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无论就整部经文，还是某章经文而言，《古兰经》的所有经文因主体命题而相辅相成，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注释经文的最高级别——以经注经，由此成为专题注释的核心要素。它明确要求注释家注释某一专题时，既要研究此节经文，也要研究与此节经文相关联的彼节经文，如果没有相应经文，则通过圣训来注释。各个专题内，以经注经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记载，先知在解释经文“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些宝藏”（6：59）时说道：“幽玄的宝藏是5个”，遂以经文对其加以解释：“在真主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的知识，他常降及时雨，他知道胎儿的[性别]；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将做什么事，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31：34）换言之，先知所说的5个“幽玄宝藏”，就是指“只有真主知道复活日、降及时雨时间、胎儿的性别、人明天将做什么、人将身死何方。”
注释学界基本上认同，从先知穆罕默德以经注经的具体实践来讲，先知就是专题注释的始源者。秉承先知如此注释经文的精神，圣门弟子亦极其重视经文之间的相辅相成。其中，尤以四大哈里发为最，他们只有在经文言及的情况下，才会判断诉讼案例，论断教法问题。先知穆罕默德以经注经的例子，及其与圣门弟子以经文论断教法问题，一则说明专题注释在《古兰经》启示时期内已经开始，二则反映了专题注释的领域初现端倪——由经文自身之间的关联性，逐步进入教法领域，从而为后期教法学层面涌现出的大量专题注释奠定了基础，注释学界因此将此阶段称为“口耳相传阶段的教法专题注释”。
（二）文字记录阶段的教法专题
伊历二世纪以降，随着伍麦叶王朝版图的扩大，******教向外发展的步伐得以极大迈进。同时，******文化也在******发展的潮流中大力发展，尤其随着文字记录圣训的开始，文化学科关注点不一的学者如古兰学家（如研究诵读学、经文停止、降示背景等）、历史学家、教法学家等，先后尝试着著书立说，以整理、辑录和研究早期的各类口传资料。在《古兰经》注释学领域，******疆域的扩大和自身的不断发展，促使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注释学界和教法学界依据经训，给予符合时代发展的解答。在此背景下，《古兰经》注释在内涵和范围等层面上，较之此前大为拓宽，专题注释也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更为细化和深化。既精教法也通注释的教法学家，从不同角度，首先分门别类地整理了涉及教法的经文内容，然后再以相同内容的圣训给予阐释，最后创制出教律案例，使之行文成册。教法学家、教法学理论奠基人沙菲仪的《温姆》（Kitāb al-Umm），堪称教法领域专题注释《古兰经》的典范之作，“这部7卷本的巨著详细阐述了******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5]
二专题注释的实践时期
自沙菲仪以著述形式从法律角度开始专题性地注释《古兰经》以来，专题注释进入了一个新的实践阶段。伊历三世纪以来，专题注释的领域已不仅仅局限在注释法律经文的层面上，而且逐渐延伸到了深入研究和注释《古兰经》蕴涵的各个学科层面，成果斐然，专著层出，主要包括《古兰经》的先后停止经文、《古兰经》的隐微经文、《古兰经》的隐喻、《古兰经》的修辞、《古兰经》的超绝、《古兰经》的降示背景等。
诚然，对于这些具有古兰学研究性质的注释，后期注释学界和古兰学界之间存有一定分歧。注释学界认为，注释《古兰经》蕴涵的学科是在“专题注释”（Al-tafsir-al-mawdu‘iyy）的范畴内，但古兰学界认为，这应该是在“古兰学研究”（Al-dirāsāt al-qur’āniyyah）的范畴内，不能将其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古兰经》注释（Tafsir al-qur’ān）。对此，专于研究《古兰经》专题注释的索尼雅·瓦非格博士认为，“事实上，两个术语之间存在的互相交叉性达到了没有人能够严格区分两者的程度。古兰研究就是专题注释，只不过后者缺失了研究《古兰经》的方法而已，两者在研究方法和注释方法层面上都拥有广阔的创新空间。据此，到伊历四世纪时，涌现出的研究《古兰经》的部分学科的专著，必然属于‘专题注释’的范畴内。”[6]
如果说在这个大跨度时期内，注释家就《古兰经》自身蕴涵的一些学科所作的注释，是注释和研究兼而有之，那么，部分注释家专注于界定某一章所有经文内容的统一性，则是纯粹的注释学层面的注释。他们致力于关注某章所有节文的有机联系，然后再将这些有机联系的节文界定在一个统一的主题内，这个被界定的主题就是该章的首要专题，并围绕这个专题展开注释。法学家艾布·伊斯哈格·沙推斌堪称是为《古兰经》有关章界定统一专题的代表人物，他在《教法原理的协调》（Al-muwāfaqāt fi ’uūl al-’akām）中，以第23章“信士章”为例，在探究该章的统一专题后注释了该章的经文内容。沙推斌如此注释经文的举措，表明了他注释经文时遵循的基本规则。他认为，“仅仅通过通篇中的一句经文，是不可能创制经文的经旨所在，而只是理解了该句的词汇大义。要想理解经文的经旨，必须宏观地看待该章经文的所有组成部分。如经文‘真主准许买卖’（2：275）只证明了允许买卖。如果结合该句经文的前后，我们就能知晓该节经文的目的所在：不能断章取义地将‘允许买卖’与‘禁止利息’各自蕴涵的意义进行隔离。”[7]继沙推斌开此先河后，很多注释家都如法炮制，如此注释经文，尤其是注释家布尔罕丁·布加伊（Burhān al-dīn al-biqā‘ī，1406-1480），他在《古兰经文关联的明证》（Dlālah al-burhān al-qawīm ‘alātanāsub ’āy al-qur’ān al-‘aīm）中，首先界定了各章的统一主题，然后根据每章经文之间的彼此映照和互相关联，注释了各章的经文大义。[8]
