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人世间的战乱与拯救（三）
刍狗前面为什么说非常敬重鲁迅先生呢？
因为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觉醒者。
鲁迅清醒的认识到封建愚民洗脑教育的“吃人”本质，它让全体国民都麻木不仁、愚忠愚孝、盲听盲从，都丧失了自主和自我意识。
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剥削老百姓的财富和肉体，还包括侵吞他们的精神灵魂。
也就是说，虽然满清王朝拥有上亿国民，但是绝大多数国民从小开始自己的“我”就被扼杀掉了，逐渐沦为传统封建制度的傀儡、被愚民洗脑变成僵尸、沦为掌权者个人的奴仆、甚至就是没有思想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样上亿的满清国民中真正有自我的个体意识的人反而是非常稀少——在“蚂蚁管控大象”的体制中，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只能够是极少数个别的“蚂蚁”。
从这种层面来讲，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还是以多胜少的，不是“大象”太脆弱了，而是管控着“大象”的“蚂蚁”的软弱才造成庞然大物“大象”的不堪一击。
刍狗这里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前面刍狗说过：“我”是一种复杂的整体系统，而不应该是某个具体的物体或固定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整体叠加的复合状态，而不应该是单一的确定态。
特别是一定的中我、大我系统，更应该是由无数个“小我、私我”共同叠加构成；这样的整体系统中（中我、大我），每一个“小我、私我”都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样彼此相互的“和”（互补、制衡）所构成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中我、大我系统。
相反，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体制总是让各种社会的中我、大我系统逐渐变成一种单一固定的确定态，于是整个体系逐渐固化、僵化、孤立化、绝对化就会成为必然。
也就是说，因为整个管理体系的所有权利都高度集中垄断在一个人的手中（一把手责任制），不管这个掌权者是贪官、还是清官，是平庸者、还是有才能者，是善良、还是邪恶，等等，整个管理体系因为这种“一言堂”的管理都会被高度“同化”、固化，最后彻底僵化。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整个管理体系中任何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存在，所有不能够和掌权者“贴心”的对象都会被打压、被扼杀、被排挤，而能够与掌权者“贴心”的人则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的发展壮大起来；这样一消、一涨，整个管理体系就逐渐被高度“同化”成一个大同模式了（固化）。
那么这种“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统一模式、一言堂的大同体制”究竟有什么弊病呢？
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人世间的战乱与拯救”，那么人世间的战乱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以清朝政府的灭亡为例：
因为清朝政府采用“蚂蚁管控大象”的实体管理体制，让整个大清帝国被极少数个人高度集中垄断者，而这个最高权力垄断者个人又以能否和自己“贴心”为标尺来管控整个大我系统，于是整个大我（大象）的生命活力就逐渐锐减，最后大我衰亡则中国就进入长期内忧外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灾难之中。
这种战乱的起源就是因为晚清政府的腐败，而腐败的根源则是因为整个管理体制的固化、僵化，而造成整个政府管理体系的固化、僵化的根源则是因为掌权者个人以“贴心”为标尺衡量一切，才造成官僚“同”的过度“有余”；前面刍狗说过，事物因为过于的“同”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和”，所以这种极少数权利垄断者过度“同”的“有余”就导致的天下“不和”造成了社会矛盾、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官逼民反加上外敌入侵，于是各种社会战乱、灾难就不可避免的陆续发生了。
简单的说，人世间大多数战乱的起因就是因为事物系统的逐渐失衡、或者“不和”所导致的。
而失衡、“不和”的起因则是因为事物对象元素彼此之间过于的“同”所造成的（同性相斥），或者说是因为过度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原因形成的。
从物理力学的角度讲，任何作用都与反作用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因此，这种统治者们为了“同”的过度“有余”而进行各种“损不足”的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行为，同样也会存在相反的作用影响。
