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比弗利山的家中思考《梦里人生》电影剧本的细节，好莱坞电影演员经纪人米娜·华莱士小姐打来了一个电话。正是这个电话，给我带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华莱士小姐说，她有一个纽约来的委托人，也许适合担任《梦里人生》的女主角布里奇特。我在电话里询问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华莱士说，这个委托人叫乌娜·奥尼尔，她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我没有和尤金·奥尼尔先生打过交道，只知道他的剧本风格一般都很严肃。这无疑让他的女儿在我心里留下了灰暗的印象。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华莱士小姐：“她会不会演戏？”
“她曾经参加过一个剧团在东部的夏季演出，有一点儿演戏的经验。你最好是亲自面试一下，看她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她说，“如果你不愿意用面试这种形式，那你就去我家吃晚饭，我让她也去，你再考察她。”
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促使我提前动身，到达华莱士家的时间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不少。起居室的火炉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华莱士小姐还没有回来，我就主动向她介绍了自己，并说她大概就是乌娜·奥尼尔小姐。她有些羞涩地笑了笑，她的样子和神态跟我想象的完全相反。她清秀而又温柔娴静，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在等候女主人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和乌娜就坐在那里闲谈。
等华莱士小姐回来后，又为我们正式地做了介绍。当晚，我和华莱士小姐、奥尼尔小姐、蒂姆·杜兰特一起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没有谈到业务，只是偶尔也会涉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当我说到《梦里人生》的女主人公非常年轻时，华莱士小姐立刻回答说：“奥尼尔小姐才刚过十七岁。”这让我非常失望。布里奇特这个角色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她却有着相当复杂的性格，所以我希望扮演她的人，是一个年龄较大、社会阅历深厚的女演员，而不是像奥尼尔小姐这样年轻、单纯的女孩。一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暂时打消聘用乌娜的念头。
没过几天，华莱士小姐在电话里问我怎么处理奥尼尔小姐的事，因为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有意雇用她。我没再犹豫，立即答应和她签订了合同。我和乌娜之间是天作之合，从认识她的那天，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开始了。到现在，这种生活已经持续有二十多年了，我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够永远这么延续下去。
乌娜身上蕴涵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幽默和宽容。自从认识了乌娜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一点，并常常因此而惊奇。她的善解人意，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让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虽然她那时才刚满十八岁，但我并不担心乌娜会像同龄的姑娘那么善变。起初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大，我怕我们不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乌娜绝对是一个例外。她柔弱的身体内有一颗很坚定的心，一旦决定下来，就不会再反悔。我们商量好了，等拍完《梦里人生》之后，我们就马上结婚。
那时我已写完电影剧本的初稿，并开始筹备电影的拍摄工作。如果我能把乌娜那些特有的动人之处通过银幕展现出来，那么《梦里人生》肯定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佳作。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很久不见的芭莉又闯进了我的生活。她在电话里无耻地对我的管家说，她现在身无分文，而且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她怀孕的事肯定是与我无关，我认为她是想敲诈我，于是吩咐管家说，如果她再来我家胡闹，就去报警。第二天，芭莉果然来了，然后高高兴兴地围着屋子和花园转了好几圈。我没有想到芭莉这次是有备而来，她受到高人的指点，故意惹我去报警，好就此把事情上升到一个她所希望的层级，我没有看破这一点，吩咐管家打电话报告了警察。
