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春，由于甘肃循化厅的撒拉族群众发动反清起义，清朝在西北的军事重镇兰州受到威胁。乾隆帝得知爆发起义的消息，命令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等人，带兵前往镇压。
和珅尽管从未上过战场，却被乾隆帝任命为代表朝廷的钦差大臣。和珅向乾隆帝请求上前线作战，是打算荣立军功，以进一步提高声望，得到乾隆帝更大的信任。和珅心中清楚，虽然乾隆帝经常表白事必躬亲，乾纲独断，然而大清帝国毕竟是统治亿万百姓的国家机器，要操纵这架庞大的机器，实施有效统治，单凭乾隆帝一人“日理万机”是不可能的，皇上要依靠重用一些人，特别是要依靠满族人出身的领班军机大臣，帮助他统治大清帝国。
乾隆帝本人也不回避这一点，他在谈到执政期间所依赖的亲信重臣时说：
“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
鄂尔泰、讷亲、傅恒以及和珅出仕时的阿桂，都是乾隆帝所倚任的满族领班军机大臣。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忠心辅佐乾隆帝，为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珅从他们的事迹中总结出一条经验，若想当上领班军机大臣，必须在战争中立下赫赫军功，从鄂尔泰到阿桂莫不如此。
乾隆初继位，领班军机大臣是满族人鄂尔泰。
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他的父亲鄂拜曾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鄂尔泰是个大器晚成的人物，他的身体生来瘦弱，满族人当时应童子试，必先试弓箭，他因身体不好，到十六岁才应童子试，第二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一位主考官对他倍加赞赏，把他视为“国器”。第二年八月参加乡试，九月中举。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一岁的鄂尔泰步入仕途，先袭佐领，奉诏充侍卫。
但是，鄂尔泰远不如后来的和珅幸运。他当了多年的三等侍卫，没有给康熙帝留下任何印象。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鄂尔泰转任内务府员外郎，五年后，鄂尔泰时四十二岁，作诗感叹：“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鄂尔泰的机遇，来自康熙逝世，雍正即位。雍正帝对鄂尔泰的为人早有所知，特别欣赏他的坚持原则、忠君不贰。当雍正还是一位亲王时，鄂尔泰为内务府员外郎。一次，雍亲王要求这位内务府员外郎为他办理分外的事，鄂尔泰以皇子不可交结外臣而加以拒绝。这给雍正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雍正当了皇帝后，召见鄂尔泰，对他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
鄂尔泰得到雍正帝宠信，成了一朝重臣。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人还没离开云南，五月又奉特旨，授江苏布政使。这是一次破格的提拔，清代的布政使为从二品，相当于一省之长。到雍正三年(1725年)底离任，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两年有余。这一时期，鄂尔泰初步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鄂尔泰在江苏任布政使时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兴利除弊”四个字。他亲自制定了《实政十条》：禁打降(雇打手)，禁唆讼，禁赌博，禁土豪，禁婚嫁逾制，禁丧葬违礼，禁妇女入庙烧香，禁游方僧道，禁游民，禁赛会。此十条禁令无一不是针对当地的弊害而发。另有《实政六条》，针对地方上缙绅横行及官吏、士民等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饬禁的要求。当时，江苏地方每年中秋节有个虎丘盛会，穷奢极侈，耗费民财，农民终年的劳动，只供一日侈糜，深为可惜。
鄂尔泰下令严禁中秋惰游妄费。对那时流行在江苏地方的倒卖少女即称为“围涉闺女”恶习，鄂尔泰反复申禁。而最大的弊害，就是官僚地主利用火耗、加征从中渔利；横征漕粮，加害于民；谎报荒熟，侵吞赈粮。鄂尔泰针对这些弊害，相应地提出了革除的请求。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为当地所做的利民之事还有：修复紫阳书院，聘请教师，考取诸生，为国家培养人才。在紫阳院旁还修建了春风亭，招揽各地贤卿名士。鄂尔泰利用公干之余，与他们谈论经史及治国之道。后来，他把这些人的言论编成文集，题名《南邦黎献集》，风行海内，纸贵一时。
和珅在云南办案之外的所作所为，大概也是在效仿鄂尔泰。但鄂尔泰在雍正朝的最大历史贡献，是策划和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乾隆帝写有《赐大学士鄂尔泰》诗，诗中有：“早年勋绩振南蛮，黄阁论思久任艰”两句，具体指的就是他在西南工区的“改土归流”活动。