简单的说，当统治者为了消除异己而灭杀一切不同的存在、排斥一切不同的声音的存在的时候，其反作用对象元素也同时存在着，并且可能潜移默化的发生影响；这就是“不和”的根源，一旦这种“不和”让整个中我、大我系统彻底崩溃，则各种战乱、灾难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宗派、一个国家政府等等都同样如此。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说清朝的灭亡是因为“蚂蚁管控大象”的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体制的话，那么中国几千年以来不都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汉唐盛世的情况呢？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体制中，如果最高权力垄断者个人是以各种中我、大我之心去管控着整个中我、大我系统，那么他个人就会有更大的包容心而容纳很多不同的存在，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时候虽然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实体管理者，实际上他更是一种精神符号（虚拟存在）。
这样表面上看似是“蚂蚁管控大象”，实际上“大象”还是有很大自主权的，并不是被高度禁锢、绑架在具体个体的“蚂蚁”（最高权力垄断者）身上。
所以出现汉唐盛世的明君大都是以百姓众人的心为己心、心系天下，而不是以个人私心、私利为标尺。
而慈禧太后是怎么样管控整个大清帝国的呢？
是要政府官员必须和她个人“贴心”！
即，是以她自己的“小我、私我”的私心、私利为标尺和度量国家和天下，这样她的包容心就越来越狭窄。
上面说过，任何事物的作用与反作用都是相互的，因为最高权力掌控者个人以个体的“小我、私我”来管控整个中我、大我系统，就无法容纳其他不同的“小我、私我”的存在，让其他不同的“小我、私我”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因为最高掌权者让众多大臣和亿万国民都丧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天下众多臣子、百姓们的心目中，掌权的权贵们也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也就是说，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的时候，因为满清政府长期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政策压迫、剥削民众，早就丧失了民心民意、众叛亲离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公”、所谓的国家只是极少数权贵们的“私”而已，因为广大人民群众都深受这种所谓的“公”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想主动去维护这种所谓的“公”（国家），反而巴不得这样的“公”能够早点毁灭呢；因此，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的时候，老百姓不但不会阻止侵略者，内心可能还会拍手称快呢。
不但义和团不会阻止，就连满清自己的政府军也不甘心为朝廷拼命抗敌，所以侵略军才可以如此轻易的攻陷紫荆城、火烧圆明园……
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体制，越是具体的确定态，即实体的固化、僵化程度越强，则整个中我、大我体系的生命活力就越脆弱。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权利和财富都高度集中垄断在一个人的手中，就相当于“蚂蚁管控大象”，那么这个“蚂蚁”因为过度的“有余”而无限的膨胀变大、甚至被无限的神化，相反，整个“大象”的生机活力也必然脆弱的如同“蚂蚁”，不堪一击。
为什么一个事物一旦变成固定的确定态，就会逐渐丧失生机，就会失衡，就会出现“不和”呢？下面我们就这方面进行例证分析：
比如，中医理论认为：视、卧、坐、立、行是人类五种基本的行为，如果过度使用这五种本能就会伤害到身体的健康，中医称之为“五劳所伤”。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五劳”都会伤到哪些器官。
第一、久视伤血：长时间阅读、写字或看影视节目后，眼睛容易疲劳，以致出现头晕、目眩、心悸等症状。中医认为，这是由于“目伤肝”导致肝血不足之故。
也就是说，当某些方面出现过度“有余”以后，对应的就会出现其他某些方面的“不足”，于是失衡就形成了；于是各种伤害、祸乱、战乱也会不断产生。
第二、久卧伤气：适当睡眠(包括躺卧歇息)，可使肢体筋骨五官九窍之气以及内在脏腑之气充盈，而“气”是维持人体生命延续的源泉，故有助于益寿和提高生命质量。若是经常睡懒觉或躺着歇息，过于安逸，不进行活动锻炼，不仅肢体筋骨五官九窍之气会逐渐衰弱，而且还可能累及内在各脏腑之气，出现精神不振、身倦无力、动则气喘的气虚症状。
第三、久坐伤肉：适当静坐休息能使心境平和，调节神经功能，疏通经络。但长时间坐着不活动则会适得其反——肌肉因缺乏锻炼而导致肌纤维松弛，加上机体新陈代谢减慢，久而久之则加速了肌肉的衰退与萎缩，使人消瘦，食欲减退。特别是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应当多参加各种室外活动，以加强肌肉锻炼，增强体质。
第四、久立伤骨：适当的站立姿势，能使肌肉产生舒缩运动，增强呼吸功能，促进躯体的新陈代谢，疏通经络，调剂平衡，对人体骨骼关节的生长发育有益，还可以使气血下行，降低血压。但是，如果一直站着不走动，则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上行回流，出现气滞血凝，引起腿软、足麻、足背部浮肿，还易导致小腿静脉曲张、腰腿部关节炎等。所以，平时不宜长久站立，要与坐、走轮流交替进行，使筋骨经常得到锻炼。
第五、久行伤筋：适当走动或散步，可使全身关节筋骨得到适度的运动，增强机体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散步可使血液循环加快，大脑供血增加，思维能力增强。但长途步行或长时间跑步，易使肢体尤其是上下肢关节周围的韧带、肌腱组织受到扭伤或劳损，甚至发生跌倒而导致突发心脑血管疾病。?