芭莉的计划成功了，没过几小时，报纸上就到处都是我的绯闻了，说什么芭莉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卓别林抛弃了她，让她无依无靠地流落街头，而且还让警察抓她。我还没从此事对乌娜和她家人影响的担忧中解脱出来，一星期后，芭莉又以遗弃罪控诉了我。在这之后，我找到我的律师劳埃德·赖特，直言我已有两年不曾和这个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赖特建议我先暂停拍摄电影《梦里人生》，并劝我让乌娜先回纽约避避风头。为此，我和乌娜郑重地谈了一次，我们一致决定不准备逃避，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芭莉的阴谋得逞。我们之前既然已经谈到结婚，就干脆马上结婚，用结婚来反击一切谣言。
我们计划在距离圣巴巴拉十五英里之遥的卡平特里亚小村举行婚礼，婚礼前我们必须先到圣巴巴拉的镇公所去登记注册，领取结婚许可证。我们特意选择了一大早去注册，那时镇上还是静悄悄的。从内部消息得知，注册登记的男女中如果有一个是知名人士，管理登记的人员就会按动桌子底下的按钮，通知记者。所以，一大早行动可以最大可能地躲避记者的采访、拍照。我先站在镇公所外面，让乌娜进去办理一般的登记事项。工作人员记下了乌娜的姓名和年龄，然后问：“新郎呢？”
这时，我走了进去。工作人员马上说：“啊，是卓别林先生，真是想不到呀！”说着，他的一只手伸到了柜台底下。我们紧催他办理手续，他磨蹭了半天，但实在没法拖延更长的时间，最后不得不把许可证发给了我们。我们迅速离开镇公所，刚登上汽车，记者们的车已经驶进了院子。我们就像亡命逃窜的罪犯驾车飞奔，一阵风似地左拐右闪。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刹车声，最终带着我们离开了静寂的圣巴巴拉街。最后，我和乌娜成功地甩掉了新闻记者，秘密到达卡平特里亚村，在那里举行了婚礼。
我们没有选择蜜月旅行，而是在圣巴巴拉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在那里隐秘地过两个月的平静生活，以躲避媒体的狂轰滥炸。记者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只要我们不理睬报纸上的无聊编造，生活还是安静的。只是门铃成了我们的梦魇，只要它一响，我们就会吓得跳起来。
我们每天傍晚都会去乡间的小路散步，只是不敢走太远，以免被人认出来。生活的节奏放慢了，身体得到了休养，可是内心却很挣扎，尤其是想到自己被很多的人痛恨，这其中还包括乌娜的父亲，拍电影的计划也无限期推迟。乌娜看到我愁闷的样子，总是想办法逗我高兴，读小说给我听。总体来说，在圣巴巴拉的两个月是浪漫而又有情趣的，尽管有时还会焦急和失望。
我们的蜜月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刚回到洛杉矶，就从一个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的朋友墨菲那里得到了恼人的消息。他向我透露，芭莉起诉我的案子可能要开庭了，有一些政客希望通过此案把我彻底搞臭。墨菲法官在信里建议我最好是请一个名气不大、地位不高的律师，千万不要请一个收费昂贵的大律师，因为这样会让陪审团认为我心虚。
由于极端焦虑，我没有听从这条建议，而是聘请了当时的大律师吉斯勒。这时，芭莉怀的孩子已经出生，并可以接受验血了。之前，根据我们双方签订的协议，我支付给她两万五千美元，她同意和孩子一起验血。我们选择了一个私人医院，芭莉、她的孩子和我都验了血。
吉斯勒第一时间拿到了验血报告，他声音颤抖地说：“查理，血型鉴定证明，你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真是善有善报啊！”我激动地说。
虽然血型鉴定的结果让那些不怀好意的政客大失所望，但是他们坚持在遗弃问题上继续起诉。审判的日子终于到来，吉斯勒和我准时在九点五十分在联邦大厦外面会齐，然后一起去出庭。
我们走进二楼的法庭时，却没有引起什么骚动，这令我很奇怪。事实上，那些新闻记者已经不关注我了，他们可能认为我在这场官司中必输无疑。
吉斯勒的桌子上摆着一枝铅笔和几张纸，这些东西是用来做审讯记录用的。我不愿意呆坐那里无所事事，就信手拿起纸笔画起画儿来。吉斯勒见状，马上向我走了过来。
“查理，不能画！”他悄声说，一面夺过那张纸，撕了它，“这张画要是被记者们拿去，他们就会进行心里分析，然后推测出各种可能的结论。”
我画的只是乡间的一条河和一座小桥。我小时候就喜欢画这样的东西，天晓得这帮记者能拿它得出什么结论来。
审判室里空气紧张，所有的人都正襟危坐。书记拿起那个小木槌，敲了三下，宣布开庭。他们一共向我提出了四款控诉，而这些罪名分明就是他们任意罗织的，并控告我侵犯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罪名成立，我必须服刑二十年。吉斯勒首先要求法庭对四款控诉不予受理。
确定陪审员的人选是个力气活，前后共花了两天的时间，从二十四位备选的陪审员中选出十二位，控辩两方各有权否决对方选出的六位人选。陪审员都要受到双方仔细的盘询和严格的核查，以便做到尽量的公正和公平。
在选第九位陪审员时，一个女人走进了陪审员席。吉斯勒顿时说：“我不喜欢她。”他重复说：“她不喜欢她那种古怪的神态。”
在她回答问题时，调查员递了一张字条给吉斯勒。“不出我的意料，”他看完了字条悄声儿说：“她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咱们必须去掉她！你看，对方接受了她，接受得也太快了。”
我当时感觉这位女记者正在想什么心事，可是我又没戴眼镜，一点儿也看不清楚她的脸。
“倒霉！”吉斯勒说，“咱们只剩下两次否决权了，还是暂时留下她吧。”正如他所说，我们后来不得不用掉最后的两次否决权，排除两个显然对我们存有偏见的人，于是我们只好接受了这位女记者，这好像都是上天的安排。
