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罗森沃尔德的光芒从天际消失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慈善事业的传统以多元化的方式，继续朝气蓬勃地发展着。虽然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像他们那样非凡的人物，但还是有一批卓越的后继者活跃在国内公益事业的舞台上。他们之中最为出色的，就是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阿诺德·巴克曼（Arnold Beckman）和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
玛丽·拉斯克：文质彬彬而又精力充沛之人
玛丽·拉斯克在1952年丈夫去世以后，就成了艾伯特和玛丽·拉斯克基金会的主席和原动力。她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位慈善家之一。虽然她的基金会的基金数额不算多，但由于她非凡的技巧和才能，基金会对国家保健政策的影响之大，超过了美国的其他任何机构。它带动了更多的经费投入医学研究，最终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拉斯克于20世纪初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她早年作为艺术经纪商，在事业上就很成功。1940年，她第二次结婚，嫁给了芝加哥被人称为“现代广告之父”的富有的艾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夫妇两人都对医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在结婚两年之后，拉斯克先生把他那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洛德和托马斯公司转让给了他的雇员，使广告界大为惊诧。而他则与妻子一起，成为同心协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活动家。
同年，即1942年，他们建立了艾伯特和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让公众充分认识到那些能够致命或致残的疾病之危害，以及征服它们的迫切性。他们先从癌症开始。
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正处于低潮。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放弃了治癌的项目，说是“无人带头”。美国癌症协会也不曾从其有限的资金中拨出一分钱来用于医学研究。公众对癌症的无知与恐惧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连在媒体上提到它都被认为是不妥的。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即将结束，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关闭它的主要研究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了。
拉斯克夫妇没有对此却步，他们发起了最初的冲击。在两年时间内，他们为死气沉沉的美国癌症协会组织了一项筹款活动，筹集了4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绩。他们创造了不少新鲜的手法，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让鲍勃·霍普（Bob Hope)一类名人在电台露面讲话，这些都有助于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并证明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向癌症宣战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随后，拉斯克夫妇通过大力加强与充实董事会等工作，重振了美国癌症协会。短短几年之内，它就成了全国领先的义务性保健机构，它所筹集的私人捐款多达千百万美元。
就在此时，玛丽给罗斯福总统写了那封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信件。她询问总统：鉴于OSRD即将关闭，如何保证在和平时期医学研究能得到持续的支持。罗斯福要求该机构负责人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博士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由此引出了一篇广受称颂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中雄辩地列举了政府和医学研究之间长期合作的利益所在。在拉斯克夫妇提出倡议后的三年中，政府每年拨给国家保健研究所的预算从200万美元增至3000万美元；对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支持，则由不到50万美元增至1400万美元。
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拉斯克夫妇把眼光投向了更大的目标——改变联邦政府的保健政策和预算中优先考虑的顺序。他们坚信：只有在这些根本变革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向癌症、心脏病、中风、精神病及其他一些主要的致命疾病开战。
