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怪陆离的近代中国
对于袁世凯的上任，舆论界总体上持一种乐观和支持的态度。在西方列强看来，袁世凯“无疑是靠着无限的耐心，识人的睿智和政治的卓见赢得了权力”。
至于南京方面，虽然认为这一局面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过，对于此时的袁世凯，他们还是表示出了信任和欢迎。
然而，在袁世凯宣布就任的第二天，也就是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仍然没有辞去他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这样做虽然符合之前参议院的决议，袁世凯也似乎表示了同意，至少没有反对，但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政治现象出现了，那就是从此时开始一直到孙中山于1912年的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中华民国政府竟然有两个大总统。这真是十分有趣!
不过，在那个政治剧烈转型的年代，出现这样的现象也不足为奇。毕竟，这总比完全就是一盘散沙，每天都是混战来得好。
在这段时间里，原本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总统权力的《临时约法》最终出台了。这是一部颁布得过于匆忙的宪法，其政治性大过了法律性，因而更大的意义是政治派系斗争上的，而不是保障人民权利。因此，虽然《临时约法》里面规定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很多公民权利，然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只能是泡影!
其实，仔细想来，在那个年代，又有什么东西不是转瞬即逝的泡影呢?很多新事物似乎不明就里便出现了，可是没过多久又被其他新事物取代，变得无影无踪。无论是制度、人事、消费品，还是思想、观念、文化，一切都来去匆匆。那个年头的人们对于这些事物，也只能是乱花迷人眼，显得十分无所适从。因而，在这样的年代，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人们都不会引以为奇了。
首先，怪事最为层出不穷的，就是政治领域。本来，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政治权力的核心就应该是中央政府。然而，当时的中国根本就处于各省各自为政的状态。只要是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依靠无论哪种手段获得了霸权，他就可以成为那里的都督。最离谱的时候，一个省竟然出现了九个都督。
其实，这也不奇怪。大家想一下，既然中华民国都可以有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省有九个都督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很明显，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整个国家可以说是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了。到处都在打仗，一会是谭延闷杀了焦达峰，一会是黎元洪让段祺瑞杀了张振武，一会是陈其美杀了陶成章……你打我，我打你，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都上演着今天朋友明日仇敌的闹剧!
在这样的年代里，毫无疑问是缺乏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条件的。所谓的政治精英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按照某种法律程序坐下来协商，形成彼此制约和约束的机制，从而实现和平并进一步解决当时最棘手的国家大事。
当然，那个年代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越来越多的报刊杂志开始出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见闻也开始广了起来，不再那么封闭保守。尤其在思想观念上，受西方近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较多。
然而，这些都只是一时的新鲜。更多的还是那些随时都会威胁到老百姓的各种政治、经济危机。
在经济领域，由于长期的战乱，各种民生产业损失惨重，进而导致新政府的纸币日渐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越发艰难。
在政治领域，各种政治势力依旧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依旧在出版自己的《邸报》，躲在紫禁城里，自我安慰的同时与外面的“宗社党”密谋着“大事”。
更让人觉得恐怖的是，这时外国列强也加紧了侵略步伐。俄国正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英国派兵入藏，企图将西藏脱离祖国，组织所谓的“自治政府”……
这些危机，正在一步步地走近当时的中国人。然而，国内的所谓“政治精英们”却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跟自己身边的敌人争权夺势还来不及呢，哪顾得了什么国际问题呢?
那么，在那段时间里，本书的主人公又是怎样的状况呢?这时的袁世凯刚刚进入行政长官的角色，显得十分机警和敏锐。他有着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可以说是一个很难收拾的烂摊子。
毫无疑问，要处理好当时中国的各种棘手问题，袁世凯是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几乎每天都不能正常作息，完全没有了在洹上村生活时的规律。他每天都很难入睡，一旦睡着了又难以醒来。更恼火的是，他时常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没有关掉的机器一样，只能拼命地工作。
让袁世凯恼火的，是才建立的政府所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政治上一盘散沙，经济上物价飞涨，军事上内忧外患，文化上虚无主义盛行。这些问题越积越多，在袁世凯就任之后，更是极端尖锐起来。
更让人无奈的是，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中国当时并不缺少一个统一的政府形式，然而这也仅仅是一个形式。或许，也正是由于只是一个形式，因此才使得那么多的问题不断产生，并且难以解决。
实质上，所谓的统一政府，根本就是一个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实力上都很小的政府。袁世凯带领着这样一个政府，要想解决堆积如山的难题，无疑是伤脑筋的!
