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经过思考，我把这部影片叫做《夜游》，大概是演一个酒鬼寻欢作乐的过程。单凭这点，一部影片就可以开拍了。当时，我让彭·杜平演的是配角。电影开拍的前一天，我被安德森戏班里的一个演员邀请去吃夜宵。包括普文思小姐，我们一共约有二十个人。夜宵吃得很简单，大家就喝了啤酒，吃了三明治。之后，大家各玩各的。后来，谈到催眠术的时候，我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的，说在一分钟内就能让屋子里的所有人被催眠，班里的人只有艾娜不信。
“乱说！我，任何人也催眠不过去！”她大笑道。
“最好的一个对象就是你了。我们打赌十块钱，在一分钟之内，我能让你昏睡过去。”我说。
“好，就跟你赌！”艾娜说。
“小心哦！你以后要是不舒服，那可不怪我哦--当然，也没有多严重了。”
其实，我是吓唬她的。可她一点也不怕。
有一个女的对她说：“瞧你那傻样！”
“那也要赌！”艾娜回答道，她很冷静。
“太好了！为了让你专心，你离其他人远点儿，背紧贴着墙站好。”我说。
她微笑着，照我的话做了。这时，其他人也都开始注意了。
“谁来计时？”我说。
“可别忘了，一分钟之内，你就要让我睡着哦！”艾娜说。
“一分钟之内，你的知觉全没了。”我说。
“开始啦！”计时的人说。
马上我就装模作样地打了两三个手势。我紧紧盯着她的眼睛。然后凑近她脸前面，悄悄对她说：“假装一下！”又做了几个手势后，我说：“你的知觉快没了，快没了，没了！”
这时，她开始摇晃，我向后退，马上就把她抱住。这时，有两个人惊叫了。“快来人啊！帮忙把她放到榻上。”我说。
她“醒”过来时，一副迷茫的神气，假装说很疲惫。其实，这场打赌，她可以赢的，但为了玩笑，她放弃了。在这件事上，她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她也挺有幽默感的。
在奈尔斯，我拍了四部笑片，但我总感觉不满意，那里的设备不太好。在洛杉矶拍笑片的设备比较好，于是我就建议安德森，让我去那里。他最后同意了。在洛杉矶中心博伊尔高地，他租借了一个小制片厂。
我拍一部新的笑片，市价就上涨一次。于是，埃山奈公司提出：放映我的笑片的所有戏院，如果放映的一部片子长达两本，每天的租金至少是五十元。这样的条件以前可没有过。这样，在每一部影片上，公司预收的租金就在五万元以上。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斯托尔旅馆，接了一个紧急电话，是洛杉矶的《考察家报》打来的。他们转告了一份来自纽约的电报，邀请我到纽约马戏场登台，给我二万五千元，并且不妨碍我的正式工作。
我马上就去旧金山找安德森，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找到他。我把收到的电报告诉他了，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挣那二万五千元，离开两周。我还说，去纽约的火车上，我就可以编剧，影片到那边后就可以拍好。但他没同意。
在我卧室，只要一说话，旅馆里所有的屋子都会有回声。我很不甘心，于是，我就大喊：“我不想放弃，二万五千元啊！”
这时，楼上就有一个人喊道：“混蛋，别废话啦！睡觉去吧！”
这时，安德森给我电话，说只要我再给埃山奈拍一部笑片，长达两本，那二万五千元，他第二天就来给我钱，还要签一份协议。之后，我就准备上床睡觉了。可是，我忽然想起刚才楼上那个人的话了，于是，我又爬起来，推开窗子，冲楼上说：“你他妈的！”
第二天，安德森就带来二万五千元，这是一张支票。可两周后，原来邀我去的那家公司就关门大吉了。我真的好走运啊！
到洛杉矶后，我的心情很好。因为这里的制片厂离雪尼的住处很近，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他。雪尼见我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好，就想专门替我管事。据报道，我的声望每拍一部新片就往上升一级。在洛杉矶，我明白自己很受人欢迎。但没想到在其他地方也很受欢迎。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都在出售，模仿我扮演的角色制成的玩具和肖像。卓别林的节目齐格菲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演，她们都穿着大皮鞋和肥裤子，戴着圆顶帽，贴着小胡子，唱《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各种各样的广告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要答复一堆堆的影迷信件，也成了一个问题。雪尼说，所有的来信都要回复，必须再找一位秘书，开销多一笔也无所谓。
雪尼建议安德森出售我的照片。另外，他还说，那些更大的戏院要购买我的影片，定价就应该根据座位的多少按比率增加。这样的话，每一部影片就可以多出十万元以上的收入。但安德森却不这样认为。理由有三：第一，它影响到六千家戏院的利益，违反了整个电影托拉斯的设计。第二，很少电影院老板愿意按照这种条件付款。第三，这些戏院购买影片的方式与规则不可改变。
实际上，雪尼的建议后来在《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看了这条新闻后，我算了算，自己的周薪才一千二百五十元。于是，我就开始发牢骚。签合同后，每两三个星期，我就拍好一部笑片。很快，斯普尔来洛杉矶，说我每拍一部影片，就给我一万元红利。于是，我的精神就好多了。
D.W.格里菲斯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大约就是这时拍好的。一夜间，他就成了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这毫无疑问。他拍的影片总是能够独创一格，尽管有些不足，值得一看。