拉斯克夫妇推行的策略相当勇敢而且规模宏大。他们也知道要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完全相信，医学研究能够找出对付这些可怕疾病的办法。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要真正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把一般公众和科学界一起动员起来，而且对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施加政治压力、进行游说和联合也是非常必要的。
他们的这些做法成了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先声。这是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公共资源分配的时代。显然，这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艾伯特·拉斯克的推广才华和广告经验。不过，整个运动的制定及最终的成功推行，主要靠的还是玛丽·拉斯克的坚定决心和她那善于说服人的本领。
拉斯克夫妇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通过公开授奖来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促进各种实质性目标的实现。1946年，他们宣布建立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奖项——一年一度的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在此后的年代里，它成了医药卫生领域中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项，并在实际上成了未来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可靠预测表。陆续有49位拉斯克奖的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为实现基金会的基本目标，这一奖项的颁发成了全国性的重大新闻焦点，它凸显了医药领域一些新发现的重要性，教育了公众，激发了国会的兴趣，更把一些优秀的年轻科学才子吸引到医药领域中来。这一项目也使基金会多年来得以不断掌握医药科学的重要进展情况，并与各地杰出的科学家保持联系。同时，由于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的品质和声望，也给基金会的所有其他活动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
有鉴于国内新闻媒体对于医学研究工作关注不多，基金会于1949年设立了第二个奖项，奖励报道医药新闻方面的突出成就。这一举措又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就有40多家主要报纸，陆续设立了定期的专栏，报道保健与医药方面的话题，提高了公众在这方面的兴趣和知识水平。随着传媒对医药卫生信息的胃口逐渐加大，也作为另一种向公众介绍健康须知的知识的手段，拉斯克夫妇开始出版保健资料年鉴。此书分析总结各种致残或致命疾病的发病率和危害，以及主要提供经费的机构花费在研究方面的金额数字。在此之前，那些政府立法代表、记者，甚至医药专业工作者本身，都缺乏比较全面和不断更新的资料，来了解哪些方面有迫切的需求。
1952年，当他们宏伟的战略开始逐步产生影响的时候，拉斯克先生去世了。不巧他也死于癌症。此后，拉斯克夫人的妹妹爱丽丝·福尔戴斯（Alice Fordyce)成了玛丽热情积极的伙伴。她主要负责执行年度奖项计划，并使之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威望和公信力；玛丽本人则把自己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主要决策人施加影响。
在以后的35年里，玛丽·拉斯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华盛顿，坚持不懈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位别人所称的“公益的游说者”，或是“善良的阴谋家”，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总是相信事情不会自行发生，新思想也不会凭空出现。据报道她曾说过：“新大陆的发现、法案的通过、楼房的建立、书籍的写成，都是起因于某两个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见了一面。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世界。”
玛丽给华盛顿的“个人世界”带来了不可抗拒的珍贵资产。她是个风雅、聪慧、口才绝佳的迷人女子。她有钱、有名，还有一大帮在商业、艺术和政治圈里出类拔萃的朋友。借助于这个网络，她可以接近任何一位要人，即使是那些相继入主白宫的总统也不例外，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她热情洋溢而又精力充沛。她充满技巧地把国会、政府和传媒界的实权人物与领先的科学家安排在一起相聚，讨论有关保健政策和医学研究的问题。时间一长，随着这些精选的小圈子的对话而逐渐增长的影响是很可观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拉斯克公众服务奖的设立，使以上这些努力更见成效。这个奖项的对象是“鼓励政府立法并支持医学研究，或帮助实现重要的公共保健计划的个人”。在以后的20多年里，许多在改进医疗保健政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的重要政府官员受到了褒奖，其中包括国会中颇有权势的成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利斯特·希尔（Lister Hill)和前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Eillot Richardson)，以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等。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评价：新的保健法规的建立，注入医学研究经费数量的增长，或公众医药卫生知识水平的提高，无疑都显示了拉斯克基金会工作的巨大影响。
