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笳十八拍》所描写，同历史事实和地理环境不合。
第一，刘大杰等指出，诗中所叙“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那种汉兵与匈奴连年累月的战事，在那时根本没有。说明作者对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东汉末年，南匈奴已内附。郭沫若认为，“烽火”、“征战”是对乌桓而言。谭其骧指出，当时乌桓活动范围限于上谷、代郡以东，距离文姬所居的南庭匈奴河套地区尚远。
再者蔡文姬归汉是建安八年，而曹操平定三郡乌桓则在建安十二年，在时间上也不对头。这与诗中“两国交欢兮罢兵戈”也不符。反驳者认为，文姬在匈奴时正是“胡、狄雄张”，边境不清时，诗中所述，怎能不符历史事实呢？
第二，刘大杰等指出，汉末南匈奴分为二支，於扶罗、呼厨泉一支居河东平阳，在今山西临汾，文姬可能被他们掳去。而诗中“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慢”，“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与地理环境不合。郭沫若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认为文姬是被居于美稷一支的南庭匈奴所掳，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但《后汉书·董祀妻传》明言，文姬入匈奴是在兴平二年，其时率众从汉献帝入长安的正是呼厨泉所部的右贤王去卑，说文姬不是去卑掳去，难令人信服。而美稷事实上在今山西汾阳西北。谭其骧指出，长城、塞上对南庭匈奴倒用得上，但不论河东、南庭和陇水相去甚远，绝不相干。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对蔡文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至胡的也不清楚。这位作者难道还有可能是文姬自己吗？
反驳者认为，不论美稷、平阳都在山西境内，相去不远，匈奴活动范围达山西北部，内蒙伊克昭盟，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文姬入匈奴后未必长住平阳。
而且诗歌可以有夸大和想象。所谓陇水，本非专名，是指陇山之水，那么诗中写到长城、陇水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否定者认为，诗中有“戎羯”一词，而羯族是晋武帝后“匈奴别种入居上党以后才有的名称”，蔡文姬不可能在“五胡乱华”之前预先知道。辩之者证曰：《晋书·载记·石勒》中的材料证明，羯族非晋时才有。郭沫若释“羯”为“狄”之误，或“猲”字之通假，根据不足。
二、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
刘大杰等认为，《胡笳十八拍》不见于《后汉书》、《文选》和《玉台新咏》，又不见于晋《乐志》和宋《乐志》，六朝论诗的人也没有称述，《蔡琰别传》也没有引它的诗句，由此断定，唐以前没有此诗，是唐人伪造。
郭沫若的反驳是：不见著录、论证和征引是因为它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请教，为文人所不肯，是靠民间流传下来的。但此说也不稳妥。苏东坡和朱熹也是文人，却喜欢该诗。反驳者认为，刘大杰这个论证是不科学的。六朝文献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六朝文学。这是过去“辨伪”学者所习用的一条规律。但这种对古文献鉴定的“默证法”有很大的局限性。类书可能遗漏，选本根本不能包括一切，专书也有作者见闻的限制，有的古书可能脱简或残缺，按照“默证法”《胡笳十八拍》只能存疑！蔡琰原是有集子的，梁时尚有《蔡文姬集》一卷，隋时亡佚了，所以才发生问题。南宋以前无人怀疑《胡笳十八拍》，假如其他方面不能证明该诗为他人所作，则“默证法”的论断便难成立。事实上，“文人”所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并不那么可靠，相反他们所不曾著录论述和征引过的东西，有时更可靠一些。
三、关于风格、体裁问题。
这是否定派的共同问题。实际上涉及语言、风格、作家思想与艺术造诣三个问题。
刘大杰等认为，从语言结构、修辞炼句及音律对偶上看，比起东汉诗来，更有不同特征。诗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两句，炼字修辞如此精巧，对仗如此工整，平仄如此谐调，东汉诗中何曾有过？“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在东汉诗赋中，都没有这种错综句法。用语方面，诗中“泪阑干”是唐时始有的词汇。语句方面，“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是袭用北朝民歌《陇头歌辞》。用韵方面，《胡笳十八拍》先韵和寒韵不通押，和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的通押迥别，也是唐人用韵方法。
郭沫若认为，《胡笳十八拍》中有一些词句讲对仗，颇似后来的七言律诗。这是最成问题的地方。有两种可能，一是独创，一是后人润色，在它之前四言五言都讲对仗，七言诗在西汉时已流行民间，为何不能是文姬独创？就算后人润色也有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有人指出，全诗1200多字，精练工整对仗的只有两联，比起同期建安诗人的诗篇不算多，怎能抓住两联就说它不是东汉风格呢？反驳者认为刘大杰等混同了语言和风格，思想修养和艺术造诣的关系。语言不能独创，风格可以。体裁受时代限制，但可以在旧文体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一步。郭沫若举《乌孙公主歌》证明，文姬是在骚体和七言民歌基调之上树立了她的独创性。
反驳者又指出：关于“泪阑干”，东汉《周易参同契》、《吴越春秋》中已有，非唐时才有。关于用韵，上述例子是偶合，《胡笳十八拍》无此规矩，以十三拍为例，四韵通押，怎能说是守唐人官韵呢？而且唐人作近体诗才守官韵，作主体并不一定遵守。
四、《胡笳十八拍》是否董庭兰作。
如果胡笳声不是文姬所作，那么《胡笳十八拍》更不是她作的了。刘大杰引唐刘商《胡笳曲序》的小序：“蔡文姬善琴，能为高鸾别鹤之操。……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而董生就是董庭兰。证明是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琴曲》条云：“刘商《胡笳十八拍》自序：似董庭兰《胡笳弄》作。”刘大杰进一步证明，曲以拍名起于唐代。最后撰定《十八拍》琴谱的是陈怀古和董庭兰。最初配董庭兰谱为歌辞的，始于刘商。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歌词，产生于刘商之后。
