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哲宗时期。当时，哲宗年纪尚幼，朝中大权把持在高大后手里。哲宗赵煦，原名赵佣，元丰五年（1082年）被他的老子宋神宗封为延安郡王。元丰八年，神宗生命弥留之际，赵煦只有八岁，而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都已过而立之年，在朝廷中颇有声望。当时，朝中大臣有不少意图策立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赵颢与赵頵也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对皇位充满了奢望。高太后乃宋初名将高琼之后，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她前后经历仁、英、神三朝，政治经验颇丰。高太后见二王居心叵测，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他们出入。
一日，高太后当着朝中大臣的面大夸赵煦温和孝顺，还将其每日所抄佛经给大臣们传阅。大臣们无不赞誉，高太后趁机宣读神宗诏书，拥立赵煦为太子。几天后，神宗驾崩，赵煦即位。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雍王赵颢进封扬王，曹王赵頵进封荆王，并加太保，宁国公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进封遂宁郡王，仪国公赵佖进封太宁郡王，成国公赵俣进封咸宁郡王，和国公赵似进封普宁郡王；安康郡王宗隐、高密郡王宗晟、华原郡王宗愈、建安郡王宗绰、汉东郡王宗瑗皆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潞国公文彦博为司徒，济阳郡王曹佾为太保，王安石特进为司空，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乾德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董毡进封检校太尉、章惇为知枢密院事。
哲宗封完后宫、亲王、朝廷官员，在紫宸殿颁诏曰：“先帝临御十有九年，建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希列卿协心奉令，以告慰先帝之灵。”
不久，由于尚书左仆射王珪去世，蔡确接任尚书左仆射，韩缜升任尚书右仆射。在东京沉默多年的司马光受高太后提携，进封资政殿学士，被调回京，另一位大文人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由监筠州盐酒税被调回京，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颍州通判吕公著升为御史中丞，三司使曾布升为户部尚书。
宋朝历朝的机关虽然时有新设，但职位交替循规蹈矩，在职者升降、离任或去世后，其空缺便有他人补上。官职分三师、三公、三省、六部、六监、九寺等。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三省，即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监，即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木、司天。九寺，即太希、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卢、司农、大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持文武，另外有翰林学士和知制诏，是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翰林管内制，知制诏管外制。
神宗时期，王安石为相，司马光颇受压制，先是被罢翰林学士，出永兴军，一年左右，司马光请辞地方官，改判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从此，司马光在洛阳一呆十五年，主编了《资治通鉴》一书。
司马光在洛阳编书的十几年中，颇得民心。据说他入朝时，一路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欢送，即便是皇帝垂幸，恐怕也未必有此声势。司马光一进京便言及神宗新法的弊端，开始闷头为朝廷书写奏表。当时，蔡确、韩缜、章惇等重臣皆知司马光之才，担心他进京得势，故向高太后和哲宗提出三年不可更新法度的建议。司马光闻之大怒，上奏道：“先帝时的法度，多是王安石一干人所设，祸国累民，今国家如病侵身体，不可缓医，否则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高太后沉吟不语，几天没有决断。
司马光见高太犹豫不决，便加快速度，将一篇万言书写完，历数王安石新法之弊。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省东乡县人。其出生于仕宦之家，父亲王益乃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进士，曾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聪颖过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官拜淮南节度判官。嘉祐三年，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治国之道。熙宁元年（1068），大宋王朝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危机，王安石“越次入对”，上书主张变法，第二年官拜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变法褒贬不一。明人杨慎做《铅丹录》，文中极力地抨击了王安石的新法，认为其为了推广新法，不尽手段，打击了大批的忠臣，将北宋送上了灭亡的道路。