“改土归流”，是指废除土司制度，建立州县制度，改土司世代袭职制度为清政府任命州县官员制度。所谓土司制度，是元代才正式有的，主要通行于中国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元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任命各少数民族酋长为土官，明朝沿袭元朝制度，清朝代替明朝统治全国以后，土司制度继续存在。
在土司管辖的这些地区，他们自行向当地征收赋税，税额很重，而上缴清朝中央政府的很少。如乌蒙的土官，“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更甚的是，这些土司之间以及土司和附近州县之间，经常为争夺土地、人口和统治权而挑起仇杀和战争。这对清朝全国的安定和统一，造成了直接威胁。
雍正三年(1725年)，鄂尔泰被提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又接到圣旨，授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当时的云贵总督杨名时，以总督管巡抚事。第二年十月，又特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雍正六年(1728年)再奉旨：“着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一应军民事务，俱照总督之例管辖。”四十九岁的鄂尔泰，一时成了西南地区最有实权的人物。
鄂尔泰到云贵赴任后，提出了“改土归流”的主张，并在雍正皇帝支持下，围绕“改土归流”开展活动。雍正四年夏，鄂尔泰首先革除了东川、乌蒙、镇雄三府的土目。当时乌蒙土府禄万钟及镇雄土府陇庆候都还年少，兵权分别由其叔父禄鼎坤、陇联星掌握，鄂尔泰将两个实权人物招降。于是，在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并把这些地方由四川改隶云南，设立流官，以统一事权。在这个过程中，鄂尔泰亲赴东川作规划及指挥对乌蒙的用兵。他因平定这两个土府之功，诏授骑都尉世职。
广西泗城地区自明初以来为岑氏所据有，清朝顺治年间归附，改为泗城军民府。雍正五年，土知府岑映宸既纵其众出掠，又发兵屯寨立营。加上在此之前清朝用兵长寨时，有一些不服的人向泗城逃窜。因此，鄂尔泰奏请对岑映宸的不法行为采取行动。雍正帝命令他与广西巡抚韩良辅及前巡抚李绂共同解决。岑映宸知道走投无路，缴印投降。事定后，鄂尔泰把他送到原籍浙江，所有泗城土知府一律改设流官，原地区分别由广东、贵州直接管辖。
贵州东南与广西、湖南交界处，有个古州(今榕江)，周围千余里，居住有苗族、侗族和布依族人，人口十余万，相当于两三个州县之地。雍正初年，经鄂尔泰推荐，调张广泗为黎平知府，剿抚兼施，将这里平定，从此打开了这里到湖南、广西的通道，外地的盐、布、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来，当地人民深受其惠。张广泗因功升为巡抚。鄂尔泰与张广泗协商决定，在黎平府设古州镇总兵驻军，都匀府属八寨、丹江，镇远府属清江设协营，作为外围，后来，清江协也设总兵驻防，加强了对当地的控制。
从雍正四年到雍正十年，鄂尔泰在西南边疆共六年，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本人也被封为伯爵。西南地区经过“改土归流”，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废除了落后的土司制度，打破了原来的原始封闭状态，加强了西南各少数民族间及与内地的联系。鄂尔泰从提出“改土归流”到亲自领导实践，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才能。
雍正末年，贵州发生了大规模的苗民叛乱，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乾隆继位之后，重新起用鄂尔泰，并采纳鄂尔泰的建议，任命他的老部下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乾隆元年(1736年)，张广泗亲率大军至贵州凯里，分兵三路，每路各五千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余苗退入牛皮大箐。所谓牛皮大箐，乃指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台拱地区，周围盘亘数百里的深山老林，危岩切云，老樾蔽天，地势险要，气候变化莫测。故叛苗潜伏其中，以为清军万不能至。张广泗檄诸军合围，分别守住箐口出路，逐渐缩小包围圈，于五月发起总攻，获逆苗首领包利等人，斩万余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着又乘兵威清理附逆熟苗，斩获一千三百余人，生擒二千四百余人。是年九月，贵州苗乱彻底平定，张广泗因功授云贵总督，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鄂尔泰因赞襄乾隆帝处理苗疆事务有功，封为三等襄勤伯爵。鄂尔泰死后，门生胡中藻与其侄鄂昌以诗文获罪，乾隆帝命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虽然如此，乾隆还是承认鄂尔泰“有古大臣风，诚亦不可及”，并赋诗称鄂尔泰“……内外勤宣久。初政命总理，顾问备左右。具瞻镇百僚，将美惠九有”。给予很高评价。
和珅虽然官至户部尚书，但终究年纪轻资历浅，不能与鄂尔泰相比。乾隆帝主持过多次大规模战争，认为尽管和珅这一次的对手是乌合之众的起义军，但毫无作战经验的和珅也很难获胜，于是又让大学士阿桂到前线督师，实质是为和珅保驾护航。但阿桂报告说，他眼下所在的河南黄河工地施工方殷，而且身体欠佳，一时不能马上起程。乾隆帝便下谕和珅兼程前进，督办一切，放手由他指挥军队。
