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求救国之路，蔡大愚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民主思想，赞成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的学说和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奠定了他的基本政治观念。1901年，蔡大愚回国，根据他在学习中对西方国家强国之道的认识以及对彼强我弱原因的探求，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事业上。1908年，在为“留东清真教育会”所办刊物《醒回篇》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儒、释、回、耶同属宗教也，同居天壤也，同一圆颅方趾之伦也。彼何以日演而日强，我何以日演而日弱？此其故非造物者之厚于彼而薄于此也。盖彼之能铸造势力而转移社会者，不仅在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而必有完全制胜之道，以经纬其族类，而扶助其物竞者也。夫所能扶助物竞者何？各种学术是也；经纬族类者何？教育普及是也。”蔡大愚按宗教信仰划分世界，唯有信奉耶稣的基督教世界成为世界上的强者，他们的长处是不仅能顺时应变，而且注重发展科技以增强国家实力，靠普及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所以他把发展教育作为救国的途径。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年中，蔡大愚在四川嘉定担任过中学教务长，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教员，在北京创办清真第五小学。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同盟会，在从事教育的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初年，即1912年，同盟会会员、回民教育家马邻翼被任命为甘肃提学使，蔡大愚随同马邻翼到了兰州，甘肃便成为他实现个人夙愿而奔波奋斗的地方。他来兰州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马邻翼热心教育，二是兰州有较多的回民聚居，在兰州办教育，特别是发展回族教育的天地很广阔。1913年，他协助马邻翼成立了兰州回民劝学所，并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他积极动员、鼓励回民子弟上学，并创建了四处小学，一处高小。蔡大愚亲自过问所属小学的各种事务，进行深入地检查和指导。此外，他还担任过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前身）校长兼教务长，并主讲多门课程。
蔡大愚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利用讲课、演说的机会，宣传他的政治见解与主张，向学生和社会听众进行政治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蔡大愚认为共和制比封建帝制要先进，他特别赞成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表明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可贵的是，他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许多人第一次从蔡大愚那里听到阶级差别、生产资料公有制、平均分配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名词，人们普遍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啊，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蔡大愚在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然无法和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全面、系统、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相比，而他能较早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即使只是初步介绍某些知识，其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虽未在全国形成影响，但为日后在甘肃等地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垫下了第一块铺路石。
1916年，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宣布称帝，把中国拉向倒退。坚决拥护共和制的蔡大愚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对无数有志之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民主革命成果毁于一旦而极度痛心，他不禁为之捶胸顿足，失声痛哭。此前袁世凯派他的亲信张广建到甘肃任都督，张广建到甘后飞扬跋扈，搞独裁专制，后被袁世凯按封建王朝的做法封为子爵。袁称帝时，张广建在兰州万寿宫举行庆典，并改宫名为庆祝宫，对于张广建的独裁统治，蔡大愚勇敢地发表演讲予以抨击。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片反抗和唾骂声中，不久病死，张广建如丧考妣，在庆祝宫开会追悼。蔡大愚特作对联“庆祝宫开追悼会，一等子作不孝（或谓孝字作笑）男”，对张广建进行辛辣的讽刺。当蔡大愚得知为实现共和而奋斗的志士黄兴、蔡锷去世时，以所撰对联“星落半球暗，天荒两柱摧”深切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敬和哀悼。两副对联表现了蔡大愚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爱憎之情。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进入混战，民主共和的法纪荡然无存。为拯救国家，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准备讨伐北洋军阀。在甘肃，张广建成为实现共和的主要障碍，蔡大愚认为要救国，必须以武力打倒张广建，于是，他走出学校发动“倒张”活动。
蔡大愚当时可以说是职业教育家，没有军职，手下无一兵一卒。要倒张，只能联络在甘的一些军事将领，其中，回民军官马安良握有较大的军事实权，在辛亥革命中，他与陕西革命军协议停火，思想上开始倾向于民主革命。蔡大愚首先与马安良之子马廷勷接触，并联系临洮驻军首领焦桐琴等，商定以兵变方式“倒张”，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制定了行动计划。蔡大愚曾两次派人到广州，向孙中山汇报，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他们商定于11月17日发动兵变，配合广州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不料，有两名士兵因醉酒走漏消息，张广建加强了戒备。在紧急情况下，蔡大愚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临洮方面焦桐琴发动兵变，因对方预有准备未获成功。马安良父子见情况有变，按兵未动，整个兵变行动遭到失败。这时，张广建以重金悬赏通缉蔡大愚，蔡大愚从临洮来到马安良处，见到通缉令，他泰然自若，请马安良把自己绑起来到张广建那里去领赏。马安良毕竟接受过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便派人护送蔡大愚离开甘肃到四川。
甘肃兵变失败，蔡大愚作为兵变行动的策划者，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在甘肃的5年中，为了国家走向富强而苦心经营，兴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兵变行动，都不遗余力，不避风险，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质。
蔡大愚离开甘肃后，投身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阵营，参加了北伐等革命活动，后病逝于上海。
蔡大愚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民主革命家。（史作杰）
刘清扬——反帝爱国，妇女代表
刘清扬（1894～1977年），女，出生在天津一个回族家庭里。她是五四时期具有组织才干、鼓动才能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妇女界代表人物，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她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奋斗了一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中国人民惨遭凌辱屠杀的情景，给年仅6岁的刘清扬留下了曾经遭受灾难的记忆。1905年，她进入严修创办的平民女子小学读书，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激起反帝爱国热情。从1906年到1910年，她曾参加天津各界人士发起的三次国民捐款和国民救国储金运动。辛亥革命前，她正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深受滦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地理教员白雅雨的影响，并经同班同学崔昭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刘清扬在前进的道路上，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办法。此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创办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引导她走向革命的道路。