法庭上，双方的律师大谈法律名词，我觉得他们是在做和我丝毫不相关的游戏。尽管对方所举的罪状听上去十分荒谬，但是我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担心万一局势难以控制，我会胡里胡涂地被判入狱。
审讯持续了好几天，芭莉的前男友保罗·格蒂先生，以及两个德国青年也出庭作证。保罗·格蒂承认，他从前就和芭莉相好，并且给过她钱。审讯也证实，芭莉曾经在一个德国青年的寓所里留宿一晚，这个德国小伙子承认了这件事。
案情终于审讯完毕了。陪审团决定用一个半小时来做出裁决，双方律师一致同意了这个决定。我无法想象陪审团竟然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一件如此明了的事情。我想要看看那位女记者的表情，借机判断她对此案的态度，但她的脸偏向了一边。当陪审员都出去做集体裁决时，她目不斜视地随着一队人走了出去。
吉斯勒和我一起走出了审判室。他悄悄地对我说：“直到法庭做出裁决，我们都不能离开这里，”然后，他又非常乐观地说，“走，到外边去，坐在栏杆上晒晒太阳。”这几句话很微妙，让我感到身上压着一股阴森可怕的力量，让我怎么也逃不出法律的手掌心。
这时是下午一点半，我认为结果二十分钟以后就可以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一等就等了将近三个小时，那真是让人坐立不安的漫长等待。
最后，连吉斯勒也着急了，他看着表说：“四点钟了，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呢？”
尽管心急如焚，我们不得不开始冷静地讨论，案件中的哪几点会使他们耽搁这么多时间。
四点四十五分，铃声响了，陪审团已经做好了裁决。我的心“咚咚”直跳。吉斯勒陪我走进大厦时，悄悄地对我说：“不管是什么，你都不能流露出任何情感。”
审判室里坐满了人，气氛十分压抑。陪审长把一份文件递给了书记。吉斯勒脑袋耷拉着坐在那儿，悄悄地嘟哝：“如果被判有罪，那可是闻所未闻的最大冤案！”
在极度的沉寂中，书记开始宣读那份文件：“查尔斯·卓别林，第337068号刑事案……控方第一款指控--”读到这里，书记官停顿了好半晌，然后才接着说，“不成立，现宣判被告无罪！”
人们发出一阵惊呼，但又逐渐安静下来，以便书记继续往下宣诗。
“控方第二款指控--不成立！”
听众一时大乱起来，很多人都绕过隔开席位的栏杆，过来拥抱我、祝贺我。这时，法官和我说：“卓别林先生，您现在没事了，以后也希望您不会再来这里。”说罢，他从座位上伸出手来，向我表示祝贺。吉斯勒小声地说：“去跟陪审员握握手吧。”
我走近陪审团，那个被吉斯勒怀疑的女记者主动站起身来，也伸手向我表示祝贺。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脸。她长得很美，一看就是那种知书达理的人。她笑着对我说：“查理，一切都非常好，这里仍然是一片充满自由的乐土。”
她的话无疑让我很震撼，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笑着点头示意。她接下去说：“透过陪审员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我看见您在来回地踱步，真想对您说别着急。就因为有一个人反对，我们才耽搁了那么久，不然我们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了。”
听了她这些关怀之辞，我感动地直想落泪，但我只是苦笑了几声，只是向她道了谢。
乌娜当时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等候宣判结果时，她正在家里。宣判结果通过广播传出去时，她正一个人坐在草坪上。我被宣判无罪的消息让她激动地晕了过去。
我和乌娜婚后不久，她就表示不想做演员或明星。这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终于拥有了一个恋家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热衷于抛头露面地出风头的女人。于是，我放弃了拍摄《梦里人生》的计划，开始编写《凡尔杜先生》的剧本。我后来常常想，电影界可能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指乌娜），但是让一个更优秀的喜剧演员（指我本人）更加健康和长寿。
记得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子开庭审理之前，我和乌娜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珠宝店，修理她的梳妆盒。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去看店里展示的一些珠宝首饰。我们同时看中了一只镶着钻石和红宝石的精致手镯，但是乌娜嫌价钱太贵，我对店主说，我们再考虑考虑。等我们离开那家店，一坐上车，我就神情紧张地说：“亲爱的，开快点儿，越快越好！”说着，我就把一只手放进口袋，掏出了那只钻石和红宝石的镯子，说：“趁店员不注意，我把它拿来了。”
乌娜脸色惨白地说：“你不该拿的！”她把车往前开了一段，然后拐进了一条小街，靠路边停了下来。
“想想办法！你不该拿的呀！”她说。
“可现在也不能送回去呀。”我说。这时，我再也装不下去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告诉她我刚才是在跟她开玩笑。其实，我趁她看其他首饰的时候，偷偷买下了那只手镯。
“可是你，以为我是偷来的，但是又想把它留下，哪怕是做一个从犯！”我取笑她说。
“我是不想再让你惹麻烦。”她微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