还要提及的是，玛丽·拉斯克在关心卫生保健事业的同时，也对“城市的丑陋”发起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的进攻，不断赠款给国内外许多城市种植花草树木。例如，有一年春光灿烂之时，她一举改造了纽约的公园大道，把成千上万株郁金香和黄水仙铺满了街道的中心地带，让主妇们和出租车司机眉开眼笑。
玛丽·拉斯克和爱丽丝·福尔戴斯姐妹俩都于20世纪90年代初去世。拉斯克奖项随之终止，使许多医药界的领导人深感沮丧。她们的其他各种项目也未能继续下去。
玛丽·拉斯克生前受到很多热情的礼赞。著名的医学专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医生写道：“她对世界健康的贡献比任何别的人都多。”当她1969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时，奖状上这样写着：“人道主义者、慈善家、活动家——玛丽·拉斯克促进了各方的了解与有效的立法，为全体人类造福。”美国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说过：“如果没有这位伟大妇女的努力，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医疗保健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心脏手术的前驱迈克尔·狄见贝基（Michael Debakey)医生曾担任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的评委会主席并忘我地工作多年。他说：“玛丽·拉斯克本人就是一个机构。要问她的重要性何在，那就像去问哈佛大学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一样。”
对所有未来的捐赠者来说，拉斯克的事迹有着多重的意义。它展示了私人赠款的基金会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去实现其目的的巨大潜能；它证明了一个基金会即使只有相对有限的资源，但如果捐赠者有相当的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仍然可以排山倒海。作为一个捐赠者，玛丽·拉斯克在美国伟大慈善家的队伍中是身居前列的。
阿诺德·巴克曼：科学家捐赠者
另一个后继者中最有成效也最有意思的大捐赠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诺德·巴克曼。
巴克曼1900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草原小镇，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是化学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在20世纪90年代，他发明了一种测试柠檬汁酸度的计量器，并利用这一发明所获得的报偿创办了一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医药器械制造公司。巴克曼拒绝公开有关他的财富和公益事业的资料，但据估计，他的财产在减去所有受益人的所得之外，大约仍有5亿美元甚至更多。
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巴克曼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他在1977年与妻子共同创建的基金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引人瞩目的捐赠，包括以下一些项目:
1000万美元赠予洛杉矶希望之城医院进行神经病学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1100万美元赠予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建立巴克曼激光研究所和医疗诊所；
1500万美元赠予斯坦福大学建立巴克曼分子和遗传医学研究中心；
2000万美元赠予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去建立西部总部；
4000万美元赠予伊利诺伊大学去创建巴克曼先进科学和技术研究所，研究人类大脑的作用及其在电脑上的应用；
5000万美元赠予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创建跨学科的巴克曼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并为其他研究项目另捐1500万美元。
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巴克曼的这类捐赠总数已达17亿美元，由于它们还带动了其他来源的大批捐赠，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实上，能够成为巴克曼慈善捐赠的领受者，已被认为是在科学界卓有成就的一个标志。
正如一位重要的研究者所说，这“几乎与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表明你今天已跻身于科学界最高级和最优秀的行列之中”。