1919年，从北京掀起的“五四”风暴席卷了天津城，刘清扬立即投身到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5月6日，刘清扬回到母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与该校的郭隆真等人一起讨论团结天津妇女进行爱国活动问题，并筹备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5月26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义仓街江苏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邓颖超、韩隆真等被选为评议委员。她们也是全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觉悟社的第一批成员。刘清扬作为女界代表参加了天津市各界联合会，为该会的常务理事。她还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举为调查科理事。刘清扬还利用自己的回族身份，积极宣传、组织、发动回族民众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8月8日，刘清扬和郭隆真发动组织了百余名回族同胞，在天津清真寺聚会，揭露亲日派济南镇守使马良残杀回族爱国志士的罪行。与会者义愤填膺，当即砸毁了马良为清真寺题字的匾额。1919年8月23日，刘清扬等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赴京，与北京、山东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惩办马良。结果，全体请愿代表25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刘清扬在狱中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当时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也是回族，为软化她和郭隆真，叫厨师单给刘、郭做饭莱，又通知刘清扬可以取保释放，被刘清扬拒绝，她表示愿与全体被捕代表共患难，同生死，坚持斗争到底。
刘清扬反帝爱国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她组织妇女游行，进行反帝爱国讲演，积极进行提倡国货的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斗争。1919年9月，刘清扬与马骏等同赴上海推动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上海全国报界联合会开会欢迎天津代表，刘清扬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爱国演说。她和马骏在上海活动一个多月，促使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
1920年2月，全国学联派刘清扬到南洋宣传国内青年爱国运动。回国后，正值一部分觉悟社成员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11月，刘清扬、张申府等同乘法轮离开上海赴法。1921年2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刘清扬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后来，她和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来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曾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3年底，刘清扬回到天津后，立即与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超、李峙山等研究并倡议创办《妇女日报》。在刘清扬的三哥刘铁庵（当时任天津进步报纸《新民意报》经理）的支持下，1924年1月1日，全国第一份主要由妇女主办的《妇女日报》在天津正式出版了。刘清扬担任《妇女日报》的总经理，邓颖超、李峙山为该报的编辑。这份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主要领导人的4开小报，成为我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
刘清扬及其所主持的《妇女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妇女彻底解放必须根本解决社会制度的道理，主张把妇女解放运动与推翻旧制度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刘清扬亲自撰写多篇文章，深入浅出地宣传这些观点。
刘清扬在当时还提出“限制人口，提倡优生”的问题，她在《妇女日报》上著文说：“我主张限制生育是应与整理家庭并行的事。与其多生而不能养、不能教，不如生的少、养的好，能如此，体格知识两方面必都可以有长进。”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言论。
1924年6月7日至7月8日，刘清扬与李大钊、王荷彼、罗章龙、彭述之等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听取了加里宁所作的关于纪念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主题报告，并参加讨论，直接受到了列宁主义的熏陶，这是刘清扬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大革命失败后，刘清扬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她在1928年至1931年间，仍致力于妇女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北平妇女救国会和北平各界救亡会的工作，竭力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她在武汉、重庆任战地儿童保育会理事、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女干部学校校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动乱中她受到严重迫害。1977年7月19日病逝，终年84岁。
刘清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堪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爱国运动的志士。1978年8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妇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奋斗了一生的战士。（董凤鼎）
郭隆真——六次入狱，视死如归
郭隆真（1894～1931年），女，原名郭淑善，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回族乡绅之家。她的父亲是位开明的读书人，母亲是位恪守封建道德的女性。郭隆真自幼聪明、倔强，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她拒不按传统习俗裹脚，也不接受包办的婚姻。她喜欢阅读进步报刊，积极寻求救国真理，在经过革命风暴的锻炼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杰出的女革命家。她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六次入狱，最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消息传到天津，正在天津女师上学的郭隆真就和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刘清扬等首先响应，带领学生和各界人士，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发动男女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5月5日晚，经郭隆真和邓颖超等研究后，于5月6日下午由郭隆真主持召开了直隶女师各班代表会议。郭隆真大声疾呼：“国难当头……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她倡议迅速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郭隆真等同学的带领下，女师很快联络了天津中西女中、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等女校学生600多人，于5月25日在天津义仓街江苏会馆举行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选出刘清扬为会长，邓颖超、郭隆真等为评议委员兼演讲队队长。她们日夜奔波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向各界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的道理，有力促进了五四运动在天津的迅猛发展。
率领天津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反对在“和约”上签字。6月底，京津万余学生汇集新华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郭隆真作为天津学生代表的一员，积极参加了请愿活动。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未在“和约”上签字。
领导津京学生声援山东惨案，要求惩办回奸马良。8月3日，山东反动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捣毁了山东回民爱国团体，枪杀了回族爱国志士马云亭、朱春涛、朱春祥，还宣布戒严，“马良祸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100多名回族学生，来到天津清真北寺，在阿訇和回族民众面前，痛斥回族败类马良的罪行，砸烂了马良在清真寺题字的大匾。8月23日，郭隆真再次赴京参加请愿，要求政府惩办马良。她在总统府门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被反动军警逮捕。8月26日，马骏率领津、京、鲁等地各界代表5000多人，展开了3天3夜的不屈不挠的示威请愿斗争，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惩办卖国贼马良”。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郭隆真等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