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冤枉的是方东树说“汉学家厉禁言理”。这几乎是无的放矢的议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说“理”字最多，何尝厉禁言理？不过戴氏谈的理不合方氏的脾胃，故方氏说此书“乖违，毫无当处”（中之上，二十四）。
《汉学商兑》里驳戴震论“理”的话凡有四条。戴震批评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之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又说：“古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方氏驳道：
按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则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之意见乎？
夫以在我之意见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当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罔气乱道，但取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
戴震根本上反对天理与人欲的分别，所以说“情之至于纤悉无遗憾，是为理”，方东树根本上不能了解此说，所以驳道：
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之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我们看这两段，便可知方氏全不懂得戴学的宗旨。戴氏说理只是事物的条理；而穷理只是扩充心知之明，至于辨察事情，纤悉无遗憾。为要做到这种求理的本领，我们不能不打破那相传的理说，不能不推翻那个“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囫囵的理。
因为人若误认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便容易误认自己的私见为天理。所以戴学要人放弃那笼统的，现成的理，去求那区别的，不易寻求的条理。戴学的第一要义在于教人知道“理”是难知的，不是人人可以随便乱说的。至于理欲之辨，诚如方氏之言，本意是指君主的心术。但古来儒者并不是人人能都像方氏这样认的清楚；他们都只泛指一切人的私欲。理欲之辨的结果遂使一般儒者偏重动机（心术），而忽略效果；自负无私，遂不恤苛责人，自信无欲，遂不顾牺牲别人；背着“天理”的招牌，行的往往是“吃人”的事业。
所以戴学的第二要义在于指出“己之意见不出于私”未必即是天理；必须要用那训练了的心知去体察“情之至于纤悉无遗憾”，那才是得理。方氏不细心研究戴氏说理的主旨，只能摭拾几句不重要的话，谩骂一场而已。
戴学重在扩充心知之明，使人能体察事物的条理：这是一种新的理学。不是“厉禁言理”，也不是“蔑理”。
戴氏又反对“性即理也”之说；他主张性只是血气心知，别无玄妙。方氏极力替“性即理也”一句话辩护，说此句“与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断众流语，固非中贤小儒所及见，况妄庸乎？”这全是谩骂的口气了。他的主旨是：
性命之本（四端，五常），无有不善；使非出于理，何以能善？
这种逻辑可用三段式写出如下：凡善的皆出于理：性命之本是善的，故性出于理。戴学根本上就否认这个大前提。戴学也承认性善；但性善的根据在于人有心知之明能扩而充之，而不在于天理。方东树坚持成见，不能了解戴学；他的驳论只可算是当时人不懂戴学的一个例证而已。
但方东树说汉学家反对致知穷理，这话也有几分真实。戴学全是一种理智主义的态度，真可说是一种致知穷理的哲学。
戴震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这是何等明显的态度！但焦循、凌廷堪、阮元一班人却不能了解这个“重行必先重知”的态度，他们的哲学往往有轻视致知穷理的倾向。
焦循要人舍理而论情；凌廷堪要用礼来代替理；阮元更倾向于颜李学派，注重实习实行，而有时竟菲薄穷理。如阮元说：
圣贤之教无非实践。学者亦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至外增一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
在这一点上，阮元倒不如方东树了。方氏说：
圣门论学固知行并进；然知毕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所谓“是”者何耶？非理之所在耶？若不穷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
这与戴学“重行必先重知”之旨正相合。其实戴学最近于程伊川与朱子，同属于致知穷理的学派。
但程朱在当时都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打了一个滚出来，所以不能完全脱离宗教的影响。既说“即物而穷其理”了，又不肯抛弃笼统的理，终要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觉悟。这是程朱的根本错误。
戴震是从朱学里出来的，他能指出程朱的矛盾，彻底打破那个笼统的“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性中既无所谓天理，那传统的种种附属见解，——如说物欲昏蔽了本来的理性，如理欲之辨等等，——也就容易推翻了。