由于巴克曼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自己就能对捐赠对象作出准确的判断取舍，无需再有一个大的班子来协助。实际上，他的基金会多年来就只有他和妻子梅布尔（Mabel）两个人。在妻子死后，他才找了一个雇员。不过，他在作决策时，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一些老同事的参谋。
在广泛的科学领域中，巴克曼很明确界定他的捐赠主要集中于一个特殊的方面，这就是政府和一般公众都不太会支持的那类长期性、基础性研究。他也极为鼓励在生物化学和生物医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一旦他选定了项目和受赠的对象，就会提供相当数量的经费。在不少个案中，他也要求受赠者筹措相应的资金。只要有可能，他都力争用这种方法使他的捐赠发挥杠杆作用。
现在，巴克曼已年逾九旬，他的妻子和许多亲密老友已相继谢世，他正在为最后分配他的财产作出安排。他说，他和他的妻子“早就计划在断气的时刻把钱都花光”，不过目前他还留有数千万的财产等待处理。
巴克曼不太信任独立的、永久性基金会的那种传统模式，他认为这只能导致不必要的官僚主义，他还担心基金会的董事及职员“并不总是忠于捐赠者的意愿”。由于这些顾虑，也因为他唯一的兴趣和目的在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知识，他倾向于把资金投入一种新的、附属于某个大学的基金会。如他所说，“要利用现存的管理机构和合作办事的优势”，这个大学将负责基金会的运作，仿照国家保健研究所支持研究项目的办法：各学科的学者由同行进行评议，通过竞争赢得捐款。这个大学具体掌握这些投资，管理账目，并提留年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回报。
现在巴克曼还是没有决定他最后的计划，他甚至考虑过把自己关注的研究重点转向一个新的领域。“时代在改变，”他说，“所以，也许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能为两岁、三岁、四岁大的孩子们做些什么，以培养他们未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本领。”
无论如何，巴克曼已决定把自己的剩余财产分散出去，并且他坚决否认这是出于慷慨。“我是自私的——要多自私有多自私。”他说，“我讨厌给人家钱。”
然而，他最终把这件“讨厌”的事，变成了对科学研究的奉献，变成了创造性的精神和高质量的智慧，从而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慈善家之一。
沃尔特·安嫩伯格:传媒事业的赞助人
要了解这位多年来大量慷慨付出的捐赠者、传媒巨子沃尔特·安嫩伯格，必须从他父亲摩西·安嫩伯格（Moses Annenberg）的故事开始。摩西幼年时，从拉脱维亚来到美国，在芝加哥一个贫困强悍的社区中长大。当他还穿着小短裤的时候，就显出了几分机灵和野心。到十几岁时，他已靠跑腿卖报干得不错。实际上那时他就已成了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晨报《芝加哥美国人报》（Chicago American)的一个发行头目。
这还只是开始。35年后，摩西·安嫩伯格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出版帝国，其中包括《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每日赛马快报》（Daily Racing Form)，以及从《真实的侦探》（True Detective)到《影迷》杂志等多份期刊。不过他所拥有产业的台柱还是他的《每日赛马快报》，全国各地成千上万非法的投注人都利用它来掌握各项赛事的最新结果。那时，摩·安嫩伯格（人们这么叫他）也许可以自夸他是美国收入最高的人，每年多达约600万美元。
联邦政府当局认定安嫩伯格是一个与下层社会关系密切的诈骗犯。但由于抓不住真凭实据来指控他，不得不求助于国税局，以逃税的名义给他定罪，就像十年前他们对付黑手党头子艾尔·卡彭(Al Capone)所做的一样。他们还威胁他，要指控他的独子沃尔特有违法行为。
经过谈判，摩西认了罪，从而换取撤销对沃尔特的起诉。1941年，这位父亲开始他的三年刑期生活。在去监狱的路上，他对沃尔特说，现在是他应该认真做事的时候了，他必须要把这个包括80多个公司在内的家庭帝国管理起来。
沃尔特这时已33岁，在此之前，看不出他有挑此重担的能力。他仅仅读了一年大学就辍学了。他的生活，除了高速跑车、深夜派对以及参加好莱坞小明星们的派队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内容。更糟的是，他家的许多生意都碰上了麻烦。国税局又要另外加征800万美元的罚款，并宣布摩西的全部个人财产不足抵债。
沃尔特始终相信父亲是一位出色可敬的人，政府把他挑出来加以打击是不公正的。他决心先尽快把父亲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然后再把账目弄清楚。他坚持不懈地每周去看望父亲，并不停歇地写了无数信件给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请求释放他的父亲，但毫无结果。1942年7月，摩西在因病获得假释11天后去世。临终时他对儿子说：“我受的这些罪，全是为了希望把你造就成人。”
这一句肺腑之言，使沃尔特受到了极大的鞭策，他在两年之内开始重建父亲那摇摇欲坠的帝国。他同可能引起流言蜚语的商业伙伴一概断绝了往来，在内部加强管理，整顿各项业务，为这个联合的大企业重创赢利的机会。接着，他使出了一系列高招，为企业奠定了进一步大发展的基础。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份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时装杂志《十七岁》（Seventeen)，一举获得辉煌的成功。四年后，他只是给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寄了一张两分钱的明信片，就赢得了创建国内第十三家电视台——费城WPVI频道的权利。1953年，他不顾几乎所有出版专家的劝告，买下了许多地方电视台节目的杂志，并合并为一份空前成功的全国性《电视指南》（TV Guide)。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嫩伯格的三角出版公司已拥有了两家主流报纸、一系列能赚钱的杂志、《每日赛马快报》、16家电视台和3家有线电视公司。脾气恶劣而才华横溢，固执己见却目光远大，蛮横粗暴又极其慷慨，这位个性如此复杂的人成了国内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之一。不过，沃尔特·安嫩伯格尚未实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为父亲恢复名誉，并重建他家庭的声望。他这时已定居费城，但一直仍然要面对最刻毒的反犹主义和社会的歧视；甚至他年迈的母亲，也还背负着“重罪犯的寡妇”的标签，处于贱民的地位。
