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清朝同治年间，在长沙河西望城坡中，有一家名为七里香的绣花店铺，老板姓胡，祖传十三代都是靠刺绣为生。他们家的刺绣工艺闻名全国，可谓是名闻遐迩，连当时的同治皇帝都听说了刺绣的精美。皇帝便命令钦差大臣到湖南采购一百幅湘绣作品来，并要求每一幅绣品上，要绣有百鸟、百鱼、百蝶、百仙，并要求三十天交货。
皇帝的话，那是圣旨啊，三十天要是交不上货，掉脑袋都是轻的，甚至有可能会株连九族，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胡老板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召集了厂子中七八十名绣工，加班加点，连夜赶工，终于在月底完成了九十九幅，眼瞅着明天再完成一幅就可以交差了，胡大老板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可是，真应了那句“行百里半九十”，那天晚上，有一个绣工因为长期熬夜，终于忍不住打起了瞌睡，她一不小心翻身将棚子上的灯盏给撞翻了，虽说绣品没有被火全烧了，但九十九幅作品却都被泼了一层油。
胡老板见这种情况又气又急，他想，要是交不上货，皇帝怪罪下来，就让那小丫头抵命。那女绣工连惊带吓，大哭了起来。住在隔壁的画工肖二，听她哭得如此凄惨，便去跟胡老板求情，并定下了一条计策。第二日，胡老板将完成的九十九幅作品交给了钦差大臣，然后吹牛说家中还藏有一幅作品，不过那是上天赐下来的，只有当今的真命天子同治皇帝才能拿取，普通人碰一下就死，前几日有几个想偷绣品的小贼，还没等他们接近呢，天上就打雷，把他们给打死了。
那钦差也是聪明人啊，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拍皇帝马屁的好时机，他二话不说，飞马将胡老板的说法上报给了同治帝。想是皇宫里的生活太闷了，同治帝听了这说法后，就学着圣祖康熙的样子，带上几个随从微服私访。那肖二是戏班子出身，曾经跟随戏班子进过皇宫，给皇帝演出过，因此一眼便认出了同治帝，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同治帝的马屁是拍得一溜一溜的。同治帝一高兴，便赏了胡老板一千五百多两白银，并公开身份，给绣品赐名为“湘绣”。
清朝末年，著名湘绣艺人李仪徽为了光大湘绣艺术，首创掺针绣法；1898年，胡莲仙在长沙市司门口开设了第一家湘绣“吴彩霞绣庄”，掺针绣法在他的影响下得以流传开来。掺针绣法能有机地将浓淡阴阳、色阶渐变与极为精细的劈丝技术相结合，成为一项极具特色的刺绣艺术。
民国初年，湘绣艺人廖家惠，曾为北洋军阀实力派人物吴佩孚的母亲做过刺绣。1933年，长沙锦华丽绣庄刺绣的《罗斯福总统绣像》，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展出，引起轰动，从此湘绣成为驰名国内外的民间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湘绣在新中国政府的传承和保护下，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五大类72种完整的针法体系，湘绣形象的表现形式和完备的工艺水平，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被国人赞为“超级绣品”，国外则被称为“魔术般的艺术”。
改革开放以后，湘绣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的工艺艺人，如李凯云、杨应修、黄粹峰、刘爱云、周金秀5位等，他们多次到国外演出，同国外艺术进行友好交流，多次在国家、国际性的比赛中获奖。
湘绣和很多文化一样，都在日渐衰弱。好在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庆阳香包绣制
在甘肃省最东部的庆阳市有一种流行的习俗，就是当地人喜欢佩戴“绌绌”。“绌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指的是“香包”。
庆阳香包绣制工艺是当地人的一项绝活，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庆阳人都会缝制香包。这种习俗形成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据说在公元前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岐伯曾经在胸前佩戴了一个药袋，众人觉得好奇，于是便问岐伯这小小药袋有何作用？岐伯便解惑说，这种药袋是特制的，它具有防疫驱瘟、禁蛇毒的功效。药袋的制作方法也很新奇，据说是岐伯开创的“熏蒸法”。
因为岐伯出生在庆阳，所以当地人纷纷效仿，佩戴香包也就成了一种习俗。
庆阳香包绣制也是有一段发展过程。它是如何演变出如今的绣制技艺呢？
唐宋时期，香包又被称为香囊，它是仕女和美人专门用的装饰品，并且，就连男官吏也开始佩戴“荷包”（香包的一种），这些官员在上朝的时候，他们把荷包坠于朝服之上，那时的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而荷包里主要是一些棉质的填充物。
在明清时期，香包流行更广，它成为了人们佩戴或者是送礼的物品，所以，一些善于女工的妇人们便加工起香包，让香包看上去既美丽又大方。于是民间便有了香包绣制作坊，人们大批量地生产，将香包融入时代的元素，让众人爱不离手。
庆阳香包是一种集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于一体的工艺制品，它构型简单质朴，按制作技艺可分为四大类型。
第一类：“绌绌”类，又名藏针绣，它的特点很显著，就是把针线藏起来，让外形看起来没有针线，有种形神具备的感觉，它的工艺流程包括创意、选料、剪裁、状物等环节。
第二类:线盘类。这类香包很特别，它的形状有些像端午节吃的五角菱形粽子，香包是用各种颜色的线条盘成的，其技艺包括折壳子、配色线、盘线成型、成果（即将线盘成品连缀，吊上彩穗）等，这类香包可以随身佩戴，可以挂在门口，也可以送人，它表示着吉祥平安。