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取笑《嘉尔曼》的一部两大本影片。我离开埃山奈后，该公司擅自修改我的影片。于是，以后每一份合同上，我都作了这样的规定：我已经摄制好的所有影片，公司不得擅自进行修改。
快到合同签订的期限时，斯普尔来找我，让我给他拍十二部影片，都是两大本的，他给我的报酬是三十五万美元，并且制片的一切费用都由他付。我让他当场把十五万美元的红利付给我，他却不肯。就这样，我们拜拜了。
我的未来是什么，一切都让人眼花缭乱。《嘉尔曼》的拍摄工作即将结束时，我在圣莫尼卡海滨的一所房子里居住。有时候晚饭就在圣莫尼卡码头的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那家餐馆里吃。
在美国舞台上，公认的最成功的一位演员就是纳特·古德温。他也擅长音乐喜剧的丑角。后来，我和纳特的关系非常好，成了莫逆之交。我把影片拍完后就要去纽约的计划告诉了他，他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待人接物的忠告。当时，我的事业刚刚开始，但他的已经告终。
一结束《嘉尔曼》的剪接工作，我就提着一个小提包，直接搭开往纽约的六点钟的火车。之前我已经发电报告诉雪尼了。
在火车上，我没有化妆，应该不会被人认出来。后来，我打算到盥洗室去刮脸，但里面有人，我就等着。火车进了阿马里洛站后，突然就被人群包围了。从盥洗室的窗子，我偷偷地向外看了看。看到外面的样子，我还以为是在举行庆祝会。后来，有一群人冲进车厢，他们在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大喊着问：“查理·卓别林呢？他在哪儿？”
“找我什么事？”我应声道。
“我们想请您和我们一起吃点儿点心，喝点儿冷饮！这是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长以及崇拜您的所有观众的心愿！”
突然，我都吓呆了。我现在满脸都是肥皂泡。我说：“天呀！瞧我这副样儿！能去吗？”
“哦，查理，不碍事的，穿一件晨衣就可以了。现在就和大伙儿见面去吧！”
我慌忙洗了把脸，胡子只刮了一半，穿上一件衬衫，打上一条领带。之后就一边扣扣子，一边往车下走。
看到我下去，人们就欢呼起来了。市长发表讲话的声音不断地被欢呼声所淹没。后来，人群把我和市长都挤到火车旁边了。这时，市长想到的只是我们的安全。
“向后退啊！”在人群中，警察们一边挤向我们，一边嚷嚷。
现在，市长对警察和我说：“查理，好吧，这事结束了你就可以回车上去了。”他说话的口气有点粗鲁。
我们挤到桌子跟前，人们才安静下来。这时，市长敲了敲桌子，发表了欢迎词，大意就是感谢我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让我陪他们吃点东西。
之后，市长就让我讲几句，于是我就嘟哝了几句，大意就是，我很高兴来到阿马里洛，我一生都会记着他们的盛大欢迎，等等。说完后，我就坐下和市长攀谈。原来市长是通过我给雪尼发的那份电报知道我来这里的。
回到车上后，我心里感觉空空的。火车里的人们都走来走去地瞧着我。这里发生的一切，让我感到又高兴又愁闷。
火车还没开，就有人给我送了三份电报来。
第一份电文是：“查理，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欢迎。”
第二份电文是：“下轿车已备，您到芝加哥转车可用。”
第三份电文是：“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可否？”
火车驶进堪萨斯城，铁道旁边站满了欢呼着的人们。
人群把堪萨斯城的大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已无法控制那些从外边不断涌过来的人群。后来，我是爬到车顶上和群众见的面，也就是把在阿马里洛说的几句客套话重复了一遍。
这时，更多的电报送来了，我把它们都塞进手提包，想到纽约后再答复。
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的路上，欢迎我的人到处都是。我既高兴又愁闷。
到芝加哥后，我要转车去纽约。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我进了那辆轿车。他们送我到了布莱克斯通旅馆，房间也已经订好了，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
在布莱克斯通旅馆里，纽约警察局长发来电报，说已经有很多人在中央大火车站等着，让我在第125号街车站下车。
到纽约时，是雪尼接的我。当时，他低声地告诉我，我离开洛杉矶后，每天都有关于我的新闻简报。在去旅馆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和互助影片公司已经谈妥了，我一年的报酬是六十七万美元，每周给一万美元。体检后，签合同时就先给十五万美元的红利。那天下午他都很忙，所以我在广场饭店下的车，房间已经订好了，他第二天早上来看我。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那天下午在马路上到处溜达，却感觉没有地方可去，很忧郁。有一个喜剧演员对我说过，我们现在达到目的了。但是，到哪儿了呢？
这时，我想去看看海蒂·凯利。好久没听到她的消息了。我到了她以前住的地方，但是却没有进去，半小时后，我就走了。
我去了一家名叫查尔兹的餐馆，在哥伦布圆形广场。后来，被里面的人认了出来。我这才挤出去，搭一辆路过的出租车逃走了。
以后的两天，我都在到处漫步，情绪很不稳定，一个熟人也没碰到。几天后，雪尼到旅馆来告诉我说一切都搞定了！
后来的事情就是签合同。领十五万美元的支票时，我拍了照。当晚，我在纽约时报广场上看到了“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年薪六十七万美元合同”的新闻。但我感觉这似乎是别人的新闻，和我没有关系。突然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已经麻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