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关于美国的），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的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静悄悄的）、高尔基大街（两边都是商店）、赫尔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别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做“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的细小的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的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的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城市。
这就是苏联？
莫斯科国际机场庄严典雅。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紫色的铜环，这确是一个盛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但天花板因此而显得低矮了，也影响了光照。
入境手续办理得缓慢而且仔细。边境警察的面孔没有表情，他仔细地审视着你的面孔，对照着你的护照上的照片，并把你的护照上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脸部（我的眼镜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脸上，虽然我的护照照片上的眼镜的镜框是另一种式样）。
海关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开他的装有印刷品的纸箱子，纸箱子用短刀划开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关的检验。
包括持有苏联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也同样地履行着一切接受检验的手续。这是严肃的。
只有一点，莫斯科国际机场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说机场候机大厅的广播，先“嗡”那么一响，好像是敲响了一个音叉，然后是细声细气的温柔的女声广播，广播里可以听到“气声”。
其它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气氛。
西方国家的机场商业气氛很浓。橱窗和橱窗里的灯光，装潢精美、反射着各色霓虹灯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发的广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馆、色情画报……从你登上它的土地的第一秒钟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购买吧，花钱吧，消费吧——好像它们一齐拥上来这样说。
当然，例如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腰里别着盒子枪、手里拿着报话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但他们的脸上似乎仍然隐含着一种嘲弄的笑容，他们的身后与四周是威士忌酒与长筒丝袜。
这就是苏联，这就是莫斯科。
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巨大的红星、晋谒列宁墓的人的长龙、列宁雕像、庄严巨大的政治标语、宣传画、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东正教堂的鎏金圆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前奏与广播员的雄辩声调、进行曲风格的领唱与合唱、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庄严持重、自信自豪、自成体系而又充满警惕。
不错，这就是在电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里早被我们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罗斯——苏联。
当然有许多方面已经变了，例如，众多的列宁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确实有一些方面，六十余年如一日，真是惊人。
从莫斯科国际机场向市区行驶，阔大的绿地之中一个黑色的雕塑给我以强烈的印象。
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长方木条，令人联想到铁丝网和堑壕，联想到战争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们说，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的。
在塔什干，我们瞻仰了同样是纪念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从它落成以来，这团“圣火”便昼夜点燃，从不停熄。在圣火旁边，一位年老的妇女指挥着几列身着黑衣的女孩子唱着无言的“啊……”歌，调子非常熟悉，却原来是舒曼的梦幻曲。
我不知道梦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气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肃穆的。
据说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曾在电视屏幕上两次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满勋章的老年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始，以圣火的熊熊燃烧终，中间回顾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希特勒匪帮的突袭，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在红场列宁幕上发表演说，大轰炸，苏联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苏联妇女在工厂加班生产、擦拭着炮弹头，坦克与大炮的轰鸣，直到胜利，苏联红军的检阅部队把缴获的希特勒军队的各种军旗踩到了脚下。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片是苏联的电视台公开播放以反复向居民进行传统教育的，还是专门的闭路电视，给外国客人们看的。
但这电视片的内容与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见过的苏联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欢讲这个话题：“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员或亲戚牺牲。我们容易吗？”
接着的一句话便自然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说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在苏联、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马尔罕、在第比利斯，我参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里举行的）的宴会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为世界和平干杯”，然后是“为了妇女”，特别是“为了在座的美丽的女人们”而干杯。这时候主人往往要挤挤眼睛，开几个幽默而又富于人情味的玩笑，有时候玩笑甚至开得有点荤。第三巡就该是“为了儿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为和平、为妇女、为儿童，关键还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几十年来，苏联朝野，总是讲和平，坚决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满满当当地挂着勋章，悠闲而威严地踱着步子，有的是全家出游，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是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
六月二日，我们到达塔什干的第一天。啊，那真是疲惫不堪的一天。起飞前等待办各种手续用了四个小时，飞机上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后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来办理“报到”和“注册”的手续，然后才进入自己的房间。谢天谢地，总算是能洗一把脸，能喘一口气了。晚饭以后，我们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车存车处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鞑靼人，精力充沛，热情而又饶舌，见到我们便攀谈，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各项国际问题的看法来。当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过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