该阶段，一些注释家无论是处于研究角度注释《古兰经》的部分学科内容，还是从界定各章统一主题层面进行的专题性注释经文的学术举措，都充分说明专题注释的领域在不断拓宽，并涌现出了丰硕的注释成果，诸如：
从教法学角度专题注释《古兰经》的文献主要有，哈乃斐学派法学注释家贾萨斯（Jaā，？-911）的《古兰经律例》（’akām al-Qur’ān）；沙菲仪学派注释家艾布·哈桑·泰伯里（Abu al-asan al-abary，伊历450-504）的《古兰经律例》（’akām al-Qur’ān）；马立克学派法学注释家古尔泰卜（Al-qurab，？-1273）的《古兰经教律总汇》（Al-jāmir li’akām al-Qur’ān）、嘎迪·艾布·伯克尔·伊本·阿拉比（Qāīabu bakr ben al-‘arabi，伊历？-543）的《古兰经律例》（’akām al-Qur’ān）；罕百里学派注释家穆罕默德·孙迪格·哈桑（Muhammad uddīq asan，1832-1890）的《注释法律经文获取经文经旨》（Nil al-marām min tafsir ’āyāt al-’akām），以及今沙特阿拉伯古兰学家、注释家穆罕默德·阿里·萨布尼（Muhammad Ali ābun）的《古兰经律例详解精华》（Rawā’i‘al-bayān tafsir ’āyāt al-’akām）。
从语言学角度专题注释《古兰经》的文献主要有，穆加提勒·本·苏莱曼（Muqātil ibn sulaymān，？-767）的《古兰经中的多义词》（Al-’ashbāh wal naā’ir fil Qur’ān al-karim），作者在其注释典籍中，根据经文的上下文关系，具体阐释了经文中出现的多义词词汇。耶哈雅·本·赛拉穆（Yayāibn salām，？－816）的《变义词》（Al-taārif），作者沿用《古兰经中的多义词》的方法，从一词多义的角度，对《古兰经》词汇进行了注释。拉吉布·艾斯法哈尼的《古兰经中的生僻词汇》（Al-mufradāt fi gharib al-Qur’ān），作者依次解析了《古兰经》生僻词汇的词源和词汇的构成，阐释了词汇的大义。此外，还有费鲁兹阿巴德（Al-fayrūz ’ābādī，伊历？-817）的《识别古兰经词义的知识》（Baā’ir dhawīal-tamyīz fi laā’if al-kitāb al-‘azīz）、伊本·焦兹的《纵观多义词知识》（Nuzhah al-’a‘yun al-nawāir fi ‘ilm al-wujūh wal-naā’ir）、伊本·伊玛德（Ibn al-‘imād）的《揭示多义词的奥义》（Kashf al-sarā’ir fi ma‘rifah al-wujūh al-’ashbāh wal naā’ir ）、赛阿利布（Al-tha ‘ālib）的《古兰经中构造相同意义不同的多义词》（Al-’ashbāh wal naā’i r fi al-’alfāal-qur’ān alttītarā****t mabānīhāwa tanaww‘at ma‘ānīhā）。
从词汇学角度专题注释《古兰经》的文献主要有，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哈曼·拉维（Muhammad ibn ’abud al-lamān al-rāwi）的《古兰经中的“真理”》（Kalimah Al-aqqi fi al-Qur’ān al-karim）、艾布·艾尔拉·毛杜迪（Abul Ala Mawdudi，1903-1979）的《古兰经的四大术语》（独一的主[Al-’ilāh]、养主[Al-rabb]、功修[Al-‘ibādah]、宗教[Al-din]）、艾哈麦德·哈桑·法尔哈特（’Ahmad asan farāt）博士的《阿拉伯语及古兰经语义中的“乌玛”》（Al-ummah fi dalālatihāal-arabiyyh wal Qur’ānyyh）、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哈里发（Muhammad muhammda khalifah）博士的《古兰经中的“赞颂”》（Al-amd fi al-Qur’ān al-karim）、穆罕默德·杰米里·加济（Muhammad jamil ghāzi）博士的《古兰经词汇中的“伪信士”》（Min mufradāt al-Qur’ān al-munāfiqun）、穆罕默德·舍尔加维（Muhammad al-sharaqāwi）博士的《思考古兰经中的“感官”工具》（Ta’mmulāt awl wasā’il al-’idrāk fi al-Qur’ān al-karim）。
从古兰学角度专题注释《古兰经》的文献主要有，艾布·欧拜德·贾希姆·本·赛拉姆（’Abu ‘ubayd al-qāsim ibn salām，？-839）的《先后停止经文》（al-nāsikh wal-mansukh）、伊本·古太白的《疑难经文释意》（ta’wil mushkil al-Qur’ān）、艾布·拜克尔·麦地尼（’Abu baykr al-madiniyy，？-849）的《古兰经的降示背景》（’asbāb al-nuzul）、马沃尔德（Al-māwardiyy，？-1058）的《古兰经中的比喻》（’amsāl al-Qur’ān）、因兹·本·阿布杜·赛拉姆（‘inzz ibn ’abud salām，？-1262）的《古兰经的隐喻》（majāz al-Qur’ān）、伊本·焦兹（Ibn qayyim al-jawzh，？-1350）的《古兰经中的发誓》（’aqsām al-Qur’ān）与《古兰经中的比喻》（’amsāl al-Qur’ā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