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飞翔的优雅姿态
本色朱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朱虹研究员访谈录
于玉蓉
学者朱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行者
于玉蓉：朱老师，您好！1981年，您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论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1983年，又以这篇文章为序言，编选了包括29篇小说和一个剧本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其出发点主要是介绍“妇女意识”，引进“性别”视角。这部著作被学界认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声。著名学者陈骏涛先生曾这样评价：“真正涉足女性文学，并致力于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的是朱虹。”“在80年代初，在国人对女权主义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朱虹的这些推介，对推进国人了解和认识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您进入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是出于怎样的一个契机呢？
朱虹：我经常说，我和哈佛—燕京学社（Havard-Yenching Institute）缘分匪浅！1980—1981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中断联系三十年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我在此待了一年多。虽然当初我是带着撰写《美国文学简史》现代戏剧章节的任务而来，但实际上，我的收获远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正当我们的社会在转型而我自己也面临“选择”的时刻，哈佛—燕京一年的积累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治学道路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中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女性主义。
那个时候我读了E.肖华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对我很有启发，这让我意识到阶级是一个范畴，哲学上的一个范畴，性别也是一个范畴！我就想介绍这个观念，但不是从理论上介绍，而是从作品上介绍，所以我就选编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后来听朋友们告诉我读者的反应，几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于玉蓉：您在去年出版的作品集《爱玛的想象》中收录的一篇文章《关于“性别”的“敏感”》里面也提到，“在性别上加引号是要说明，性别是被当作一个基本范畴来看待的。在敏感上加引号是要通过一种联想来突出性别的概念。过去不是爱说‘阶级敏感’吗？凡事一旦归结到阶级，就算是说到根儿上了。遇事能很快嗅出其阶级性的那种特殊能力被誉为‘阶级敏感’。”您是不是认为中国其实还很需要培养“性别”的“敏感”？
朱虹：应该说是这样的，过分地强调阶级这样一个范畴，从单一的视角去看世界，实际上会遮蔽很多的真实。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给世界万物都打上一个“阶级属性”的烙印，以此来确认其“本质”。可是，比起“阶级”，“性别”实际上更根本，更本质，更天然。
在中国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我们总是口口声声说要从阶级分析，可是性别判断却在无形地发挥巨大影响，尤其是探究负面事件的根源时，往往归咎于女性，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性别敏感”。
于玉蓉：这不仅仅是性别“敏感”，而是性别“歧视”了，就是由来已久的“红颜祸水”这样的观念？
朱虹：对。那个时候有一系列作品，都是说女人坏，这成了思想上的一个模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小说《人到中年》，从女主人公陆文婷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中年知识女性的疲惫和迷惘，那么造成她的困境的仅仅是小说中的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吗？还有春节晚会一个节目，叫作“给局长送礼”，那个局长不收，是他太太收的。80年代初，我们（社科院外文所）英美室组织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那大概是我作为英美室主任组织的第一个会，主题就是“当代文学中的恶妇形象”，就是探讨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之为“夏娃模式”。
于玉蓉：是指《圣经·创世纪》中夏娃偷食禁果，从而造成人类的原罪及其他罪恶的开端？
朱虹：对，蛇引诱夏娃，说你应该有知识，因为那个果子是智慧之果。结果夏娃拿了，自己吃了又给亚当，上帝就来了，亚当特别没出息，指着女人说，“是她给我吃的”。这样一种陈述本身就具有一种性别的自觉——总是把恶之源归于一个女人，是这女人好奇，不安分，做坏事。
为什么一系列作品中都有这样的一种叙事模式？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可能是由来已久的，但在当时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过去了，我们反省这个民族大悲剧，好像总是不自觉地归罪于江青这个坏女人。所以说，中国并不是只有阶级意识、没有性别意识；相反，有一种很强烈的性别偏见，或者性别歧视在影响国人的思想。
于玉蓉：西方文化和文学中也有“夏娃模式”，比如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不就是为了争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吗？
朱虹：但对这种现象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很薄弱的，甚至是缺席的。反而是西方率先从学术上来思考性别化与中国的关系。1992年，哈佛大学举办了“性别化的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Engendering China）学术研讨会。你若认为中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就是政治化的中国；你若认为是中国是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这是民族化的中国。哈佛这个会议就是做了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做的，从性别的角度看中国，即性别化的中国，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好多问题。有些事情如果不从性别的差异、对立、矛盾、斗争、偏见、歧视等角度去看，就无法窥视到真相。
我受哈佛大学这次学术会议的启迪，发表了两篇论文：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中的恶妇形象》，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中的病妇形象》。
于玉蓉：您不管是研究也好，翻译也好，似乎都对女性题材格外地关注，您曾将自己的观点归纳为“本色女性主义”，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
朱虹：我就是想不出来怎么表达，我其实是想跟那些研究各种女性主义的专家有所区别。他们是读了好多书，掌握了很多理论，她们在做学术研究，有理论。而我比较感性，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女性的直觉，一种本色的体悟，本色的表达。
于玉蓉：“本色女性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区别何在呢？
朱虹：我没有想去争什么“权”，我就想跟“权”分开，我这个概念就是表明我意识到女人生下来跟男人就是不平等的。仅止于此。我也意识到女性的权利没有得到保护，或者保护得还很不够。但是我不愿意多去想那些事情，那已经在我力所能及之外了。
