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是何时开始建立军队的
关于我国的军队诞生于何时，一直难以确定。
上古的神农时期是史书记载中建立军队的最早时间。这些记载说在神农时期已建有军队，而且还因斧遂对神农不臣服，神农领兵去讨伐。但研究者多数认为，传说中的神农伐斧遂，很可能是一次部落冲突。因为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看，也还没有建立军队的条件，而部落中是否有少数人员从事军事工作的问题，由于缺乏当时的文字记载，无法进一步考证。
一种记载是汉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以上这段文字中，“修德振兵”的“兵”字，“征师诸侯”的“师”，指的都是军队。这段文字说明军队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黄帝时期，那时不仅皇帝有军队，而且诸侯也有军队。
再有一种记载是《尚书·甘誓》，记述了夏帝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战前，夏启召集了六军的统领——六卿，进行了动员。
《史记·夏本纪》也有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这指出军队是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主专政的夏王朝里。
现行的历史教材认为奴隶社会的起点就是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统治奴隶阶级的平民，开始建立军队，制定刑法，修造监狱。但如果仅是根据《尚书·甘誓》论证军队，那是不够的，因为这篇文章也还有争议，不能作为信史，有的认为它是后人伪记或假托之文。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军队的出现是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的殷代。
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国字，字意是用武力保卫人口，这个武力意味的是军队。甲骨文中还有“王乍三自右中左”的记载。师的简写便是“自”，“乍”是“作”字，创立的意思。总的意思为：王创立了右、中、左三支军队，这三支军队均以师为编制单位。
甲骨文还记述了商代的军队由徒兵和车兵组成，每个师约有一万人。军队使用铜制兵器，有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采用十进制编组，兵使用的战车，编有驾马两匹或四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矛，一人操弓箭。徒卒跟随车后。
从这些资料看，商代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组织装备上、作战方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显然不是最初军队的原生状态。那么，军队究竟建立在什么时候，看来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探讨。
2、 中国文官武将是何时分开的
国家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文武分离，这是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文武官员分开，是指有了专门指挥作战的武将，文官不再作战，史学界均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人们对他们分开的具体时间持有不同的观点。
《史记》、《淮南子》称：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
从上述古籍看，夏商体制一直沿袭到西周，虽然文官武职已分门别类地设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的军事行政，而无统兵之权，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将统兵之权上交天子。
根据以上所述，文官武将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时已衰落，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据《史记》、《国语》记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也有不少文官武将去领兵作战。《左传》中的详细史实证明，文官武将直到春秋时也未分开。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兴起并逐步掌握政权。由于以前不分国家的文武官员、卿、大夫等贵族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作战，集军事政治权力于一身引起君权旁落弊端，于是统治阶级采取文武分职的办法，以相、将为百官之首。这样，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得以确立。
相似的记录还可见于《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所以，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将军和独立的军事系统。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并记载于《中国军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土兵总量不断增加，军队指挥成为一种艺术。一支军队的指挥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史记》、《吕氏春秋·异宝》中，还有战国取消分封制、授给爵位的标准是看作战成果的大小、许多将帅都从军中选拔的记载。一批名将例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正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出来的。这时，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们也不再率领军队出征。例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庞涓统帅魏军，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齐军，王屹（后为白起）统帅秦军，廉颇（后为赵括）统帅赵军，而他们都是专职武将。
综上所述，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是文官武将分开的具体时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始于春秋。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也只能等考古发现来澄清了。
3、 古代战争中所用的弩是怎样发明的
弩是在我国古代比较流行的一种狩猎工具，它在我国武器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历来许多学者都对它产生于何时发生了兴趣。我国学者早就开始深入研究，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难以一致。
一种说法是认为，在中华民族形成之时就发明了弩，《古史考》记载“皇帝作弩”。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依赖于传说，不足为信。
徐中舒在《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一文中提出，弩在商代就已出现。在甲骨文中有一“弘”字，这“弘”字就是弓上有一臂，与弩的形象比较一致，这可以说明商代已经使用弩。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弘”字的解释并不是这样。
后来，史学界又把这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展开了一番争论。1961年，郭宝钧在第二期《考古》杂志发表了《殷周的青铜武器》一文，他说：“发矢漆弓和木弩（弓有臂者）长沙也有发现（指长沙战国墓中的发现），惟铜制的弩机在战国还未制作。”他的这种说法很快便引起了异议。
不久，《考古》杂志又发表了周庆基《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周庆基认为战国时铜弩已经出现，因为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与《三代吉金文存》等文章中均有战国铜弩之记载。而且，我们从《墨子·备高临》及《南越志》等记载中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制造铜弩机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南越志》记载：“龙川有营涧，尝有铜弩牙出水……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周庆基在考证郭宝钧文章中的不足后，提出了弩应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发明的观点。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道：‘弩生于弓，弓生于弹……（楚）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刀，然后诸侯可服。’”其次从考古发掘来看，在长沙战国墓中已出土了木弩，说明楚国人最早普遍使用弩。后来，随着互相交流与发展，中原的韩（《战国策》载）、魏（《荀子·论兵篇》载）等国家也开始制造弩，到了战国末年，又发明了“连弩之车”。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一书也同意周庆基的这一看法。
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从民族学角度入手，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宋兆麟、何其耀等通过对纳西族的地弩、独龙，鄂伦春族的地弓等少数民族的手指弩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发表了《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他们认为过去研究者把铜弩机的出现作为弩产生的标志是不准确的，而弩发明的标志应该是木弩的出现，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弩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4、 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
