迅速迁居国都咸阳（早在征服六国过程中，就曾把各国富贾豪绅迁移到巴蜀），这样，即使他们背井离乡，失去世代居住和统治所奠定的基础，又便于监督他们的言行，使其不能相互勾结、反叛。
为防止六国旧部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及原来六国构筑的堤防等，统统拆毁，使欲反叛者无险可据，无塞可依，难以作乱。
为使秦朝的江山更加巩固，李斯还特别注重文化事业，主张文武兼治。秦始皇与李斯商议，拟定了“书同文”的诏令。李斯既有学问，又擅书法，他找了胡毋敬等人一起认真调查研究了流行的各种文字、字体，最后确定以小篆文字为标准文字，逐步加以推广。为此，李斯作《苍颉篇》，课高作《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为识字教材，以加速推广统一文字的普及。这一作法，使官府颁布法令、民间传播文化、交流思想，都比以前方便了许多。
国家的强盛，必须以经济作为发展的后盾。李斯是一个颇具头脑的人，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迅速地富起来，必须得有一套规范的经济体制，于是集思广益，博众取长，统一了货币和度量体制。
统一前通行的货币多以黄金和铜等制成，各国的货币不仅形状不同，就是轻重、大小也不一致。铜币中，秦国使用圆形钱币，赵国的钱币像小铲，齐国的像小刀。黄金的重量单位也不一样，有的以镒为单位，重20两；有的以斤为单位，重16两，如此等等，给各地的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始皇颁诏令：全国通用两种货币，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20两；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且把铜钱全制成圆形，中间铸成方孔，便于携带和交换。
当时各国的度量衡也不统一，大小、长短、轻重不同，单位、进制也不一样。如重量，秦以升、斗、斛为单位，魏以半斗、斗、钟为单位，齐以釜、钟为单位，换算起来十分麻烦、复杂。于是秦始皇又废除了六国的度量衡，全国一律改用先前秦国的度量制度，并制定了标准量器，在全国统一使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无疑加速了秦经济上的繁荣。
事无俱细，都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先是方圆，后定规矩，才是明智之举。李斯建议修驰道、定车轨一事就颇能反映这一点。一次，少府卿给始皇造了一辆热可避暑、冷可防寒、新颖华美、精巧别致的车子，众臣围车赞不绝口，说皇帝乘此车巡游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李斯不以为然，说：“这车子造得倒是精美，只是陛下不能乘坐它巡游四方！”众皆愕然，李斯慢慢说道：“臣刚才仔细量过，这车两轮间距是6尺，需要6尺车轨之路才能行驶。而如今天下道路哪有这么宽呢？”秦始皇恍然大悟，颁发诏令，规定天下车轨一律为6尺宽。又开始修筑“驰道”，宽50步，土高石厚，每隔30丈植一青松，如有什么地方发生变乱便于迅速调集兵马。这样的驰道有两条：一条由咸阳往南直通吴、楚；另一条由咸阳向东直达燕、齐。后来又接着修了“新道”、“直道”和“五尺道”等等，分别从咸阳通往北方、西南和岭南的广大地区，使咸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
虽然秦始皇注重苛刻严厉之法，讲究酷刑，以致秦朝治国不过两代，但在其统治期间所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统一文字、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等无疑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社会虽然不主张严刑峻法，但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必须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约束，才可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治国如此，治理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健全、严明的规章制度不仅可以在无形中使员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感和责任感，同时也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使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娓娓而来。因此对领导者来说，法治无疑是最高明也是最明智的做法。
敢于站在“势”头上
——光绪失势而致变法失败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势就是地位，就是权力。领导者如果没有势，就什么也干不成，只有取得了势，才能令行禁止，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
韩非曾说：“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意为：尧为平民时，三户人家都管理不好，不是他没有才能，而是因为他的地位卑下。《韩非子》中也有语：“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说的是，贤人之所以屈服于无能者，只是因为无能者权力小，地位低；无能者之所以能够被贤人所折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可见，领导者的才能与品行虽然是成大事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势”才是领导者实施领导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上，“有德有才之人未必有势，有势之人又未必有德有才”的现象时有发生，刘邦和韩信就是其最好的脚注。
对于刘邦，历来的史学家，常以“无赖”二字称呼，这其实算不上什么污蔑。史书上记载：刘邦“好酒及色”，且从“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喝酒赖账不给钱；给人送贺礼时，口出“送钱一万”，实际上却一毛不拔；家中虽有妻小，却在外面惹了一身的风流债；被项羽追击时，为了逃命，他竟然将老婆儿女推下车去；父亲被项羽俘获，项羽声言要将其烹煮，刘邦竟然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是将他煮了，请给我一碗汤！”由此可见，刘邦的品行是多么的低劣。楚汉相争中，他节节败退，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要是没有韩信及手下的一班谋士猛将，他早就完蛋了。
对比而言，韩信的人品就高尚得多。漂母的一饭之恩，他终身不忘，后来以千金报答；对冷遇过他的亭长，他也不念旧恶，赐以百金。最为难得的是他对刘邦的忠诚，当刘邦、项羽的成败皆取决于他时，先有项羽放下架子，要他归顺于己；继有蒯通游说于后，劝他自树一帜，与汉、楚鼎足而立，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忧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品行。