程朱在近世各学派之中，最能倾向于理智主义的一条路；不幸中古宗教的影响终使程朱不能彻底地向这条路上走，终不能免去许多半宗教、半玄学的见解。
戴学实在是程朱的嫡派，又是程朱的诤友。戴震大声疾呼地指出这种半宗教的哲学，如主静，主敬，主无欲，主理欲之辨，以至于主最后的豁然顿悟，都是中古宗教的遗传，都是根本上与那致知穷理的哲学不相容的。致知穷理是纯粹理智主义的态度。哲学若要彻底做到这种态度，应该把中古遗留下来的种种半宗教的、半玄学的观念，都扫除的干干净净。戴震大胆地控告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这就是说，程朱的格物穷理的态度是不彻底的。戴学认清了理智主义的一条大路，所以说：
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疏证》，十四）前者是理智主义的态度；后者是半玄学、半宗教的修养论。戴学指出性只是血气心知；既无所谓理性之性，亦不必假定理性为气质所蔽。
知识是积累起来的；静中求端倪，静坐居敬，都与致知进学不相干。无欲之论，更不相干了。撇开了这些半玄学、半宗教的把戏，这一派致知穷理的哲学方才可以放开脚步去做那致知穷理的事业，——科学的事业。但这是方东树一流人不能了解的。方东树知道程朱的学派注重致知穷理，而不知道戴学与清学也正是致知穷理；他能指出阮元重实践而菲薄穷理之错误，而不知道宋明清的理学先生们也正是只能静坐主敬而全不做致知穷理的功夫。
焦循、阮元一班学者都是能实行致知穷理的，又都是能敬重戴学的；然而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治学方法实在没有明白的了解。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的理学，有破坏之功，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的、不彻底的旧理学。
他们不能继续这个新理学的运动，只能徘徊于新经学与新理学之间，或者趋近于那注重实习实行的颜李学派（如阮元），或者竞于不自觉之中回到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如焦循），离那纯粹理智态度的戴学更远了。
凌廷堪、焦循、阮元，这三个人号称戴学的传人，尚且不能了解戴震的哲学，尚且不能继续这新理学的事业，何况姚鼐、程晋芳、方东树一班顽固的反动派呢？所以我们研究这二百年的思想史，不能不下这样一个伤心的结论：
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虽有革命的大功和建设的成绩，不幸他的哲学只落得及身而绝，不曾有继续发达的机会。
现在事过境迁，当日汉宋学争门户的意气早衰歇了，程朱的权威也减削多了，“汉学”的得失也更明显了。
清代思想演变的大势也渐渐清楚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对于戴学应取什么态度呢？戴学在今日能不能引起我们中兴哲学的兴趣呢？戴学能不能供给我们一个建立中国未来的哲学的基础呢？
方东树在八九十年前曾有一篇可注意的预言。他著了一篇六千字的《辨道论》（《仪卫轩文集》一，十四～十六），预言将来中国学术思想的趋势。他列举近世学派共有三家：一为程朱派，一为陆王派，一为考证汉学派。他是痛恨汉学的，说这一派“弃心而任目，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叛道，过于杨墨佛老”（《文集》一，七）。但在这文里，他却不注意考证汉学一派；他以为这一派“其说粗，其失易晓而不足辨”。他预料汉学极盛之后，必有一种大反动，反动的趋势，必是回到陆王学派。他说：
使其人（考证汉学家）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何则？人心之荡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己；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而已。方其为汉学考证也，固以天下之方术为无以加此矣。及其反己而知厌之也，必务锐入于内。陆王者，其说高而可悦，其言造之之方捷而易获。人情好高而就易；又其道托于圣人；其为理精妙而可喜。托于圣人则以为无诡于正；精妙可喜则师心而入之矣。如此，则见以为天下之方术真无以易此矣。
方东树预料人心好高而就易，必回到陆王，故这篇《辨道论》全是指驳陆王的学说，“豫为坊之”，“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他的对于陆王之学的评判是：
彼所谓顿悟云者，其辞若易，而其践之甚难，其理若平无奇，其造之之端崎岖窈窕，危险万方，而卒莫易证；其象若近，其即之甚远。……世之学者弗能究也，惊其高而莫知其所为高，悦其易而卒莫能证其易，徒相与造为揣度近似之词，影响之谈。方东树死后，中国的国势一天危似一天；时势的逼迫产生了一种托古救时的学派，是为今文学派，又名公羊学派。
这个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往往讥刺考证之学，以为无益于世；他们高揭西汉的“微言大义”来推翻东汉的许郑之学：这确可表示方东树说的“翻然厌之”的心理；不过汉学的势焰未全衰，人情虽好高而就易，他们还不肯骤然回到陆王，却回到了西汉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近年以来，国中学者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了。有提倡“内心生活”的，有高谈“良知哲学”的，有提倡“唯识论”的，有用“直觉”说仁的，有主张“唯情哲学”的。
倭铿与柏格森都作了陆王的援兵。“揣度近似之词，影响之谈”，国中很不少了。方东树的预言似乎要实现了。