第三类：立体刺绣类。这种香包的内容很庞杂，形式又比较多，有单面挂、佩件，双面挂、佩件，其制作过程分构图、刺绣、彩染、缝合、成果等环节。在制作工艺上也比较讲究，它经过打样子、扩背子、上样子、绣花、状物、成果、打扮等步骤，制品讲究神似而不求形似。
第四类：平面刺绣类。此类香包的风格比较敦厚凝重，制作方法有破线绣、合线绣、掇绣及齐针、辫针、缉针、掺针、抢针、挽针、盘金、点金、圈金等。
庆阳香包也分为五种类型，有头戴型、肩卧型、胸挂型、背负型、脚蹬型。庆阳香包绣制工艺古拙质朴、富有原始气息，它是文化遗产中的奇葩，它的制作手法奇特，和别的香包区别甚大，其显著特点有：
第一，庆阳香包绣制时，夹杂的原始生态文化味浓。
从地理位置来看，庆阳位于黄河流域，那是华夏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文化积淀深厚，外来文化较少。民间工艺刺绣中，人们潜意识里崇拜神灵，他们把“龙蛇虎鹿”作为图腾，很多香包内蕴涵着巫神文化和古代阴阳平衡的观念。如用绿布卷成盘蛇，再扎上几个梅花，便是龙的化身。
第二，庆阳香包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
庆阳香包刺绣手法多变，它没有规则可循。香包不讲究透视，不追求比例，只求神似即可，很多香包绣制出来都夸张变形，突出香包的头身。各种动物香包，有的大头小身、有头无尾，有的有头无足、有头有身无腿。如狮虎形状，一般头比身大，有爪无腿，既不是真实形象，又不合形体比例，完全由刺绣艺人随意发挥。
第三，庆阳香包比喻象征，托物言志。
华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人们的迷信思想不变，而祛邪祈福便是庆阳民俗文化的永久主题。庆阳香包就是祛除邪恶的东西，绣制的各类香包也有自己的意义。比如借老虎狮子的勇猛威武，祛除邪恶之气，保护自身安全；借鱼儿钻莲喻男女爱情；借葫芦、石榴多籽，盼望多子多福；借大枣、花生、桂圆、莲子之名，取其谐音，寓早（枣）生贵（桂）子之意。
第四，它的审美观点独特。
庆阳香包绣制工艺，艺人们不从由物质生活出发，而是从意念出发，他们采用夸张的造型，随意创作，天马行空地想象，与专业美术有天壤之别。很多专业美术家认为无法理喻的东西，在庆阳民间艺术家眼中，就是合情合理的存在。比如香包绣制“猫吃老鼠”，在猫肚上绣几个小老鼠，在他们意念中，猫吃掉老鼠后，老鼠还活在猫肚里。香包“两面人”，头上前后都长鼻子、眼睛、嘴。这是香包绣制艺人对人体五官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
庆阳妇女对生活环境观察，相当熟稔。她们把身边最常见的素材，比如花卉树木、虫鱼鸟兽、日月风云，比如楼台亭榭、几何图案，以及人物，都作为自己绣制的范畴。通过自己的一针一线，灵活地绣制出龙、凤、金鱼、胖娃娃、小老虎、狮子、老鼠等图案。在庆阳，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千岁香包”，选用的图是花卉，有变形的梅花、荷花及缠枝花，这是按照佛教净土的教义设计的，寓意是把这件小香包看作“西方净土”，因为变形梅花从唐代起就作为佛胸前的吉祥标志。
综观庆阳香包，它的传统色彩浓重，绣制工艺精湛，给人的立体感强，做到了动静互补的特点，并且民俗意识深厚。这些庆阳香包都有美好的象征性，无愧成为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庆阳香包作为端午节的民间传统饰物，它寄托着人们美好的诉求，有“祈福辟邪”的意义，香包件件都被赋予生命力、活力，充分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淳朴、健康、向上的精神。
庆阳香包是当地的一门传统工艺，它的存在价值不言而喻，现在主要的传承人有李秀娥、贺梅英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庆阳香包绣制品面临着被现代复制品取代的局面，刺绣技艺逐渐失传，那些具备民俗文化知识的极少数工作者大多数已经退休，研究庆阳香包绣制的人才奇缺，后继乏人。所以，庆阳香包绣制工艺亟待抢救、保护。
西秦刺绣
西秦刺绣，它的历史很久远，这种刺绣和陕西宝鸡的历史离不开。宝鸡历史悠久，是中华明文的发源地之一，拥有数千年的文化历史。
陕西省的宝鸡市位于我国关中地区西部，古时被称为陈仓，三十六计中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便是源于此地。宝鸡东接咸阳、西安，南连汉中，西北部与甘肃天水、平凉毗邻，是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穿市而过。
五千年前，伟大的华夏族统领炎帝，便出生在宝鸡县的姜水河畔。三皇之一的神农氏，便在这里品尝百草，开创了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直钩钓鱼”、“不钓鱼和虾，只钓王与侯”的中国著名军事家姜子牙，他垂钓于宝鸡县的渭水河畔，最终以八旬高龄得遇明主，被周文王赏识，后又协助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八百年不倒的朝代，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当地至今仍建有姜子牙钓鱼台。
楚汉战争期间，汉朝名将韩信，向刘邦提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在蜀道上修建出蜀的栈道，以麻痹关中地区的楚军主力，最终一举占领陈仓地区。三国时，诸葛亮屡次北伐中原，却最终只能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千古遗恨。当地人为了纪念诸葛亮，便修建了诸葛庙。宋朝时，苏轼在宝鸡担任地方官，曾修建了凤翔东湖。明朝初年，我国道家名士张三丰，曾在此修建金光观。
宝鸡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周朝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共同发源地，在宝鸡发现有数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被测定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当地还建有“炎帝陵”和“炎帝祠”，还有很多的佛、道家的建筑遗迹，因此宝鸡有“炎帝故里”、“佛骨圣地”、“青铜器之乡”和“民间工艺美术”等美誉。