除此之外，新政府实行的政治体制也让袁世凯压力倍增。那些原本可以在地方上解决的问题，这时也全都集中到了他这个临时大总统手里，甚至一些触犯了乡规民约，乃至道德风俗的案子，有时都需要由他来进行处理。
在这些问题里面，最严重的自然要数财政问题了。大家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要维持各项政府开支，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经费才行。像之前孙中山面对的财政困难一样，政府没钱也是袁世凯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财政应该归中央所有，但是很多钱实际上都被地方军阀截留，难以进入国库。
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央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有人曾做过统计，从1911年至1913年，中央平均每月的财政支出是2400万元，每月的收入则只有1000万元，差了一千多万元的缺口。
如果说财政上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予以解决，比如说开源节流、发展实业，甚至向国外举债，那么政治上的问题就似乎毫无解决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可以说是费尽了心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从唐绍仪就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这件事说起吧!
唐总理吃力不讨好
1912年3月13日，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任命唐绍仪担任总理，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动。
一方面，唐绍仪是他的得力助手，长期以来都在袁世凯帐下经管外事和财政。袁世凯对唐绍仪的才干十分赏识，这次让他出任总理，也是为了制衡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原本想要用总理来牵制袁世凯，袁世凯干脆让自己人当了总理，这一来牵制就减弱了。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对于唐绍仪也颇有好感，因为唐绍仪更像是一个实 干家，而不是一个善于投机的政客。由他当总理，可以着手解决棘手的各种 问题。
于是，让南北双方都满意的唐绍仪，顺利地就任了中华民国的国务总 理。
唐绍仪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自然就是提交内阁成员名单。实际上，那 些不那么有实权的内阁部长人选，南北双方都没有多大争议。有争议的，主 要是陆军总长和财政总长这两个职位的人选，尤其是陆军总长的人选。
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袁世凯看来， 陆军总长自然应该由熟悉军事的北洋将领担任，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就是段 祺瑞。而在同盟会中的革命党人看来，黄兴为革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才 能够胜任此职。
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为了不伤和气，双方共同决定， 由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一职，但是同盟会会员王芝祥则要出任直隶都督一 职。除此之外，唐绍仪本人必须加入同盟会。
很显然，这一结果是双方都各让了一步的表现。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可 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陆军总长一职确定以后，财政总长的人选很快也谈妥了，由维新派的熊 希龄担任。就这样，唐绍仪提出的主要内阁成员名单得以通过。在这个名单 中，既有属于袁世凯一方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和内务总长赵 秉钧，也有属于同盟会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 惠以及工商总长陈其美。
可以说，这个内阁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十分“和谐”的内阁：各 派人物都有，比较周到地考虑了各方利益。虽然一半以上成员都是同盟会会 员，但是他们主要掌握的是一些不那么有实权的部门，而袁世凯的人则掌管 了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部门。大家四平八稳，实力相当，因而这个方案得以为各方所接受。
内阁成员确定下来之后，按照程序，接下来就是由袁世凯进行委任了。1912年3月30日，袁世凯给各部总长颁发了委任状，唐绍仪也正式就任总理，并宣誓加入和效忠同盟会。
同时，为了更多地照顾革命党人的情绪，功勋卓著的黄兴也由袁世凯任命为了参谋总长。虽然只是一个虚职，但聊胜于无嘛!