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大战，是周灭商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古籍上关于牧野大战的记载很多。那么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所谓“牧野大战”的“牧野”，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历来学者对此说法并不一致。
周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到第十五世周文王时，周已经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的国家。那时候正是商王纣统治时期。
商纣荒淫残暴，沉溺于美女酒色，不理朝政，却又喜欢发动武力战争，于是造成了整个国家民生疾苦，商朝统治摇摇欲坠。
周文王这时也被商纣囚禁。获释返国后，他与姜尚等人秘密策划以周代商的策略，决定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暗中则整顿政治和军事以扩大势力。
文王死时，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文王的儿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武王。武王后来在盟津大会诸侯，愿意从周伐商、自动而来的诸侯达八百之多。
两年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商纣听信谗言，杀死了王叔比干，囚禁了箕子，微子逃到别的国家。商朝分崩离析，纣已经无法再维持他的统治了。
周武王认为攻打商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周王的近卫军）3000人、甲士4.5万人，联合了庸、蜀、羌、彭、濮等方国部落，向东讨伐商纣。
当武王率领大军从盟津渡过黄河，到达距离国都朝歌仅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时，商朝的军队主力还在东南战场，一时难以调回。纣王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俘匆忙武装起来，驱上牧野战场。
商朝军队虽然有70万人之多，但军士都十分痛恨商纣，根本无心与周军作战，于是就在前线倒戈，引导周军进攻商纣。
当夜，商纣见大势已去，就在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商朝百姓都立于朝歌郊外以迎武王，武王在群臣拥下率军进入商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大战。
古文献上关于牧野的位置也有很多记载。《尚书·牧誓》孔安国作的传说：“牧野，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许慎《说文解字》说：“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许慎所说的坶也就是牧，这两个字在许慎的年代是通用的。《通典·州郡》：“郊野之地，即纣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
这些记载，都没有明确指出牧野的具体所在，只是指出了它的大体方位，这就导致了后人对牧野具体所在的推测与争论。
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牧野在“河南汲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并且补充说“距朝歌只差七十里”；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却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
总体来说，关于“牧野”的位置，一说即汲县，一说在汲县北，一说在淇县南七十里。他们的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孙作云在《商周之际的“牧野大战”的“牧野”在哪里》一文中认为，牧野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牧野”包括河南地界中的黄河以北及辉县一带的地方，这一片区域在商代曾是牧区，所以人们称为“牧野”；狭义的“牧野”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到汲县一带，直到今天河南新乡城北仍有一个村庄叫“牧野村”，今天的河南师范大学就坐落在这里，这里很可能就是古代牧野地名的遗留。
范毓周同志的《“牧野”考》也认为“牧野”就是“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不过他认为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古为牧邑，“而武王伐纣，誓师及陈兵之处的牧野，则为牧邑之郊野，约在今新乡以北靠近淇县附近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这就是说，“牧野之战”不是在牧村（牧野村）展开的，而是在牧野村以北靠近淇县附近展开的。
8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牧野”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应该是一个泛称的方位名称。人们所说的“牧野”应该是商朝都城周围区域的泛称。
代夫在《“商郊牧野”辨》一文中举例说，《尔雅·释地》曾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因此，他认为《尚书·牧誓》中的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应该读谓“朝至于商郊、牧、野”。郊、牧、野指的是商朝国都外的四周，是由近及远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不是具体的地名。
宋人夏撰在他写的《尚书详解》中曾明确地指出“牧野乃凡郊外之统名。”
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今人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而得出的种种推测，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仍旧难以作出定论。
5、 孙武到底有没有著《孙子兵法》
我国古代的军事文化十分灿烂，以《孙子兵法》为其杰出代表。《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通称《孙子》，为中外人士奉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然而对于吴国将军孙武到底是不是《孙子》的作者，却有一番争论。
在中国古代，这部经典的兵法著作为军事家的必读书，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位居首位。只有熟读《孙子》、考试合格的从军行武者才能被授武职。
《孙子》传入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曾十分后悔没有早读此书，否则或许能免遭失败。今日经营工商企业的日本、西方企业家，常有使用《孙子兵法》而取得成功的。
但是学者们对于这部兵法的作者，却有着一番争论。战国时《商君书》，《韩非子》等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
汉代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世俗所称师旅，曾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他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此后千年之间，无人对《史记》之说提出怀疑。
但到了宋代，又出现了疑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孙武其人？孙武真的写了《孙子》？持怀疑观点的有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叶适的《习学记言》等。
怀疑者们认为：第一，他的名字和事迹有可能是司马迁的误闻或是杜撰，《左传》未提及；第二，一些孙武所处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名词、事件、状况出现在《孙子》中，例如春秋时代仅称大夫为“主”，臣僚以“主”称国君是三家分晋后的事，而《孙子》中称国君为“主”；第三，《史记》同时记载了齐将孙膑的事迹并有兵法理论，但并未专门说明有《孙膑兵法》，也许是太史公将一书误作二书，一人误作两人。因此，《孙子》或被说成是春秋、战国之时山村处士所写，或被认为是孙膑所撰，还有的说是秦汉时的人伪托。
但是，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等。
这些意见认为：严肃、认真的史家太史公在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翔实可靠；《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出古兵法有《齐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实无可疑。至于《左传》，本身也非完整之历史记录，也有可能出错，不能仅凭其中偶遗之记载即断定《史记》之文字为误谬。《孙子》原文定出自春秋之世，只是后代人在其中加入了若干涉及后世名物之文字。先秦古籍常有此种现象，即便是《左传》本身也不例外，《孙子兵法》核心内容的真实性、历史性和孙武的著作权不足以受到影响。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出土，为解决这番争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有可能揭开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