总之，我们人体就是由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系统共同叠加构成的整体平衡系统，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故意的让某一个器官过度的“有余”，而让其他器官或系统出现严重的“不足”，就会导致身体上的失衡、病变，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但这些“不足”的器官或系统深受其害，而且那个“有余”的对象因为整个身体生命的衰亡，也必然会走向衰亡的命运。
大清帝国正是这样走向毁灭的！
不仅仅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等中我、大我系统也是相同的道理；而且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是如此，在政治管理领域、在经济发展领域、在文化艺术领域等等也都是相同的道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佛家才会提出“法即非法、言语即使错误”，为什么佛家会说：“一切有为法，即是非法，如梦幻泡影”呢？
《韩非子》二柄篇中说到：“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关于“楚王好细腰”的典故，据《战国策》曰：“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楚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然而不避”。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楚灵王喜欢腰身纤细的人，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细腰，大家都节食减肥，饿得头昏眼花，站都站不起来。坐在席子上的人要站起来，非要扶着墙壁不可，坐在马车上的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於车轼。谁都想吃美好的食物，但人们都忍住了不吃，为了腰身纤细，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臣子们总是希望得到君王的青睐的。
这就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最大特征（同化）。
即整个管理体系（中我、大我）的众多下属和民众们都是没有个人自我的，而是以最高权力垄断者个人的“私我、小我”为大家共同的“我”（大同体制）。
也就是说，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特征总是让整个中我、大我系统的整体叠加态变成单一的固定形式、确定态；这样无论这种固定形式、单一确定态具体是什么样的模式（所有的有为法的统称），因为“同”过于的“有余”都必然会造成其他很多方面的“不足”的出现，这样就必然会造成整体系统的失衡、或“不和”。
对一个人体而言，身体的失衡则百病丛生，生命逐渐走向衰竭、直至彻底死亡；对于一个企业、宗派、国家等中我、大我系统而言，则灾祸、战乱也应运而生了。
所以一切有为法皆是非法。
虽然一切有为法本身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但是过于的偏执某个“法”的固定模式或形式（执念成魔）就会“物极必反”，不但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而成为致命的伤害。
我们就以人体的“视、卧、坐、立、行”五种基本的行为为例，每一种行为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非要单一崇尚某个具体行为（比如坐），那么这种“坐”因为过度的有余，而弊端、危害性也就会逐渐增加；所以在“蚂蚁管控大象”的体制中，不管这个“蚂蚁”是好蚂蚁，还是坏蛋蚂蚁，不管这个“蚂蚁”是贪官蚂蚁，还是清官蚂蚁，都是一样会极度扼杀整个“大象”的生机。
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所有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社会体制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而且未来人类社会如果还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体制，必然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即使处于当下的中国也还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站队问题”，还有政府经常采用“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统一战线”，家族式一言堂管理体制等等。
比如，在体制取向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你不是体制内的人，即使你再有管理才能，也很难混进管理体制之中；相反，因为你是体制内的接班人，即使你的才能非常一般，只有不犯下重大过失，也会逐渐提拔任用你。
比如，同样都是体制内的官员，因为你提前“站对了队伍”，你的派系中有人在朝中官职显赫，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那么即使你个人才能很平庸，也可以水涨船高、平步青云；相反，虽然你也是体制内的人，因为你“站错了队伍”，你即使有才能也不会启用你，甚至备受打压，可能还不如体制外的众人呢？