到了这个时候，组织新政府的一切程序都走完了。4月1日，孙中山交出了权力。他在南京宣布，自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最终结束了两个总统同时执政的局面。
随后，按照之前的约定，民国政府全部搬到了北京，只有黄兴一人继续留任南京。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近代历史翻到了北洋政府这一页。
北洋政府成立了，然而先前说的那些棘手问题依然摆在那里，丝毫没有变得容易起来。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政治上的派系斗争了。
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为了制衡和约束袁世凯，革命党人费尽心思整出了一个《临时约法》。新政府成立以后，这个约法确实起到了当初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政治问题，那就是内阁的不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替换。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袁世凯那种在传统文化下养成的政治思维方式。在袁世凯看来，自己作为国家的最高统帅，自然会以天下为己任，同时相应地天下的事情也应该由自己说了算。
很明显，这是一种集权、专制的思想，似乎很落后于时代。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又有几个政治家的头脑中没有这种思想观念?更何况袁世凯还算是这些政治家之中比较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他的这种一切依照自己意志办事的念头，虽然为以后的称帝埋下了引子，但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在袁世凯心中，确实有这样一种信念，他觉得自己愿意，也有能力带领 中国人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既然如此，干嘛还要设置一个什么内阁来束缚 自己的手脚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袁世凯最开始之所以接受革命党人 的内阁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他的内心，是不会真正接受这一套西方玩 意儿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袁世凯从开始就任临时大总统起，就本能地反抗内 阁和《临时约法》对自己的束缚。一般说来，在内阁制下，内阁才是对各 种问题负责的机构。然而，袁世凯却宁愿代替内阁，独自面对外界的各种责 难。这一切，都是他不想受到束缚的表现。
实际上，在就任之后不久，袁世凯就敏锐地发现，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 内阁，其实就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不过，为了维持起码的政治力量均衡， 袁世凯最开始还是不那么情愿地配合着。
但是，逐渐地，他开始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内阁根本就可以把自己摆在 一边，完全不用把自己当一回事，因为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直接对国 会负责的并不是他袁世凯而是内阁。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搞了半天，竟然 没我的事了?”
这种被权力体系欺骗和抛弃的感觉，让袁世凯十分不满。自己好歹也算 是有些功劳，怎么能被撂在一边呢?尤其在一些实际问题的决策权上，袁世 凯开始有了极大的失落感。他弄不清楚一个问题：自己说的话算不算数?或 者，到底谁说了才算?
看来，这个临时大总统当起来还真没什么意思。不过，也不能不当，好 歹也算是一国之尊嘛!但是，又怎样才能真正地掌握话事权呢?
在有了这样的思考之后，袁世凯越发不满《临时约法》和眼前的内阁。 这根本就是在跟自己作对!
就这样，尽管内阁总理唐绍仪是自己的人，但是袁世凯跟内阁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却越来越多。最终，在向“六国银行”借款这件事情上，双方闹翻了脸，并直接导致了唐绍仪的下台。
在前面我们说过，解决当时政府的财政短缺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国外举债。北洋政府成立后，财政短缺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有愈发陷入困境的趋势。因此，按理说来，向国外举债是可行的一个办法之一。
实际上，当时北洋政府之所以会想着向外国人借钱，还有一个十分紧急的问题，就是政府没有钱来遣散滞留在南京的数万军队。这些军队都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招募而来的，现在国家“太平”了，没有仗可打了，就需要遣散回家。然而，粗粗地算来，要想比较安全、稳妥地办好这件事情，至少也得政府支出250万两白银。
当唐绍仪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估计心脏都快蹦出来了。250万两白银，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北洋政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多钱，让善于理财的唐绍仪也一筹莫展。
想来想去，唐绍仪最终决定，要想在短期内筹到这笔款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国外的银行借钱。
为了能够办成这件事，唐绍仪可说是费尽苦心。他先是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向各位议员阐明此举的理由和好处。不过，在参议院的演讲中，唐绍仪提出的借款数额是2亿1500万两白银。他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北洋政府太需要钱了，只有这么多钱才能解决其他的一系列问题。
在取得了参议院的支持以后，唐绍仪正式向英、法、德、日、意、俄、美六国银行提出了借款请求。
六个国家的银行十分清楚唐绍仪这次借款的目的，也了解北洋政府急需这笔款子，于是他们就坐地起价，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还款条件。其中，甚至包括了不少的领土主权要求。
不仅如此，六国银行还表示，即便是他们借给了北洋政府这笔款子，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北洋政府还必须接受六国银行的监控。而理由则是，唐绍仪从比利时银行借的一笔款子用途不明。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不仅没有这笔钱的所有权，就连使用权都被剥夺 了，那借这些钱还有什么意义啊?唐绍仪一怒之下，准备停止向六国借款。
毫无疑问，这时的内阁由于唐绍仪出面借款的不顺利，陷入了尴尬境地。也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出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