至于军事指挥才能，秦末虽然能人辈出，但能与韩信匹敌者寥寥可数，无怪乎叱咤一时的项羽也败在他的手下。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人，能统帅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统兵不过十万。”“那将军呢？”韩信说：“臣多多益善。”正是依靠着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刘邦才赢得了万里江山。
那么，这位德才都远远高出于刘邦的盖世英才，怎么会受制于刘邦呢？刘邦曾向韩信问起这个问题，韩信的回答是：“陛下受命于天，这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也许韩信的这个回答确实是有点出于无奈，因为此时他已被刘邦所软禁。其实他心里明白，他的失败是因为失势，而他的失势，却是他亲手造成的。设想，如果他接受了蒯通的建议，独树一帜，10个刘邦又能奈他如何？
可悲的是，韩信并不是被刘邦治死的，而是死于一位村妇之手！村妇何许人也？她便是刘邦的老婆吕雉。这个女人的前半生，不过是沛县的一名农妇。与韩信相比，她可真是地地道道的蝼蚁之辈。可是此一时非彼一时，刘邦做了皇帝，不管刘邦喜不喜欢，也得封她为皇后，为了保住自己权势的给予者——刘邦，她制造了这起大冤案。被她陷害的，还有与韩信齐名的大将彭越。
这事乍看起来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两位统帅过千军万马、无数次出生入死的一代名将，怎么可能就擒于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之手呢？归根结底，就在于一方失势，一方得势。由此可见，“势”的威力是巨大的，它可以使柔弱变为强壮，也可以使强壮雌伏于柔弱。人们常说“势力”、“势力”，其实“势”与“力”并不等同，没有“势”的依托，任何“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有了“势”，无力也可以变为有力。
历史中的每一个角色的得势与失势，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荣辱成败，而最高掌权者的势的得失，有时则关系到一个集团甚至一个国家的兴亡。例如清末光绪的失势，就使得中国错过了发展的良机，丧失了一次振兴的大好机会。
光绪四岁时就被慈禧推上帝位，当然慈禧有她自己的打算。四岁孩童，万事不懂，于是顺理成章地宣布，为了辅佐皇上她要垂帘听政。表面上她作出承诺：“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即光绪）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可是这一垂帘便是十几年。1889年，光绪19岁，已到了建功立业的年龄，为了兑现先前的承诺，慈禧不得不撤帘归政了。表面上看，光绪似乎是获得了权力，可实际上大权依然掌握在慈禧手中，这一点在《慈禧外纪》中有记载：“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戊戌变法的倡导人之一梁启超也说：“皇上（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仍出西后之手。”
然而，光绪并不甘心做一辈子的傀儡皇帝，更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面对列强瓜分，国势危殆的局面，他要有所作为。终于在光绪24年（公元1898年）向慈禧摊牌了，他让人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慈禧获悉后，勃然大怒：“他（指光绪）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不过，面对国内外巨大的压力，慈禧也不敢贸然地将光绪拿下，只好悻悻地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光绪得到权力后，毅然实行变法，颁布了《明定国是》诏，痛析了当时面临的危殆形势：“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坚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坚甲利兵乎？”提出要“博采西学”，挽救危局，以振国势。他起用变法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变法方案，设计改革蓝图。可惜他的这些做法，极大地触动了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腐朽势力。于是一场殊死的斗争开始了。
政治斗争，“势”的有无，取决于后台，取决于你是否掌握了武装，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旧两派都清楚这个道理，而顽固派在这个方面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是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光绪虽为一国之主，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康有为等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结果这袁世凯本身就很有野心，在最关键时刻，将光绪帝出卖了。
1898年9月21日，光绪在中和殿审阅公文，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士兵突然闯进，声称奉太后令，将其押解到中南海的瀛台看守起来。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布，自“今日始”，重新由她“训政”，至此，光绪完全丧失了权力，成了笼中之鸟。
这一次的失势，不只是光绪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由此可见，“势”就好比鱼儿所赖以生存的水，离开了“势”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其结果不得而知。所以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深渊。”这同慎道将人君比喻为龙蛇，而将权势比喻为云雾是一个意思。
对此，管子有过更为精确的表述：“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臣制君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
当然，人之权势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来自于他人，是众人拥戴的结果，也就是“借人以成势”。但是必须清楚一点，势既已形成，就一定要牢牢抓住，千万不可再“以势借人”，将权势假于他手，这就是“失势”，如同放虎归山，那虎是会回过头来咬伤、咬死自己的。
把握赏罚之道
——穰苜杀鸡儆猴立军威
赏罚，历来是统驭者经常运用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只要有人存在，只要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就应该把赏罚作为一种驭人手段常加运用，否则，国将不国，军队也会成为乌合之众。
当然，赏罚是为了“兴功”、“立威”和“禁奸”，即鼓励将士奋勇杀敌，争立战功；提高自身威望，赢得众人的拥护；禁止部属作奸犯科，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勇士知其所死”、“邪恶知其所畏”。而要达到这种效果，领导者必须赏不避仇，罚不避亲，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自身也要起到模范示范的作用，才能使赏罚措施具有威信，令部属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