沃尔特以各种直接或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感恩之情。在他总部办公室所挂的自己的肖像背景上，就有他父亲模糊的身影。自从他主事之日起，公司的许多地方都摆放着金属饰板，上面刻着为死者的祈祷词：“让我的工作，为我的父亲蒙上荣光。”有很长一个时期，在他的许多出版物的封面上，都印有他父亲姓名缩写MLA的花体字母，他以这个标记把自己对父亲的敬爱重复了千百万次。
在政治上，沃尔特·安嫩伯格是一个保守派中坚，是理查德·尼克松的长期支持者。1968年，作为对他在财政上和舆论上忠诚支持的回报，当了总统的尼克松任命他为驻英大使，这是美国政府的首席外交职位。像有关安嫩伯格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一任命也成了人们争议和批评的焦点。在参议院对这一任命的听证会上，议员们对安嫩伯格父亲的认罪和服刑提出了质询，他坦诚地回答说：“毫无疑问，一个如此沉重的悲剧可能把你毁灭，但也可能激励你去战胜它，而且鞭策你不断去做有意义的事。”
他的任命被通过了。虽然开篇不顺，安嫩伯格对于这个外交官的职位还是十分胜任的。他的这一段公务任期成了一个分水岭，使他的声誉大为提高。几年后，英国女皇授予他骑士称号，最终确立了他的名望，使人感到欣慰。
长期以来，安嫩伯格一直向公益事业和教育机构慷慨捐赠。而在公务期满之后，他决定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今后生活的重心。他先出售了三角出版公司的大部分，包括他的报纸和广播公司。到1989年，他把剩余的资产以3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澳大利亚传媒巨子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完成了这一转让过程。
安嫩伯格在公益事业上的作为，也和这个人的其他方面一样，几乎总是遭到非议，包括质疑他的动机、他的方式和他的意图等。不过，对于他从早年起就一直异常慷慨这一点，是不应当怀疑的。要评价他作为一个捐赠者的作用，我们可以先罗列一些具体事实。只是他的捐赠常常是秘密进行的，从不图名，因而也从来没有公布过一份完整的名单或账目。据一项估计，沃尔特·安嫩伯格给慈善事业的捐助，已经相当于15亿美元；现在每年仍捐出3000万美元以上，未来几年还将捐出10亿多美元。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顶尖的少数几个捐赠者之一。
安嫩伯格所做的成百上千次的小量捐赠更是难以统计。只要有什么特殊需要或什么人间悲剧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就会慷慨解囊。例如给付不起繁重医药费的雇员以现金补助，给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杀害的达拉斯警察的遗孀以抚恤金，等等。许多这一类的赠予他都悄悄地做了，而且从不炫耀。
以下不完整地列举沃尔特·安嫩伯格多年来捐赠的一些重大项目：
在20世纪40至50年代，以他母亲赛迪·安嫩伯格（Sadie Annenberg)的名义，拿出了一系列百万美元的赠款，捐给联合犹太人机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纽约西奈山医药学校和赛迪·安嫩伯格音乐学校等；
150万美元赠予费城天普大学建造安嫩伯格大厅；
2000万美元赠予他少年时的母校佩迪中学；
每年约捐300万美元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嫩伯格传媒学院，还给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安嫩伯格传媒学院大约同等数量的捐款；
约600万美元赠予费城的安嫩伯格犹太与近东学研究所；
600万美元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建造安嫩伯格传媒艺术和科学中心（外加200万美元的运作经费）；
1981年拿出1.5亿美元建立安嫩伯格公共广播事业联合公司，向全国的电影制片人、大学、公共电视台等提供资助，支持他们制作供大学课程使用的教学电影或录影课程（其成果包括十多个新的系列节目，如著名的“大脑、思想和行为”、“宪法，微妙的平衡”等）；
20世纪80年代捐出1000万美元给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的艾森豪威尔医药中心建造安嫩伯格保健科学中心；
每年捐出150万美元作为安嫩伯格华盛顿计划——一个评估传播政策如何影响美国生活的研究与专题讨论中心的运作经费；
1991年将他价值10亿美元的艺术收藏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为了能够更好地落实各项捐助计划，安嫩伯格很早就设立了一些管理和发放捐款的中介机构。这包括两个大的基金会——以他父亲命名的M.L.安嫩伯格基金会和安嫩伯格基金，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拉德诺的安嫩伯格学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分发捐款的基金会。
