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罗斯福就以其一贯的实用主义精神，来对待国会中权力分配的实际情况。既然各委员会的领袖有权，他就同委员会的这些实权人物打交道。在进行这种接触的时候，他是十分擅长于讨人欢心，他处世所以圆滑得体，灵活变通，并且还善于把握时机，而且对于头头们本人的政治问题又是如此敏感，所以重要法案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总统个人的运畴能力。
他一再博得格拉斯、哈里逊、泰丁斯、萨姆纳、道顿这类人的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喜欢新政，或者具体地支持某项法案，而是他们乐于和甘愿听命于总统个人。
罗斯福的领导才能在于他能够敏捷而又十分得体地使用说服、哄骗、奉承、欺诈、交际、承诺、讨价还价等手段。他在人事关系上的那种罕见的本能使他能采用最合适的办法使最不乐意合作的议员改变主意。
柴永波听完布兰妮的介绍，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国会和罗斯福矛盾严重，党派斗争有可能失去这位充满自信、又有一点刚愎自用的好总统。”
柴永波经过几天的美国实地考察，拿出一千万交给罗斯福的助理：“支持罗斯福先生参加竞选。”
罗斯福秘密接见了柴永波：“你的行动我了若指掌，很感谢你对我的工作成就的肯定和支持。柴先生，你认为我的希望有多少？”
柴永波冷静的回答：“对半！”
“哈哈哈哈！和我想的一样！”罗斯福担忧的神态用大笑掩饰着。对于柴永波的来访，他甚至比以前更讨人喜欢、更能打动人心、气宇轩昂的姿态也并未稍减。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的洞察力在担任总统的岁月中磨炼得更加敏锐了：“我不想当独裁者，但对某些人挖空心思故意制造的党派对立和政治上的对立，必须进行打击。由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理由企图推翻现政府的人，无中生有地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愚蠢的幻觉。”罗斯福的话语之激烈反映他当时是十分的痛心和恼怒。
柴永波同情的说道：“我会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支持你，在你施政中需要的资金是我唯一可以帮上忙的。”
罗斯福微笑着：“你的心意我懂，但这是政治的较量。强大的利益集团步步进逼，要求不要改组他们心爱的机关。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对总统权力过大而产生的担忧。
教育部免于改组，因为宗教集团普遍担心把它重新安排在其他政府机构中以后，则会加强联邦对它的控制。在退伍军人组织的抗议下，退伍军人管理局也免于改组。还有一些重要机构得以逃脱。明知不可为，我就需要让步。美国人民不需要我时，我会考虑退出政治舞台。”
柴永波笑笑：“以进为退不失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但我自信，总统阁下会让我惊喜的。”
罗斯福伸出手：“我会记住你的话。”
柴永波和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愿意效劳总统阁下。”
柴永波对美国的总统选举非常重视，但瑞麒来的电报令他急速回到上海：“父亲病重。”这四个字是柴永波想到八十二岁的段祺瑞有了生命危险。
英租界段府宅邸，柴永波对奄奄一息的岳父大人说道：“好好养病，不要想那么多。”
段祺瑞长喘一口气：“我在想我的一生。不知道对国家有功有过，但我是尽心尽力了。”
“有功！”柴永波肯定的回答：“三造共和、取消帝制，这都是你的功劳。”
段祺瑞苦笑：“世人把功劳给了蔡锷将军。”
柴永波说道：“袁世凯称帝，没有你和冯国璋的反对，单凭蔡锷区区几千之中，他能领帝制灭亡？如果你和冯国璋将军相助袁世凯，中国的命运又会如何？”
段祺瑞感激似的点点头：“有人说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他们怎会想到，国人幻想出来一位英明的皇帝来给他们一碗饭吃。3.18惨案毁了我一生的清誉，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我，哪里知道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柴永波理解段祺瑞的内心疼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尽管不是你的命令，终究你是执政者。岳父，无可挽回的事何必去想？社会上这几年对此也有议论。有人说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可惨案偏偏发生了。你只有冤屈的承担了一切后果。功过是非有后人评论吧。”
段祺瑞大笑：“你解开了我的沉重包袱，我要去了，好好对待我的女儿。”说完话闭上眼，安详的去了。儿女们围在身边痛哭起来，柴永波起身商量段祺瑞的后事。
段祺瑞一生不吃空缺、不收礼，一生没有购置房产，死后没有余财。南京国民政府本想将段祺瑞安葬在南京，但段祺瑞由于一生事业都在北方，临终前特意叮嘱儿子段宏业，死后一定将他葬于北平，最好葬于西山。
柴永波和瑞芳十几个兄弟姊妹商量后，决定遵照岳父的遗嘱，其灵柩于12月7日由上海启程，运往北平，暂厝于西山卧佛寺，等候段宏业请人卜地建墓后入土为安。
然而这一等就是半年多，所看中的土地，不是风水不佳，便是地主不愿出让。柴永波正为此事焦急，卢氏发来电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生兵变，民国总统蒋被扣押。”
柴永波急忙赶回卢氏，和宋子文、通罢电话，又和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柴永波赶到了西安，他首先和周见了面，对这次兵变引起的后果非常担忧：“周先生，日国内蠢蠢欲动，进攻上海和北京都有可能。如果国共再次爆发恶战，我们的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周点头：“我们党不主张处置蒋先生，但必须答应：停止剿共、共同抗日。”
柴永波长叹：“这是非常明智的抉择，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我可以见一见蒋先生吗？”
在会议室里的几个人对柴永波非常熟悉，对他的要求没有拒绝：“应该的，这次周旋，还需要柴董事长全力相助。”
当时在西安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蒋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西安事变这才发生了。
与柴永波首先见面的陈诚在这次西安事变中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大伙叛兵闯进他的房间时，他们询问起了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西北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
幸好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叛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这是叛军囚禁南京要员、高级将领的所在。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以及蒋的侍从秘书肖赞育。
柴永波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并且和陈诚一起去见蒋。蒋被活捉后，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
柴永波的到来，他非常高兴，并且知道了自己的希望。但谈到联共抗日，他的脸色又阴沉了下来。柴永波把西安事变发生后，日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的统治权力。英、美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说了一遍。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而代之。宋夫人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营救而积极努力。你不会希望国家四分五裂、被日寇侵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