比如，在政治体制取向的同时，还有一个精英取向的标准，只要你有名有利、有钱有势，那么就很容易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正值两会期间，貌似两会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大公”行为；可是因为参加两会的资格被高度限定为体制内的人或社会精英阶层，从而演变成一种豪门、权贵、名流的“私人”宴会派对了。
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
首先，两会代表的资格被严格界定为体制内的人和社会精英阶层，直白的讲只会豪门、权贵、名流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
比如，前段时间惩处四川某个恶霸，他本人不但是地方首富，同时还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是地方最大的恶霸；如果不是中央大老虎的保护伞被打倒了，可能他至今还是地方上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呢；这样的人大代表真的能够为老百姓说话吗？如果他真的为地方百姓谋福利，他就不会是地方恶霸了。
我们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各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丑恶行径，他们大都是有权有势之人，甚至是横行无忌，为祸一方的恶霸；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任何话语权，把所有的话语权都留给他们，他们真的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吗？
其次，正所谓“肉食者鄙”，假设这些权贵、名流、精英们真的愿意为国家操劳、为民众解忧，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和才能都是有限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权贵、名流、精英，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各自“有余”的领域；即，因为他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私”，就注定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公”的工作。
直白的讲，即使他们真的有为国家操劳、为民众解忧的心思，也没有这么多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做。
比如，某影视巨星参加政协会议，观众和记者们都高度关注该名影视巨星个人，他个人的轰动效应远大于会议本身，根本没有人关心会议的具有内容了。
比如，某港台明星可以同时身兼数个内地的政协委员的职位，他忙的连政协会议的签到时间都没有，会有时间考虑一方百姓的忧患疾苦问题的解决吗？
比如，连国家级的政协副主席苏荣都被调查了，都存在重大错误和过失……
与此对应的则是：广大民众因为无权无势，终生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话语权，而且当自己深受冤屈想要上访申诉的时候，还会被“截访、关押”……
这难倒不是让那些权力和财富的垄断者、那些权贵、名流们的“有余”变的更加“有余”吗？而让众多人民群众的话语权的“不足”变的更加“不足”吗？
因此，当所谓的“公”只是极少数权贵们的“私”以后，这样的“公”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讲，也就是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拥有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公”才是我们大家的“公”。
因此，貌似两会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大公”行为；却因为参加两会的资格被高度限定为体制内的人或社会精英阶层，从而演变成一种豪门、权贵、名流、精英们的“私人”宴会派对了。
刍狗这里并没有要批评指责任何人的意思，而是要找出人类社会各种灾难、祸患、战乱等的拯救途径；如果人们无法真正面对问题的本质，那么无论国家政府多么努力，都只能够是“治标不治本”。
如何实现“标本兼治”的成效呢？
政府首先必须要敢于暴露事情的本质，然后才会有然后；而这个社会问题的本质刍狗已经找出来了，这就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体制
——只要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那么就必然会存在整个管理体系的大我的衡量标尺是以最高权力垄断的掌控者个人的“私心”为标准的现象。
也就是说，你想从大我系统中获取利益，你想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关键是必须和最高实权掌控者个人“贴心”，至于才能和对大我的贡献等则是次要的。
如果你能够做到和最高实权掌控者个人非常“贴心”的话，即使你不想升官发财都很难了；所以庆亲王能够和慈禧太后“贴心”就可以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和珅能够和乾隆皇帝非常“贴心”就可以权倾朝野、富可敌国。
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都如此，而且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和文化科学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政治的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一言堂管理必然会造成整个管理体系的固化、僵化，最后必然造成整个管理体系的衰败；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前面我们就说过“我”的发展历程是：产品（物境）——机器（匠境）——人才（灵境）——真我（天境）——圣人（神境）。
