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家影片公司鼠目寸光，一点儿也不知道体贴和同情别人。另外，我这时一心想要拍故事影片。所以，我希望早点结束与这家公司签订的合同，现在正在履行最后的部分。
还要拍最后的三部电影，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打算把两大本的《发薪的日子》拍完后，就拍《朝圣者》。还好，我对《朝圣者》提出的条件，第一国家公司并没有怎么为难我就接受了。《朝圣者》算作两部影片，这样一来，我只需要将《发薪的日子》和《朝圣者》拍完，就可以给联美公司拍电影了。
后来，约瑟夫·申克和他的妻子诺玛·塔尔梅奇加入了联美公司，这是道格拉斯和玛丽建议的。乔后来当上了公司经理。
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一紧急通知，邀请我参加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联美公司前途问题。
在会议上，经理的发言很乐观。但是，玛丽觉得竞争很激烈，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联美公司的前途岌岌可危。而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拍摄出好的影片，就不怕任何竞争。大家都发表了很多意见，最后为了公司的团结，他们还是作出了让步。
我对艾娜的事业仍然很关心，尽管我们情感已经疏远了。我在给联美公司拍摄第一部影片之前，就打算让艾娜·普文思担任一次女主角。几个月一来，我都在想我自己如何编剧，和艾娜拍一部《特洛伊女人》。但这项计划我后来放弃了，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
让艾娜扮演其他什么有趣的妇女，我后来也考虑过。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阅读了《回忆拿破仑·波拿巴》，当时，拿破仑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是，我后来没有什么兴趣了。
佩吉·霍普金斯·乔伊斯来到好莱坞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她改嫁过很多次，嫁了五个百万富翁，从五个丈夫那儿弄来了三百万美元。
有一次，我和她一起进晚餐。她悄悄地跟我说：“其实，我最讨厌出风头了。实际上，我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只想嫁个好男人，生几个孩子。”
她一边说话，一边整理那二十克拉的钻石和翡翠镯子。佩吉在开玩笑的时候，这些首饰都被叫做“臂章”。
她还说，她新婚之夜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新郎要给她一张五十万美元的支票才能进去。当然，支票是从门缝里塞进去的。
“他会按你说的做吗？”我问。
“当然会，”她有点儿嘲笑的口气说道：“我第二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趁他还没醒去把支票兑了。但他是一个酒鬼，是一个浑蛋！我有一次拿着一瓶香槟，朝他的脑袋扔过去，他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就这样，你们就散伙了？”
她大笑起来，说：“没有啊！我这一招，他好像倒挺喜欢。后来对我更加着迷了。”
佩吉和我受托马斯·杨斯的邀请到他的游艇上去。我们都喝着香槟，天快黑的时候，佩吉对我有点不耐烦，她当时的兴趣在托马斯身上。于是，我就想起了她跟我讲的香槟故事。
当时我很清醒，尽管喝了一点儿香槟。我轻轻地告诉她：“如果你想重演你的香槟故事来对付我，最好不要让我发现，哪怕是一丁点儿。否则，我就把你扔下去。”
从那以后，我们就断了。
听了佩吉讲的故事，我编写了《巴黎一妇人》。讲的是她与一位法国著名的出版商交往时发生的趣事。这部影片是我导演的，主演是艾娜·普文思。
在《巴黎一妇人》这部影片中，我故意用一些细致的动作来描写心理状态。通过这些动作，观众能够体会到影片中的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样，有些电影评论家说的无声电影没法表现心理状态就站不住脚了。《巴黎一妇人》是第一部蓄意讽刺和描写心理的无声电影，受到了一些有鉴赏能力的观众的热烈欢迎。
我和波拉·纳格里只是在柏林见过一次面。我的《巴黎一妇人》还没拍完的时候，波拉就以一副十足的好莱坞派头在美国社交界第一次露面。当然，那时关于她的谣传也不断。
后来有一次，我去好莱坞剧场听交响音乐会。在那里，我又碰到了她。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查理！一次也不来看我。我从德国赶来看你，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她说。
我并不相信她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听了她说的这些话，我心里倒挺美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二十分钟都不到。
“查理，看你多么狠心啊！连电话也不给我打一个！你在哪儿工作？我要给你打电话，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吧。”她说。
听她这么说，我多少有点感动，尽管她的这份热情值得怀疑。
几天后，她设宴请我，就在比弗利山她租的房子里。有很多人参加那次宴会，她的男明星也去了，但是，在宴会上她只顾招待我。这让我很高兴，不管她是不是真诚的。
从那以后，我们的奇遇就开始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于是，没过多久，“波拉和查理订婚”的消息就在报纸上出现了。这让波拉很不安，她说我应该出来澄清这事。
“这事应该是由女士出面。”我说。
“那我该怎么说呢？”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耸了耸肩。
第二天我就接到她不能见我的通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说明。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女仆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马上去她家，她病得很厉害。一到那里，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仆就把我领进了客厅。只见波拉小姐两只眼睛闭得紧紧的，在一张长椅里躺着。
后来，她把眼睛睁开了，哼哼着说：“你的心真狠呀！”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卡萨诺瓦。
一两天后，派拉蒙影片公司经理查理·海顿打来电话：“查理，你给我们惹了很多麻烦。我想跟你谈一谈，可以吗？”
“没问题。那就请来我家里吧！”我说。
快到午夜的时候，海顿来了。
“看了这些报上登的谣言，波拉都气病了。查理，为什么你不发表一篇声明，澄清这些谣言？”他坐下来就说。
看他这样傲慢无礼，我就直盯盯地瞅着他。
“你要我说什么？”
“你喜欢她，是吗？”他试图掩饰他的窘态，便用开玩笑和不介意的口气说道。
“这种事情谁也管不着！”我回答。
“但在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公司已经投资了一百万美元！这些报上的宣传对她的影响很不好。”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既然你欢喜她，你为什么不把她娶了呢？”
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
“为了要保护派拉蒙公司的投资，我就会跟一个人结婚。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完全错了！”
“那你们就别再见面吧！”他说。
“决定权在波拉！”我回答。
后来，我开玩笑说：“在派拉蒙公司，我又没有股份。我为什么应该娶她？不明白。”
从那以后，她就没有找过我了。就这样，我和波拉的关系突然地开始，突然地结束。
