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作为一种高度影像化的传播媒介，它的无可比拟的传播效应和高度逼真性影像信息，是建立在一种“退行性”的接受形式上。与电影一样，电视在信息接受的文化方式上退回到了人类早期的“图像化时代”：人类最初对思想、情绪和认知经验的表述，是通过创造“图画”来实现的，后来才逐渐形成了依附于事物本身形状的“象形文字”；而在技术的帮助下。电影和电视在信息的表述方式上，又使人类重新回到了那个原始的依靠“记忆图画”来接受和理解信息的时代。所以，电视在直观理解的层面上，消除了成人与儿童、识字者与文盲的差异。电视传播的一切都是具象（图像）化的或曰直观的。对电视受众而言，这意味着在对影像语言的理解上，除去了一个艰难的文化适应过程——他们不需要象阅读文学作品那样，先要经历有一个相当复杂而又长期的文字的学习过程，加之电视对事物的表现通常都是摹仿人的直观感觉，这样观众只凭他们的直观经验就可以明白所要表述的一般意义。这就是说，人们对语言符号系统的识别，在电视观赏过程中，又回（倒退）到了人对语言最初的直观感知阶段，即直接通过图像与物体的形似关系来理解符号意义的阶段。[参照贾磊磊《媒体道德与电视的传播／接受方式》，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
人类的心灵空间就像一片原野，每一种新的媒体出现，都意味着人的心灵生态的改变。新的媒体起着拓荒和耕耘的作用。电视的尴尬在于：为了迎合取悦观众，电视在内容的文化品味上不断地降格以求，最终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乏味和无聊。电视台如果不保护、培植观众的心灵，就会造成注意力资源的枯竭和心灵的荒漠化”。开荒与种植、利用与保护必须联系在一起。每一次新的传媒革命被技术的发展催生后，都会影响和冲击人类的思想和感觉，带来很多激动人心的新的前景；但是每次这样的“开垦”之后，很快人们会不满足于空中的无数彩色气泡与地上的一片荒漠，告别荒漠和寻找绿色又重新成为主流。面对大众传播所造成的“荒漠”，新媒体应该以富有建设性的内容，承担起“绿化”的工作。[吴征《告别荒漠——新媒体与精神生态的重建》，载《中华传媒网》2001年12月9日。]
现代媒介不仅代替了原先历史和地域环境及文化对我们人格结构的养成，而且改变了人群的分类方式。譬如，现在的人们以三、五年的年龄差异为“一代”的分类，就是因为随着样板戏、印度电影、流行音乐成长起来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审美情绪、心理特点和爱好。波兹曼（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中说，印刷文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童年，而电子文化使其消逝[（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这是因为，电子媒介完全不能保留任何秘密，而没有秘密，童年就将不存在了——电子媒介最终造成了成人化的童年与儿童的成人化，并因此提醒我们不可忽视技术的“颠覆性”影响。
电视传媒作为当代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资源和娱乐资源，而且建构着人们几乎所有的常识——关于真实与虚假、善良与罪恶、美好与丑陋，甚至建构着我们对于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社群的所有认识，建构着我们对于男人和女人，幸福与苦难，现实与历史的认识，甚至对于家居用品、妇女用品等具体而微的商品的消费观念。大众传媒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暗示着、拨弄着或者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媒介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以上论述参照：尹鸿《媒介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的发言场域》，载《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电视文艺作为当今传播面最广和人们赖以认知、娱乐、审美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正在潜移默化地建构着一代人的内心世界。在观念的深刻变革时期，电视正在正面或负面作用于人的心灵世界。因此，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环保问题，就有必要从关注电视文艺的传播内容环保着手。
三、电视文艺精神生态考察方法
对于电视文艺与精神生态的关系，我们主要通过与电视文艺相关的主体的精神生态的剖析，对电视文艺节目、创作者、受众、批评者、电视文艺现象、热点问题、思潮等作分析和判断。
对于主体精神现象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纬度加以考察。
第一种纬度，重点考察“传者”的精神生态，具体包括考察他们自身精神生态的生成、发展、特征以及对电视文艺节目、电视文艺现象、电视文艺思潮以及受众、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等。
其具体考察对象包括：主持人、导演、编导、演员、制片人、电视台的特约专家等电视“生产”人员。包括他们的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学历背景等等，目的是为了更好认清是什么样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占据了电视传播中主导的角色，把持着话语权，雄踞着“霸主”的地位。这几十年来，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为主体的传媒院校是电视台人员培养的主要基地，这些学校的办学思路、课程设置对于所培养电视台后备军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有着很大的影响，近年兴起的各大大小小院校争办传媒专业热潮，电视台吸纳人才标准的变化，对于改变电视台制作主体构成的生态状况以及他们精神生态有比较大的影响，也很快在节目制作的思路、节目改革的力度中显示出来。
“作者论”在文学研究中比较普遍，在电影研究中也比较常见，比如针对某个导演的创作风格的研究。随着电视文艺的发展，一大批知名导演逐渐涌现，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对于他们风格赖以形成的精神生态的研究，在电视文艺研究领域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很多电影导演如著名的悬疑大师希区柯克等人，本身就被赋予“电影哲学大师”的美誉，他们不但在艺术上积极追求，还将对于人生、人性的很多探索溶于自己的影片中。电视艺术工作者离这样的自觉还很有差距。
为了栏目创新发展的需要，电视台经常会寻找到一些固定的“特约专家”作为栏目策划、评比、制作的“媒介常客”，这些人多数来自大学、研究所、各大节目公司，对于这部分人的价值、趣味同样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不管是“电视就是娱乐”，还是“受众是上帝”，甚或是电视剧中的“某某风”之类，其始作俑者与推波助澜者很多都是这些参与电视行业的各种智囊分子。
第二种纬度，重点考察电视文艺发展中各种节目、现象、热点问题对于受众的精神生态生成、发展、演变影响；