我们关心中国思想的前途的人，今日已到了歧路之上，不能不有一个抉择了。我们走哪条路呢？我们还是“好高而就易”，甘心用“内心生活”“精神文明”一类的揣度影响之谈来自欺欺人呢？还是下决心不怕艰难，选择那纯粹理智态度的崎岖山路，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呢？我们究竟决心走哪一条路呢？
1925、8、13
[附记]此稿作于1923年12月，中间屡作屡辍，改削无数次，凡历二十个月方才脱稿。中间行款格式有不一律之处，文字有重复繁琐之处，见解也许有先后不完全一致之处，都因为随作随付排印，不及一一改正，请读者原谅。
胡适
吴稚晖
吴先生是常州人，今年六十三岁了，但在思想界里他仍是一个打先锋的少年。近年国内的人大都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我不叙述他的历史了。
前几年他五十九岁时，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第一天进江阴的南菁书院，去见山长黄以周先生，见他座上写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大字。他说这八个字在他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顺调和。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
吴稚晖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酬应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之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前几年发表的长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我今天说他的思想便用此文作根据，有时候参考别种著作。
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势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静”，“无欲”，都是中古宗教的变相。致知是纯粹理智的路，主敬是宗教的路。向来理学家说这两条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实这两条路“分之则两全，合之则俱伤”。五百年的理学所以终于失败，正因为认路不清，名为脱离中古宗教，其实终不会跳出宗教的圈子。
这三百年学术界的趋势只是决心单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顾炎武以后，有了做学问的方法，故第一二流的人才自然走到学问的路上去。但程朱的威权始终存在，如汉学家惠定宇的楹帖：
六经尊服郑，（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
可见当时一种调和派的心理，很像西洋近世初期的科学家说“宗教治心，科学治物”，只要你们不干涉我们的治学，我们也不排斥你们的讲道。这种态度的缺点是缺乏一种自觉性，不能了解“朴学”运动自身带有反理学的使命。那些明目张胆反抗理学的人，如北方之颜李，又轻视学问，故末流终带点陋气，不能受南方学术界的信仰。“朴学”的大师能同时明白反抗理学的，只有戴震一派。戴学后来虽然声势浩大，但真正的传人其实很少：传得考订训诂之学的最多，传得戴震大胆破坏的精神的已不多了，传得他的建设的思想的竟没有一个人。
（参看胡适《戴东原的哲学》，页八十至一九七。）戴震死于1777年，这一百五十年中（1777至1927）正统的理学虽然因为“朴学”的风尚，减了不少的气焰，然而终因为缺乏明白自觉的批评与攻击，理学的潜势力依然存在，理学造成的种种不近人情的社会礼俗也依然存在。
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中国的学者学得西洋正统哲学（也是富有中古宗教的遗毒的）的皮毛，回转头来做点杂糅傅合的工夫，于是正统的理学居然又成为国粹的上上品；捧场鼓吹的人又不少了。
民国十二年（1923），中国的思想界里忽然起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当时叫做“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看《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出版。）
国内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个笔战，大家笔端都不免带点情感，一时笔飞墨舞，题外出题，节外生枝，打到后来，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了。
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回来凭吊古战场，徘徊反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场战事，方才明白原来这场争论还只是拥护理学与排斥理学的历史的一小段。
引起争端的导火线是张君劢先生的一篇《人生观》，在此文里，张先生很明白地说：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第一个出来攻打张君劢先生的便是丁文江先生，他认清了论争之点，故他的题目便是《玄学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