总而言之，安嫩伯格的捐赠纪录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仅在其规模，而且在其创意。过去多年来，印刷和传播的媒体未被社会重视，美国主要的基金会都对它们不屑一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少数大基金会开始对媒体，特别是新的电子媒体有了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福特基金会出资创办了一个名为电视创作室的实验性节目制作中心，影响很大。几年后，卡内基公司支持成立了一个探讨电视教育可能性的委员会，它直接导致了公共广播公司的诞生。此后，福特基金会为这一新系统的设备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马克尔基金会也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说，这些都是安嫩伯格捐赠事业的前驱。但是，安嫩伯格发挥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他支持创建了一整套为电子媒体培训人才、科学研究和创制新节目的机构，是他把公益事业引入了现代传播领域。
有人对安嫩伯格的某些创举的质量有所非议——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传媒学院、华盛顿的传媒研讨中心等；也不时有人担心拉德诺的安嫩伯格学校所提出的捐赠条件和要求会侵犯或危及接受捐赠机构的自主尊严。不过，安嫩伯格在安排捐赠时明文限制滥加干预的机会，这些顾虑大半也就不复存在了。
沃尔特·安嫩伯格作为慈善家的特殊品质有以下几点：他自从变富以后，一直热衷于慈善捐款。他是一个易动感情和冲动的捐赠者，但又是非常熟练和有策略的。同许多大捐赠者一样，他也表现出对兴建以自己或家人的名字命名的新的运作机构的偏爱。他的捐赠是一种非常个人的行为，他总是要强调自己的兴趣，提出自己的构想，保持自己在所有慈善项目中的权威。
安嫩伯格最主要的慈善创意，都源自于自己的兴趣或念头，来自“沃尔特的灵机一动”——这是他的合伙者们对他给公司出的那些赚钱的好主意所用的赞语。他善于发挥有才干的顾问的作用。他在一系列不同的项目和计划上广下赌注。在与他的受赠者打交道时，他十分精明熟练，甚至咄咄逼人。他不求张扬自己的捐赠，不爱抛头露面，有时宁可秘而不宣。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而再地不循正统而另辟蹊径。实际上，他在公益事业中，如他在商业上一样，是个意志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企业家。
沃尔特·安嫩伯格在父亲去世之后想要做到的事都做到了——无论是在商业上、在公众事务上，还是在公益事业上。但是，他觉得自己在公益事业上的使命还远未完成。现在他已80多岁，正在谨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他的事务，追加了几笔大的捐款，并开始为在自己死后这些公益事业的延续作好准备。
1989年，安嫩伯格以30亿美元以上的价格，卖掉了三角出版公司的剩余资产。此后不久，他又建立了一个安嫩伯格基金会，作为拉德诺安嫩伯格学校的继承者。据宣布，这个新的基金会将履行拉德诺安嫩伯格学校支持许多其他学校和项目的一切契约义务，同时也会是一个提供一般资助的基金会。他的妻子将担任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基金会将长期运作下去，向他所长期支持的教育事业提供捐赠。
三位后继者之比较
拉斯克、巴克曼和安嫩伯格——这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作为慈善家都成就非凡，但从其他角度看却不尽相同。他们的个性迥异，兴趣爱好大不一样，而且他们的财富数量也很不相等。
这三人在一生中都很早就开始了他们的公益事业，并逐渐积累了作为捐赠者的经验和技巧。在公益事业中，他们全都十分勤奋苦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全是事必躬亲的捐赠人，亲自计划项目，亲自决定赠款。总之，他们三人主要都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去进行捐赠，而不是靠一批专职人员。
拉斯克夫人是卫生保健事业中的十字军和传教士。巴克曼作为一位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在捐赠方面以尖端知识的开发为目标，所作的选择总是十分英明的。他还授权给一所著名的科学学府——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在他死后负责继续他的捐赠活动，这一举措既新鲜又实际。
玛丽·拉斯克和安嫩伯格的捐赠活动，反映了自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罗森沃尔德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首都华盛顿和传媒作为权力中心，在国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强大。具有传媒业背景的安嫩伯格，第一次把发展现代传播的方针政策定为一个大公益事业的焦点。玛丽·拉斯克则在她征服致命疾病的斗争中，熟练地运用了大众传媒的现代手段、广泛游说和网络联系。她还以自己不多的财产为杠杆，去引导政府改变政策和财政预算。巴克曼和安嫩伯格都有巨额的资产，所以对这种杠杆作用兴趣不大。他们更倾向于赞助许多现有机构，把资金分散注入不同的方面。
尽管他们的志趣、风格各不相同，个人能力也不一样，但是，这三位捐赠者对于美国生活都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因而理所当然地应该位列于我们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