再来看一下起义军方面的情况。这次起义表面上因教派之争而引发，实质上是撒拉族下层民众反对清朝朝廷对他们的压迫所致。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循化地区撒拉族和回族的统治，在撒拉族聚居点草滩坝工，设立循化营。据文献记载，循化营“适居十二工之中，据其腹心，以制其手足”。这里所说的“工”，系雍正时期撒拉族居住区划建制，每工包括若干个行政村落，有各自的伊斯兰教首领称为“掌教”。当时的撒拉族居住区共有“十二工”，在十二工之上，有称为“尕最”的总掌教作为最高宗教领袖。乾隆中叶，撒拉族地区的经济虽得到发展，人口繁衍，但对清朝纳粮当差负担十分沉重。而直接统治“十二工”的各级“掌教”与“尕最”，在清朝庇护下，控制着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世代相袭，形成封建门宦制度与天课制度。在清朝政府与封建宗教门宦制度双重压榨下，撒拉族下层民众既要以无偿劳动豢养各级“掌教”与“尕最”，又要承受清政府的征调负担，生活处境日趋恶化。
为了反抗封建门宦制度与天课制度，安定回民马明心在撒拉族聚居区另创新教，与原来马来迟所创的老教相对立。新教和老教对比，除在宗教仪式上摒弃老教的小声默念而提倡摇头念经跳舞外，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废止门宦制度与天课制度。新教不仅反对老教的总掌教和掌教盘剥教徒，而且还对贫苦教徒有所周济。新教因符合贫苦人民的愿望，信者日众，在不长时间内，甘肃省皋兰、狄道、河州、巩昌、安定、会宁、金县、渭源、秦州、固原、西宁、平凉、灵州、伏羌、凉州、肃卅、盐茶厅等数十州县内，新教徒数量大量增长并超过了老教。
新教的迅速传播，引起了拥有门宦特权的老教掌教的不满和恐慌。他们对新教多方迫害，甚至挑起新旧教之间的械斗。乾隆帝公然下令地方官员“帮扶旧教，灭除新教”，“以安旧教回众之心”。甘肃地方官员秉承乾隆帝旨意，将新教首领马明心驱逐出循化，马明心的忠实信徒贺麻六乎等人所建筑的三所新教礼拜寺也被封闭。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终于在循化撒拉族聚居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
起义军领导人苏四十三是甘肃省河州回族人，祖父辈就在循化厅撒拉尔地方定居，他本人和贺麻六乎都是新教的忠实信徒。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他率领撒拉族新教徒千余人攻入清水工的河东老教区，杀死老教头目，正式发动了起义。
陕甘总督勒尔谨闻知苏四十三发动起义后，立即将新教首领马明心及其女婿逮捕，监禁于兰州监狱，同时派出兰州知府杨士巩、河州协副将新柱率兵前往镇压。三月十八日，苏四十三派新教徒装作老教徒前去迎接副将新柱，新柱得意洋洋地对他们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当天夜晚，苏四十三率领一千多人偷袭在白庄宿营的清军，把河州协副将新柱、外委刘汉时全部杀死。次日清晨，起义军又猛扑起台堡，击毙兰州知府杨士巩、守备徐彦登、外委陈代得、土司韩成磷等。
起义军的胜利促进了起义队伍的壮大。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乘胜攻占河州，兵锋直指清西北军事重镇兰州。陕甘总督勒尔谨十分恐慌，他亲自领兵扼守狄道州，并再三向乾隆帝告急，请求调兵救援。乾隆帝当即命令西安提督马彪带领绿营军队二千人，西安将军伍弥泰、宁夏将军莽古赉各率满洲八旗军一千人就近驰援。
和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钦差大臣兼程赶往甘肃战场。当和珅率京城八旗兵开赴前线时，起义军正在苏四十三率领下加紧进逼兰州。起义军行军至洮河西岸，渡船全被清军烧毁，无法渡河。幸亏洪济桥、唐家川等六处新教徒及时赶来，为苏四十三捆扎木筏，使起义军渡过洮河进抵兰州城西关。苏四十三率义军在西关杀死清都司王宗龙及士兵三百余名，随后竖起云梯围攻兰州城。正当兰州城旦夕可下之时，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带部分清军抢在和珅之前抵达兰州，使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
海兰察，索伦人，姓多拉尔氏，世居黑龙江，是乾隆一朝最能打仗的猛将。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以索伦马甲参加平准噶尔之役，单身一人穷追叛军头目辉特部台吉巴雅尔，在塔尔巴哈台山中将其射坠落马生擒，获“额尔克巴图鲁”称号，破格升任头等侍卫，绘像紫光阁。乾隆帝撰文赞扬他说：“烈风扫枯，迅其奚难。亦赖众杰，摧敌攻坚。于塔巴台，射巴雅尔。是其伟绩，勇鲜伦比。”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清军出征缅甸，海兰察所部为全军前锋，途中遇缅甸军，他一人就射死三人，生擒七人，手下士兵杀敌二百人。后来清军主动撤兵，海兰察奉命留守云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的两金川战役，海兰察又被从云南调到四川，受命为参赞大臣。在长达五年的战争中，海兰察不避险阻，亲冒枪石，每攻必克，超逸出群，受到乾隆帝多次嘉奖。平定金川后，海兰察被封为一等超勇侯，乾隆帝在紫光阁亲自为他敬酒，并再次撰文称赞他道：“射巴雅尔，超授侍卫。荐至都统，参画军计。坚碉险砦，无不克登。勇而有谋，封侯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