受众的精神生态问题是“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核心问题，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更多的人是“受众”，他们是“看”的主体，也是电视节目最终的目标对象，在收视率作为重点检测指标的时候，甚至与电视节目的命运紧密相连。
关涉精神生态失衡的问题，在中国电视文艺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近年比较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包括娱乐风、戏说风、滥情风、真人秀热，游戏、博彩、悬疑、血腥、集体偷窥等现象，以及“弱智的中国电视”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系、对儿童心理的影响，以及对某一时期电视文艺受众的心理结构的影响等等。
从目前对于电视文艺的研究来看，针对节目本身的探讨比较多，关于与电视文艺相关的人（主要是受众）的研究，从精神生态层面关注的还比较少。我们应该进一步把政治、经济、技术变革引起电视文艺传播内容、思潮、传播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受众精神生态变化作为研究的重点。
第三种纬度，重点考察“受者”的精神生态，具体包括考察他们精神生态的生成、演变、特征以及与电视文艺节目、电视文艺现象、电视文艺思潮以及对“传者”的编创理念的反作用等等。
受众的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电视文艺节目制作和传播的晴雨表，他们的种种反馈对于电视文艺节目的内容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加强对于“受众”的研究成了与电视相关的诸多研究领域重要课题。
就目前来看，我们对于“受众”的研究，甚至关于“收视率”的调查，很多时候并不具有十分科学的根据，不同的调查公司因为参数设计的不同，调查的结果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在谈论“受众”问题的时候，经常被“假想中的受众”蒙蔽，以至于降格到“讨好”观众了，还仍然有来自东西南北的各种批评。既然我们以“受众”为评测重要指标，那么对于“受众”就应该有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我们应该确立两个原则：第一，受众要加以细分，第二，受众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受众”既是电视节目的具体接受者，同时他们也分别来自于不同的时代、环境、知识背景中，同时不断展开的生活，受众的精神状态在处在不停的变化当中。通过对受众结构的构成，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的人的收视心理、包括同一收视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审美情趣变化等等的考察，可以更加理性地对电视文艺节目的具体制作作出选择。这样的方法还可以用来分析当前出现的各种电视文艺现象、电视文艺思潮是如何在“假想的受众”诸种观念中生成的。
第四种纬度，重点考察电视文艺节目尤其是电视剧中的银幕人物对于真实世界中人的精神生态的影响。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看电视，我们每天看电视文艺节目，主要看的是电视中的“人”，优秀的电视文艺节目特别是电视剧作品，动人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银幕形象，这些形象甚至成了时代的标识。如《新星》中的李向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刘老根》中的刘老根，《大长今》中的徐长今等等，这些历史与现实时空中交织的人物形象，无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当代观众的心理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于文学作品《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青春之歌》对一代人的影响，甚至很多受这些作品影响的现代人在原作中都能够找到“原型”，电视剧中的种种人物形象同样在现实生活中投下了斑驳的影子。所以考察电视剧中的人物对于真实世界中人的精神生态的影响就成了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于精神生态的考察，无论中外都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精神分析研究方法可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另外，关于现代性批判中技术对人的异化，以及后现代文化中传媒对人的异化等方面的理论，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博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消费社会批判的理论、波兹曼对于娱乐文化批判的理论等。传统西方文论中有关作家心理和创作过程研究法中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等，也可有效吸收。从受众角度来看，可以参照接受美学研究方法等。另外，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人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问题、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大问题。
四、电视文艺精神生态批评例析
案例分析1：电视“真人秀”与精神生态
电视文艺对于人们精神生态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电视节目的娱乐风，为了迎合受众趣味，片面追求收视率，不惜牺牲电视制作的文化品位，在相互攀比中将低级搞笑、庸俗、媚俗之风越吹越盛，引来了很多批评性意见；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引起了很多争议。
从2000年到现在，“真人秀”在欧美电视节目中已经成了时尚潮流。在18个国家播出的“老大哥”、美国CBS的“生存者”、福克斯电视网的“诱惑岛”、法国M6电视台的“阁楼故事”、德国的“硬汉”以及“放逐2000”、“谁想嫁给百万富翁”、“半小时内花掉百万美元”等等，是国外获得收视与经济成功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典型代表，它们通过其高收视率，已经或正在为各大电视台带来巨额利润。在这个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香港、台湾的电视台随后也开始引进真人秀。而由于同样的诱惑，从2000年8月起，中国大陆电视也已经有意或无意识地开始了真人秀的尝试。
真人秀节目自出现之日起，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便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在经济效益方面，真人秀节目使电视的收视率急速飙升，为欧美各大电视台创造了巨额利润。在社会效益方面，拥护者与反对者并存，反对者的声音处于上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节目对个人隐私（暴露尤其是性的展示）、充斥节目中的残酷的竞争与人性阴暗面的展现以及巨额奖金的设置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