于玉蓉：能不能这样理解：本色女性主义就是说既不要像以前那种观点认为女人很卑微，附庸于男权；也不要像国外兴起的女权潮流，认为女人可以蔑视一切，可以驾驭男人。本色女性主义是又回归女性角色本身，承认男女不平等，承认女性是弱者，但又觉得阴柔也是有力量的，是跟男性不同的一种理解和面对生活的方式。
朱虹：可以这么概括：首先要意识到男女是不平等的，而不是迷失于“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中。其次就是要直面这种不平等，勇敢地面对。很多女人没有意识到，或者她不面对男女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她认为就是平等，或者已经都做得很好了。
作为女人，有必要意识到不平等：对不起，我知道你对我不平等，那咱们还是这么生活，因为这是现实；但是你要我说瞎话，说我们很平等，我不能这么说。哪怕你压迫我，把我当奴隶，我要意识到我是奴隶，那我就满足了，首先我得到了第一个满足。
于玉蓉：苏格拉底曾说：“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作为女人也是如此，要始终自觉自己所处的境遇，我要知道是处在一个什么经历中，而不是浑浑噩噩一辈子。受压迫也不知道受压迫，权利被剥夺了也不知道。
朱虹：对，别傻，也别装傻。即便是我没有行动纲领，我还不知道如何去改变，但是我必须意识到，并且有勇气面对，要活得明白。
于玉蓉：我觉得您这个女性主义，真应该叫“活得明白女性主义”。
朱虹：哈哈，你这么概括也挺好！
于玉蓉：您觉得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应该追求什么？追求活得明白就行了？
朱虹：活得明白，在有限条件下努力实现自己，过得快乐，享受自己的“明白”。哪怕不明说。
翻译家朱虹：搭起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虹桥
于玉蓉：汉译英是您的最爱，其实挺有家学渊源的。您的父亲、叔父都有美国留学的经历，您从小也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的。
朱虹：我出生于天津，我的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没有马上回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三年。他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我记得他教给我ABC，把那26个英文字母贴在墙上让我去背。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被派接待两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他们问起我的家事、我的父亲。我记得很清楚，我说“父亲除了教我英文，什么都没有为我做……”他们说：“那还不够吗？”
我先就读于天津的天主教圣芳济修士会的附属圣若瑟女子学校，后转入其姊妹学校——位于北京的圣心学校。学校里不学别的，修女们只教英文，外语是法文，史地以英国为主，基础数学用的是英镑、先令、便士。物理、化学是闹着玩，等于没有。
于玉蓉：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自己在少女时代很自卑，“驼背，不漂亮，加上出身不好，很少讲话”，童年及少年时期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朱虹：我在家里面非常压抑，不跟母亲交流。在天主教学校里面没有地位，因为我不是教徒，不是外国人——在学校里面教徒有钱有地位，他们家长每个星期拿着马蹄莲给修女送礼，而我们属于边缘。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跟什么资产阶级、反革命、地主沾边了，也觉得丢脸。我后来被定为“成分不好”，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教育，说我们受的是“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修道院的修女都被驱逐出境了。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精神依托就是看书，看各种英文书。有一次，母亲偷偷把我的书藏起来，她不理解这个孩子怎么天天抱着书看。
于玉蓉：难怪您英文那么好！大部分人都是到中学甚至是大学才开始接触英语的，而您则从小就是双语环境中长大的，英语实际上占据了您基础教育阶段绝大部分的时间。所以您15岁就考取了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以后，又成功地转学到北京大学西语系。
朱虹：1949年解放，我才15岁，正值高校招生，我就谎报18岁投考当时还是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数理化我都不会，就在卷子上写英语作文，论证我要学英文，管你什么数理化！后来我的老同事董衡巽调侃我说：“朱虹，你才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比张铁生还早！”
后来张榜公布录取名单，家人帮我去看，从榜末开始看，看了十来个人都没有看到“朱虹”，就回来和我说，你没考上！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看，从榜首开始看，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那一瞬间真的是挺开心的。
于玉蓉：您在北京大学西语系遇到了很多的名师、大师，这对你今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朱虹：应该说是毕生受益的。卞之琳先生开课教英诗，英国现代小说，后来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他又是我的导师，后来还是同事。朱光潜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是我的偶像。朱先生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翻译课，但这堂课对我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教得非常好，第一节课就把我征服了，话不多，但字字句句都是真金。我模糊地记得，那个时候我的作业经常被作为范例，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自己的信心，我立志把翻译当成我这一生最要做的一件事，尤其是中译英。
所以，我大学毕业时最向往的单位是外文出版社，可以从事自己心爱的中译英，但是因为成分不好没去成。材料转到刚刚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政治不好、身体不好、英文好”，何其芳所长拍板，收下我了！现在回想，到文学研究所对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很有好处，你想想，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那个时候都在文学所。
于玉蓉：所以说，“上帝做的每件事都是富于深意的”嘛。少年时期在教会学英文打下扎实的基础，大学期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求学，工作后到最知名的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对于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样的履历算是稳扎稳打。改革开放后，您又是社科院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学人。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曾经是您社科院的同事，你们当时一起出访澳大利亚。他回忆说，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曾经感叹：“朱虹女士，您的英语太棒了！”
朱虹：我们是1979年出访澳大利亚，好像确实是社科院第一批国外访问团，为期五个星期。这个团一行五人，我是团员也兼翻译——澳方配了翻译，但有时听不懂刘仰桥团长的家乡口音。李学勤本身英语就非常好，更难得的是，他有自己的专业，精通考古和中国古代史，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对方探讨学术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这是很了不起的，让对方很尊重我们。当时国门甫开，很多刚出国的中国人没见过世面，忙着到处看风景、买东西，但是李学勤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很珍视这次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善于观察、学习国外学术前沿动态，总是那么地沉稳、大气，非常有风度。后来，对方还专门邀请他再去访学。我本人也在回国后不久得到澳方的邀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