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熟悉的是翻译家查良铮这个名字，后来知道他写诗笔名穆旦。50年代的大陆少年，凡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查良铮这个名字，也沾上罗曼蒂克气息，那种少年型肺结核病者特有的，萎靡却甜蜜的柔情。
后来，我被发配到极端不浪漫的安徽淮河边军垦农场，积雪堆满田野的冬日，无劳可动，整日枯坐讨论毛著。恍惚走神时，想起雪橇滑过俄罗斯的旷原雪景，那是痴情的奥涅金，急如星火地奔向塔吉亚娜，而原野是那么广袤无边。在这时候，被点名了，打个激灵醒过神来，该我批“一闪念”。照例学舌一通，心里还想着我的甜梦。
“出公差”去霍邱县城，数九寒天去挑东西回驻地。这是美差，又累又冷，但逃过了苦不堪言的枯坐干熬。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邻居！我赶紧问其人风神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像看一个怪物，说：“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脚走路，不抬头看人。以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是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笑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回过头来，此少年说查良铮在南开，几十年是为人轻贱的人下之人，突然点破了我的一个猜疑：这事我应当有所预感。记得1957到1958年读到一些诗评界的文章，说穆旦居然写出如此不通之甚的句子:“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实在是荒谬绝伦，说明资产阶级文学真是不可救药云云。
但是这句诗却像魔咒似的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像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一直到70年代末，我开始钻研现代文论，这句诗帮助我体味现代批评家所谓“张力”，所谓“非同质”（艾略特语：像闻一朵玫瑰似的感到思想），这些几乎难以捉摸的概念。
这篇文字应当轻松一点，就免谈这些理论。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穆旦的诗，才是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结合的产物。我们在穆旦这一代，可以看到燕卜荪等在西南联大的讲学，奥登的访华，还有卞之琳等中国诗人30年代的努力，但是也看到他们青出于蓝。我常想，如果奥登熟读李商隐，可能就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70年代末，我在北京就读，得以师从袁可嘉、陈敬容、辛笛、曹幸之、郑敏等诗人，眼看着“被时代埋葬”几十年的《九叶》，重新发芽露出地面，忽然就冒成冲天大树。而所有这些40年代团聚于西南联大和《现代诗歌》杂志的诗人的前辈，都奉穆旦为第一人，都惋惜穆旦刚从“文革”熬出头，1977年初春，才59岁，就匆匆辞世。当时听了不少关于穆旦的事，可惜那时没有发心写“文化交流人物”系列，未能记录下来。
幸好，巫宁坤教授近日来英，给了我绝佳机会。巫宁坤与穆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同学，过从甚密。他给我说了不少穆旦的旧事。
1935年，穆旦17岁，进入清华外文系。早年诗作，颇有雪莱式浪漫色彩。二年级未读完，七七事变，随校撤到长沙，又徒步山路近四千里，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就学于闻一多、燕卜荪等中外名诗人。1942年，24岁的穆旦写出情诗组《诗八章》，出现了特有的穆旦风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情诗，从汪静之康白情，到徐志摩何其芳，一向是浪漫有余。到穆旦才真正才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
同年，缅甸远征军在昆明组建，25岁的穆旦，以翻译人才应募。短期在杜聿明的司令部，不久就到207师，任罗又伦将军的翻译。这个师经历了缅甸丛林战最艰苦的战斗。整个战役失败后，作为殿后，留守野人山胡康河，掩护整个远征军撤退。此后残军退往印度，辗转回国。穆旦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写成长诗《森林之魁》。
1949年9月，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留学，其妻周与良同行。穆旦40年代的情诗云：“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我一直怀疑，哪个姑娘会承受得住如此的“爱情表白”？周与良慧眼识英雄，但是也为此一辈子付出代价。
周出于名门，兄弟姐妹十人。长兄周一良攻历史卓有所成，“文革”时曾被江青网罗，成为“梁效”写作班子的主力，并作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位居“九大”主席团。近年有自述《毕竟是书生》出版，引起争议。二兄周珏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译，后任外语学院教授。周珏良是穆旦同班同学，把最有才华的同学介绍给妹妹，是当时常见的事。穆旦成为“反革命”后，兄长不再理会妹夫，这也是那种年代的常情。
穆旦到芝大，是自费。一个月后，194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即现在“富布赖特基金”的起始，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但是钱没有留住人心，尤其是穆旦这样“爱国”之士。1952年，穆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周氏兄弟的“左倾”，可能也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榜样。实际上，穆旦在西南联大就开始学习俄语，报效国家的意愿一直留在心中。
的确，1953年穆旦应聘到南开后，立即进入一个新天地。影响整整几代人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初版于1954年，短短几年之内，连续出版《普希金抒情诗续集》，拜伦、布莱克、济慈、雪莱的诗集，以及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一时查良铮这个名字，名震读书界。
至于所译的诗人，都是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者”，（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骚塞、科勒律治为“消极浪漫主义者”，好一个奇怪的“进步反动划分”！）这也怪不得查良铮，名单是苏俄文学史家开的。不过，“查译”之流利顺畅，之优美传神，真是为50年代的文化界，添了几道光泽。
好景不长，1955年，就开始翻出“国民党远征军翻译官”罪名，穆旦成为肃反审查对象。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上法庭，被判“管制三年”。1962年管制结束后，“宽大”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此时他已经成为“不可接触”之贱民，劳动之余，夜晚私下翻译拜伦两万行的长诗《唐璜》（Don Juan)。
但是穆旦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6年夏，“文革”火起。8月被红卫兵抄家，焚毁全部藏书和手稿。当日穆旦被抓去揪斗，晚上归来，赶快搜索灰烬，找出捆扎的《唐璜》手稿，大体尚未焚毁，不幸之中大为庆幸。此后1968年“清队”，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直到1972年才得以回天津，依旧是一个缩在图书馆的糟老头。我想这就是那位南开的朋友见到的形象。谁也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继续在磨研他的《唐璜》译稿。拜伦虽然用了一生的最后五年时间写这首长诗，但是他一边还写其他著作，在偷情恋爱，办煽动杂志，参与异国革命。他绝不可能想到，150年后，会有一个中国诗人，十年如一日，精心转达一个登徒子冒险的潇洒而旷达的诗行：“拜伦式英雄”的豪情，与穆旦的处境，可谓天差地别。文字毕竟还是为知识分子保留的心灵净土。
1981年，《唐璜》终于出版时，查良铮已经去世四年，他的骨灰终于有机会安葬，在骨灰旁放一本刚出版的中文《唐璜》。卞之琳先生称誉《唐璜》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穆旦晚年的诗《自嘲》，有句云：“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因为“他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穆旦虽然一生受辱，而且天不假年，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高大。
查氏世家，有南北二宗。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同宗查良镛，拆“镛”为金庸。浙江海宁查氏，历史上似乎一直被文字狱牵累（康熙年《明史》案牵涉查继佐，雍正年查嗣庭成为考题案主角），天津查氏，到20世纪终于也难逃文字狱。中国历史延续性之顽强，有时真让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