郭沫若在解释序文时，“增字解经”，改“后董生”为“后嫁董生”，把创作权给了文姬，但原文无讹脱之迹，是错的。但驳之者认为，刘商这段序文不可信，如序中所言蔡琰“入番为王后”、“作《离鸾》、《别鹤》之操”，都与过去记载不合。而朱长文《琴史》卷四《董庭兰传》：“天后时，凤州参军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以胡笳擅名。怀古传庭兰。”沈家即沈辽。《崇文总目》载：
《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沈辽早于陈怀古，陈怀古为董庭兰师，所谓董庭兰作之说，不攻自破。为了否定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释沈辽集之“集”为“作”，未免牵强。
林琴南究竟翻译了多少小说
林琴南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翻译家。曾被有的论著誉为“译界之王”。他一生译述了大量西洋小说，就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论，较著名者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笛福、斐鲁丁、斯威夫特、查尔斯·兰姆、史蒂文森、狄更司、司各特、哈葛德、科南·道尔；美国的华盛顿、欧文、斯托夫人；法国的雨果、大仲马、小仲马与巴尔扎克；古希腊的伊素、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司、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卢战血余腥记》、《吟边燕语》、《附掌录》、《迦茵小传》等多种。林译小说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其次为科南·道尔、再者为托尔斯泰、小仲马与狄更司，许多是重要的、不朽的名著。
林琴南自1898年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至1924年逝世为止，一共译了多少种小说，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在这位大译家与世长辞的那一年，郑振铎写《林琴南先生》统计林译小说“成书的共有156种；其中有132种是已经出版的，余则为原稿，还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但郑文也怀疑“或许他的翻译不止于此”。
1929年朱羲胄撰《春觉斋著述记》统计林译作品共182种。1935年寒光著《林琴南》一书说其成书的有171种，零散见于报章杂志统称之为遗稿的有15篇。阿英《晚清小说史》据郑振铎与寒光的两文统计，认为其翻译的小说，“计英国99部，179册；美国20部，27册；法国33部，46册；比利时1部，2册；俄国7部，10册；西班牙1部，2册；挪威1部，1册；希腊1部，1册；瑞士2部，4册；日本1部，1册；未知国的5部，6册。共171部，279册。
还有未收集的短篇15种。”与阿英统计相接近的数字还有若干种，如1981年曾宪辉《林纾传》认为林纾“共翻译了170余部（271册）”。1983年《林纾研究资料》载俞久洪《林纾翻译作品考索》一文统计：“林纾共翻译了英、美、法、俄、德、日、比利时、瑞士、希腊、西班牙、挪威等11个国家98个作家的163种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18种）。”
当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估计林纾译作“不久将超出200种以上”。也许这种预测也有着某些科学性。台湾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有称林琴南“译书多至206种”。1981年马泰来对以往的林译书制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订，认为寒光统计“每以意测度”，朱羲胄“大抵昧于外文，所以只能贩抄前人。”其考订讹误者“几达四分之一”。他编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认为“林译作品今日可知者，凡184种，单行本137种，未刊23种，8种存稿本。”编者在附注中指出“林纾自1912年12月至1913年9月在《平报》上的‘译论’栏内以‘畏庐’名发表过短篇的评论性译文，可找到的有56篇”。
如果以为数字已经最后确定似乎还为时尚早。因为林琴南译作品的未刊遗稿仍在不断发现。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钳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有所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当时代人的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当时各经（“五经”、“六经”）博士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西汉末年平帝时期，曾设古文经博士，以与今文经博士对抗。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同时，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
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许慎是贾逵的高徒，他集毕生心血写成《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徒，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在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官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宋代，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