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的积淀，造就了宝鸡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宝鸡文化，内容丰富多样，而西秦刺绣则无疑是宝鸡诸多民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宝鸡是中国西秦和西周文化的发源地，民间手工艺术源远流长，其中刺绣技艺广泛地流传在农村中，其中代表性的乡村有凤翔县彪角镇冯家村、本村、杨丹村，千阳县的南寨、城关、柿沟、水沟、寇家河等村镇。刺绣技艺美化着人们的生活，装扮着人们的服饰，这种手法的刺绣还同当地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它不由自主地融入人们的生辰、婚嫁、祭祀、寿宴等活动之中，因此西秦刺绣技艺得以在当地民众之中拥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和生命力，使得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经久不衰。
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西秦刺绣技艺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平绣、悬绣等多种织绣技巧，作品包括平面、立体、浮雕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龙凤狮虎，花鸟虫鱼、山水风景、戏曲故事、人文典故等多个方面，人们用西秦刺绣来送礼、祭祀、制作玩具等，并且刺绣品逐步地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工艺饰品展到商品。
民国建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之中，特别是1937年爆发的八年抗战，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局面中。但由于宝鸡地区交通不便，相对比较封闭，因此战火未能影响到宝鸡地区，大部分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并保持着最传统的风貌。不过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西秦刺绣也受到重大影响，它的发展逐步地走向下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府的号召下，很多妇女走出屋门，从事体力劳动生产，进一步对西秦刺绣的传承造成削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加大了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文化工作者深入民间，他们组织艺人进行培训，加强对外宣传，帮助开发产品、扩展市场。这些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秦刺绣的振兴和发展，却仍然无法改变西秦刺绣面临的危局。
目前，西秦刺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传承艺人，因为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逐步改变了过去的欣赏观念，现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秦刺绣的生存空间逐步的压缩，随时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人们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扶持力度，针对西秦刺绣面临问题做出措施，不要让这一民间艺术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南通仿真绣
仿真绣是江苏南通地区代表性的绘画艺术，它吸收了西洋画的用光、调色等特点，用中国传统的刺绣技术来表现西方艺术，结合了中西方文化特色，是典型的西为中用的艺术表现。
在色彩上，南通仿真秀比苏绣更为艳丽，色泽更为鲜灵。此外，独特的针法、明暗关系，增强了刺绣作品的立体效果。在用线和用针方面，南通仿真绣充分地体现出刺绣的针法和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具有意想不到的仿真艺术效果。
南通仿真秀由晚清著名的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发明创作，这门艺术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呢？
沈寿其实本名并不叫沈寿，他原名为沈云芝，他是江苏苏州市吴县人。1904年，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下令民间艺人进宝献寿。当时在南通定居的沈云芝和他的妻子绣制了衣服《八仙上寿》图为太后老佛爷祝寿。慈禧对他夫妻的寿礼十分地喜爱，下令厚赏他夫妻二人，并为他夫妇赐名“福”、“寿”，沈云芝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沈寿。
沈寿一生先后居于中国的苏州、天津、北京等城市，他设立刺绣学校，教授刺绣技术，并将自己的刺绣工艺口授传给中国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为了传承和发展中国的刺绣技术，张謇执笔，出版完成了一部刺绣理论著作《雪宧绣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