也就是说，越是低层次的“我”，则固化程度越明显，越是高层次的“我”，则越是一种虚拟的叠加状态，这样大家相互互补、制衡，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彼此的“损有余以补不足”才构成一种“和”的整体统一。
我们还是回到鬼神的话题：如果掌权者把自己当成最高主宰者而肆意的去管控一切的话，这种细节管理是让自身的“我”逐渐丧失，而被某些固定的物体对象或形式、模式所禁锢、束缚的体现；正是因为上帝不是用细节管理世界的，才体现出上帝是仁慈、宽容和公正的。
反过来也就是说，因为你（掌权者）进行各种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所以你的包容性就非常有限，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失衡，于是各种弊病、灾难、战祸等也必然相继出现。
世人常把人和神对立起来，或一味的求神这样，求神那样；或为了显示自己的本事而极力排斥神灵，贬低神灵，否定神灵。这就如把“我”和我的身体割裂开来一样，是可笑的、无知的。
世间万物皆有各自的灵性，这些灵性也是天地间的主宰（上帝）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向着大我的方向发展着“我”的时候，“我”的神性就会发扬、放大；像马克思、列宁、******等虽然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有大我之心，而被民众推向神坛所崇拜。
相反，即使你身处政府最高领导的位置，但是你只有产品的境界，行小我之事，那你的灵性就会逐渐减弱，甚至丧失最终成为别的邪灵的傀儡和产品工具。
在一个个人世界里，如果“我”非常脆弱，就可能被外界的邪灵侵袭（邪妄），也可能关门闭塞自生妖孽（虚妄），也可能被圣人经典所完全霸占（学妄），也可能被物质欲望所迷惑（物妄），还可能被各种社会形势、局势、仪式等形而上的形式所限制（形妄）；这样，在个人世界里就发生了诸神之战，这时候人体中各种妄我都想和真我争夺这个世界的主宰权。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小我世界的诸神之战起源，在各种中我，大我所形成的世界里同样也有各种诸神之战；而且更加复杂、规模和破坏力更加巨大。
天地间的最大的主宰者（苍天、上帝或真主）为什么要让它领域中诸多神灵之间发生诸神之战发生呢？
这正体现出上帝的公正和公平。
天地间万事万物皆有其自身的灵性，并根据自身的灵性大小，而表现出的神性、神能各不相同；神性大则相对的神性能力就自然大，那么其主宰的领域就相应变大。
如果一个神性大，神性的能力大的个体却主宰很小的领域；而神性能力很小的个体却主宰很大的领域；于是矛盾就产生了，诸神发生战争就有了理由。
在达尔文进化论中有个自然法则，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使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也要他们之间互相竞争，才能促进发展和繁荣，然后优胜劣汰。
用产品经济学到角度讲：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产品，产品的使用价值大从而体现出的自身存在价值也大；在神性上就会被上帝强化。
如果某产品与世界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上帝就会认为这是个无用的废品；或者不断减弱你的神性，或者让你走向毁灭。
在中外神话传说中有两个较大的诸神战争，一个是中国的封神演义，一个是希腊的奥林匹斯众神大战。
这两个最大规模的诸神大战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与细节管理的弊病有关——封神演义中的诸神大战的起源是：因为殷纣王有诸神保佑，有万里河山疆土，位高权重、大权在握，所以骄横不可一世，不畏惧上天；所以上天降下邪灵祸害其江山。
那些制定细节管理的上位者，或企业的老板们都有这种通病，即把自己当作天地间最大的主宰者，妄图掌控一切；若不畏惧上天，则离走入邪道就不远了。一旦坠入邪道那么离毁灭就不远了。
希腊奥林匹斯众神大战的起源是：
因为有权势的大神对下属和众人和众生灵的管制过于残暴而遭到下面的反抗的战争；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即使是神一样能被打败。
细节管理的另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下属自由空间、人权的不尊重，因为细节管理使得下属的介入权和话语权更小，而对下属加强各种细节的管制，使得上位者利益最大化，下属利益最小化。
比如企业老板为了防止员工偷懒、磨洋工、防止员工迟到、早退，防止员工工作不积极……制定的规章制度越来越详细……这些细节条纹都是老板私自制定的，下属员工必须无条件遵守，要不就走人。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同样也是如此，表面上看好像是上位者为了百姓劳心操劳，但是由于下面百姓没有任何决定权，只能被上位者肆意妄为的管制着……
老板是企业的主宰者，国家政府的上位者是国家的主宰者，正如“我”和我的身体是连贯统一体一样；那些中邪的人或者是自残、自杀，或者杀死自己至亲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真我被封印，被压制或泯灭了，邪我、假我掌控一切；所以我的世界必然走向衰败或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