为了找查理·卓别林，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从墨西哥一路步行来到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影迷我见过。因此，我让经理好好地打发她走。当时，我和波拉正打得火热。之后，我就没留心这事儿。
但后来，家里打来电话，说这位墨西哥姑娘在门口台阶上坐着等我。一听这话，我就毛骨悚然。于是，我让仆人叫她离开，我等事情完了再回去，暂时就留在制片厂。过了十分钟，家里打来电话说她离开了。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件事跟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说了，当时，他们在我家吃晚餐。为了看看那姑娘有没有再回来，我们推开前门，望了望四周。但是，我们刚吃了一半，仆人就冲了进来，脸都白了。
“她到楼上去了，正在您的床上睡着呢！”仆人说。
他上去给我铺床，就看见她在床上躺着，穿着我的睡衣。当时，我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我去看看。”雷诺兹说。他离开座位，急忙上楼去了。
我们其余的人都在那儿坐着。一会儿后，雷诺兹就下来了。他说，他跟她长谈了一次，她既年轻，人也长得漂亮，话也说得头头是道。接着，他就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们复述了一遍。
“你为什么睡在查理的床上？”他问。
“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
“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别人会以为你有精神病。你有可能就被送进疯人院了。”他说。
但她一点儿也不在意。
“我又没疯，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我才从墨西哥千里迢迢地来这里见他。”她说。
“你最好还是把查理的睡衣脱掉，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叫警察来。”他说。
以上就是雷诺兹告诉我们的谈话内容。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
“让她下楼来，到起居室里去。”我有点犹豫，觉得这样会让大家很窘。
后来，姑娘很大方地走了进来。她确实年轻漂亮，雷诺兹说得没错。她跟我们说，她已经在制片厂外边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她就喝了一杯牛奶。她在那儿坐着喝牛奶时，波拉问了她许多问题。
“你爱卓别林先生，是吧？”波拉问。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了起来。
“我爱他呀！哦，没有的事儿！我就是崇拜他，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你看过我的影片吗？”波拉问。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但你不伟大，不像卓别林先生那样。”
可以想象波拉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那姑娘说，她这样做会引起误会。然后，我问她有没有回墨西哥城的盘缠。她说她有钱。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男仆又冲了进来，说那姑娘在路是间躺着，她服毒了。于是，我们立刻打电话报警，救护车来把她拉走了。
第二天，这件事就在报上大肆宣传，还刊登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现在，她已经洗了胃，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她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并没服毒。还说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
出院后，她被交给了福利院照管。后来，福利院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说得很委婉，问我可不可以资助她回墨西哥。还说，她不是坏人，没有恶意。于是，我付了她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终于可以给联美公司拍第一部笑片了。我决定，这次拍的影片一定要比《寻子遇仙记》更成功，要让它成为一首最伟大的史诗。但是几个星期以来，我苦苦地思索，也没有想出来。
之后，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在梵朋克家里度周末。吃完早餐，我就和道格拉斯闲坐着，看几张立体风景照。没想到，看了照片之后，我的脑子里就有了故事的轮廓，尽管一篇故事也没有。
在喜剧中，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人们嘲笑的心理。
我读过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很多拓荒者死了，有的是冻死的，有的是饿死的。最后，只有极少数的人活了下来。于是，我就想到了影片中最搞笑的镜头。
我在饿得不行的时候，把自己的皮鞋煮来吃。同时，还把皮鞋里的钉子剔出来，在那儿慢慢地吮吸，仿佛它们是美味的鸡骨头。至于鞋带我也吃得津津有味，仿佛它们是面条儿。大家都饿得要发狂了，于是，我就被想象成一只鸡了，他们就想把我吃了。
我在那六个月里，想出了一系列的笑片镜头。于是，我就开始拍摄了，剧本也不用。当然，我也做了很多无用功。后来，许多有趣的镜头都被剪去了。
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我在拍《淘金记》。关于这次的婚事我不想多说了。我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非常爱他们。
这次结婚后，我们都努力地想要好好过，结果还是让人很痛苦。
《淘金记》是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的。当时，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在这次典礼上，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跟我说：“查理，这部影片，我保证至少也要卖六百万美元！”
结果真的卖了那么多！
上映完了，我就病倒了。我当时住在里茨旅馆。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就慌忙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
“我快要死了，把我的律师找来！”我喘着气说。
“找律师？你要找的是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我要立遗嘱，让我的律师来！”
我的朋友也慌了。律师和医生他都去找了，但只来了医生。当时，我的律师刚好去了欧洲。医生照例给我检查了身体，除了神经衰弱外，并没有发现别的什么病。
“这里的天太热了！离开纽约，去海边一趟。在那儿，你可以呼吸海滨的空气，静养几天。”他说。
我半小时内就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其妙地哭了。之后，我在临海的一家旅馆住着。我占了前面的一间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这时候，旅馆外面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在那儿叫喊“喂！查理！”“查理，你好啊！”
于是，我只好离开窗口，移到里边去。后来，有两个人在海滨淹死了。我很紧张，于是我就回纽约去了。
两天后，我就回了加州。当时，我好得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