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中，则为王安石及其新法翻了案，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应是一位“不世出之杰”。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利弊存在，是与非的砝码应掌握在百姓的手上。王安石变法在封建社会，自有其积极性，但其出发点无非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而没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免役法”弊端尤其显见。“青苗法”和“免役法”颁布的初衷无非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青苗法”是向老百姓摊派贷款，限期归还；而“免役法”是让百姓用钱来买兵役。初看这两个新法，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实际上，在北宋末期，周边国家如西夏、大辽、金，不断在蚕食中原，百姓经济收入并不能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多数百姓是没有钱用来买兵役的，所以，此法的针对面很狭小，无非是为那些富家子弟服务的。富家公子交了钱就免除了兵役，那穷苦的老百姓呢？“青苗法”则更加荒唐了，因为新法在上面说的冠冕堂皇，但到了下面，便成了很多地方榨取老百姓油水的工具，地方上用朝廷的法律做掩护，任意放发高利贷，苦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司马光的万言书打动了高太后，于是召集朝中重臣，庭议讨论。
枢密院事章惇道：“新法乃先帝（神宗）力推而行，王相（王安石）为之呕心沥血，眼下，各地成果初成，怎可一朝废去？”
司马光问道：“章大人可否到各州府调研？”
章惇道：“本官也曾游历各地，遍闻新法之利，像司马大人《万言书》中所言弊处并非不见，但总是少数，金无足赤，事无完美，我们怎能因少许瑕疵而影响大局呢。”
司马光说：“本官在地方上呆过，也曾遍访多处，所闻所见恰恰与章大人相反，新法在各地是利小而弊大。”
章惇向哲宗及高太后道：“万岁，太后，前朝功绩万不可草率废除啊。”
司马光道：“免役法有五害：旧役年满后兵士可退伍休息，虽疲劳而有所锻炼，而王安石新法，则是年年出钱，有钱则无须服役，百姓有钱者乐，无钱者怨，其害一也；旧役贫困百姓不须充役，王安石新法一律出钱，其害二也。旧役将士来自于基层良民，新法招募的是四方浮浪之人，一些作奸犯科之辈、贪赃枉法之辈亦在其中，一旦战事起，将士必定只顾一己生死，败国亡家，其害三也。大多百姓所有，不过微薄的谷物与钱币，还有气力，新法不用百姓之力，却以钱度量，若遇凶恶灾年，百姓不免变卖庄田、耕具以财贿官，其害四也。因新法颁布，州县提举多敛役钱，中饱私囊，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罢除免役法，重新推行熙宁旧法。”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轼的话刚完，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苏辙便积极声援自己的兄长，奏道：“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能自勉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或弃善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忠良之士，相继而起。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交于司谏。时执政大臣并非个个贤忠，然人人畏忌司谏，不敢妄作，一有恶行，司谏必言，恶行随即屏去。因此，仁宗虽然宽厚，而朝廷大臣并无大的过失。及先帝神宗嗣位，王安石等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当时，惟有吕诲、范镇等敢于明言其失，只可惜未得先帝庇护，二人遭权臣排挤，谏者凡有言新法弊端者，一概逐贬，于是风俗大败。臣愿万岁、太后压制邪风，如台谏敢言，风俗便定，则太平之治，指日可待。”
哲宗看看高太后，不敢擅自做主。
高太后目视尚书左仆射蔡确和尚书右仆射韩缜，道：“两位爱卿对新法怎么看？”
蔡确道：“臣以为凡有利于大宋江山的法度便应推举，反之则应压制或废除。”这话显然是一句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可见蔡确之人颇有心机。他见新君登位，太后垂帘，王安石新法虽然根基已稳，但司马光之流若强力倾推，也不无可能。他一时看不透此中的变数，担心站错了队，因此眼珠子一转，来了一句让别人难辨方向的话。
韩缜道：“臣一切听从万岁与太后定夺。”
韩缜也不傻，他见蔡确老谋深算，在事态未明之前，自己可不能踏错了脚。因此，他并没有谈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把牌推给了哲宗和高太后。
高太后看出这二人的圆滑，她想了想道：“哀家欲废除诸项新法，列位爱卿以为如何？”
章惇道：“万岁，太后，新法不可除啊。”说完，章惇又对蔡确、韩缜道：“两位大人，你们受皇上和太后厚恩，乃当朝重臣，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先帝功业毁于一旦吗？”
北宋时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的职位相当于第一宰相和第二宰相，自然称得上是重臣。
蔡确惶然，忙出班道：“新法乃先帝推崇，请万岁、太后慎重。”蔡确毕竟担心法度一换，民心大乱。
韩缜也出班道：“请万岁、太后裁夺。”
高太后微微犹豫，哲宗瞥一眼太后，不发一言。
中书舍人、枢密院直学士王岩叟进言道：“万岁，太后，自冬不雪，今春旱灾，变异甚大，何也？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流毒数路。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欺狼戾。因万岁、太后容之，故苍天不祐我大宋啊。”
吕公著出班道：“万岁，太后，司马大人、苏大人及王大人所言极是，先帝或有失察之处，推崇新法弊端彰现，如再延续下去，实为不智之举，章惇章大人不为大宋江山国家利益着想，实为不恭不忠。章惇肆为辨说，力行恶法。蔡确表面不显，实则同流。韩缜中庸自保，从不扶正，望罢去章、蔡、韩等权职，另进忠贤辅治。”
章惇咆哮起来，指着吕公著道：“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利益！”
御史刘挚奏道：“章惇轻佻薄险，乃依附王安石以边境战事欺罔朝廷才得以进用，王安石外放后，其又依附吕惠卿，复为蔡确所引荐，才至今日，若留蔡确、章惇于朝，恐对朝廷不利。”
王岩叟也道：“章惇不修廉洁，不守臣体，常出粗言秽语，司谏孙觉曾论边事，因不合乎章惇的心思，便请万岁斩首孙觉，古今中外，哪里有大臣敢威胁谏官的？现章惇又在大殿之上，垂帘之前咆哮，出口不逊，实在是目无万岁和太后圣威，望罢免严惩，以慰天下。”
章惇大声道：“万岁，太后，各地百姓多得新法之惠，不可废啊。”
高太后道：“章爱卿，你乃前朝旧臣，忠于先帝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哀家希望你不要让下面那些官员蒙蔽了眼睛，司马爱卿说的明白，那些地方官员大发新法之财，靠朝廷的改革压榨百姓，他们希望新法永存，有几个不说新法之好？他们的话你也能信？”
章惇额头的汗刷地下来了。
高太后摆摆手，示意退朝。
一日，高太后召吕公著入见，并赐以果食。吕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
唐末著名画僧贯休在《送张拾遗赴施州司户》一文中，曾提及“畏天”二字。文中云：“道之大道古太古，二字为名争莽卤。社稷安危在直言，须历尧阶挝谏鼓。恭闻吾皇至圣深无比，推席却几听至理。一言偶未合尧聪，贾生须看湘江水。君不见顷者百官排闼赴延英，阳城不死存令名。又不见仲尼遥奇司马子，珮玉垂绅合如此。公乎公乎施之掾，江上春风喜相见。畏天之命复行行，芙蓉为衣胜絁绢。好音入耳应非久，三峡闻猿莫回首。且啜千年羹，醉巴酒。”
吕公著真心为了江山社稷，因此提出“十事”来。这十事几乎包罗了从政、处世、为人、用人以及学习、生活、劳动等各方面。
高太后看后奏折，感叹道：“有吕爱卿所助，乃国之大幸也。”
吕公著道：“先帝所定庭制，有许多可取之处，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为正圣行，作用甚大。但先帝时，因章、蔡等人压制，司谏等职权颇受束缚，太后应选耿直敢言之士，安排左右。御史为天子耳目，专举六察故事。也应直言无讳，凡有过失者，无论君臣，皆应规劝，督察时政纰漏，审察朝廷奸党，排除百姓疾苦。”
高太后道：“爱卿所奏，颇益于我大宋江山，不知拯救百姓疾苦，应先从哪一点做起呢？”
吕公著道：“先帝时，王安石变易旧法，地方州府借青苗、免役等法大加敛财，保甲、保马等法让百姓疲惫不堪，市易、茶盐等法剥夺百姓之利，众法皆应除去。”
“废止新法后，又以什么为先？”
“除却新法，任人举贤为先。”
“谁可当得贤者？”
“孙觉性格刚正，颇有才学，可为谏议大夫，范纯仁雷厉风行，处世果断，可迁户部任侍郎，李常稳重，可考虑任御史中丞，刘挚敦厚，可为侍御史。苏轼、王岩叟等皆为正直且有学识之辈，可为谏官或御史。”
高太后又召司马光入见，告知吕公著之言，并所奏十事。司马光道：“公著所奏十事，皆有益于朝政，与臣心思相符，希太后早下决心。
高太后道：“卿以为朝中可用哪些大臣？”
司马光想了想道：“公著所荐，大多适合，光认为刘挚忠诚正直，大公无私，赵彦若素有学识，风度过人，范纯仁聪慧睿智，处世机警，范祖禹、傅尧俞敦厚老成，正己教人。此几人，可为台谏或侍读，文彦博、吕大防、王岩叟、苏轼、苏辙、孙固、韩维、孙觉、胡宗愈、韩宗道、王存、李常、梁焘、范纯礼、硃光庭等人，在朝中颇有声名，如用当不负君望。”
高太后点点头，道：“司马爱卿，除了废除新法、任用贤能之外，什么事应为先？”
司马光道：“除却以上两项，教学和科举为先。”
高太后道：“请爱卿细言。”
司马光道：“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才为后；文才之中，又应以经义为先，文辞为后。科举一事，可按先帝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九经为主，各州府成立教馆，选拔博学之教官。”
太后宣范纯仁入见，将司马光之九经告知。
范纯仁道：“九经甚好，下官以为《孟子》也不可缺。”
太后问司马光：“卿以为如何？”
司马光道：“太后，此是臣疏忽，《孟子》果不可缺，可补，凑齐十经。”
范纯仁道：“十经之外，或有益者，科举之事也不应绝对。”
司马光道：“范大人所言极是，教学可定十经，但十经之外，凡有益者，也应采取。”
司马光谦逊，虽范纯仁直言其漏，也不为忤，相反坦然接受，范纯仁心中暗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