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为人处世要力求在现实生活中摒弃那些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指手画脚的行为,大家都知道“格物致知”一词,其能格物者,亦必能致知;能致知者,亦必能格物。就是说,万事万物都自有其格,社会行为亦自有其格,出乎其格者便有失于人们的认识规则和心理认同理念,这当然是很深的哲学问题。而低调做人则正是对人生哲学的活学活用。
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信奉儒家学说的汉武帝征召天下有才能的读书人。年已70多岁的公孙弘的文章被汉武帝欣赏,公孙弘被提名为第一。汉武帝刚即位时也曾征召贤良文学士,那时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后来,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向汉武帝汇报情况,因不合皇上意图,引得皇上发怒,他只好称病回归故乡。这次他荣幸地获得对策第一,重新进入京都大门,就思量着要吸取上次的教训,凡事必须保持低调些才好。从此,公孙弘上朝开会,从来没有发生过与皇上意见不一致而当面庭争的情况。凡事都顺着汉武帝的意思,由皇上自己拿主意,汉武帝认为他谨慎淳厚,又熟习文法和官场事务,一年不到,就提拔他为左内史。
有一次,公孙弘因事上朝奏报,他的意见和主爵都尉汲黯一致,两人商量好要坚持共同的主张。谁知当汉武帝升殿,邀集群臣议论时,公孙弘竟然推翻自己先前的主张,提出由皇上自己拿主意。汲黯顿时十分恼怒,当众就责问公孙弘:“我听说齐国人大多狡诈而无情义,你开始时与我持一致意见,现在却背弃刚才的意见,岂不是太不忠诚了吗?”汉武帝问公孙弘说:“你有没有食言?”公孙弘谢罪说:“如果了解臣的为人,便会说臣忠诚;如果不了解臣的为人,便会说臣不忠诚!”汉武帝倒也十分同意公孙弘的说法。左右幸臣每次诋毁公孙弘,皇上都宽厚地为他开脱,几年后提拔他为御史大夫。公孙弘平时是个谈笑风生、博学多闻之人。他常常说:“君主常犯的错误往往是不虚心纳言,臣子常犯的错误是生活奢侈不节俭。”
公孙弘在皇上眼中是个谨慎淳厚的臣子,但有些大臣却认为他是个伪君子。有一次,主爵都尉汲黯听说公孙弘生活节俭,晚上睡觉盖的是布被子,便入宫向汉武帝进言说:“公孙弘居于三公之位,俸禄这么多,但是他睡觉盖布被子,这是假装节俭,这样做岂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吗?”汉武帝马上召见公孙弘,问他说:“有没有盖布被子的事情?”公孙弘谢罪说:“有此事。
现在汲黯是九卿之中与臣最友好的朋友,然而他当众责备我,这正好说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居三公而盖布被,诚然是用欺诈手段来沽名钓誉。臣听说管仲担任齐国丞相时,市租都归于国库,齐国由此而称霸;到晏婴任齐景公的丞相时从来不吃肉,妾不穿丝帛做的衣服,齐国得到治理。今日臣虽然身居御史大夫之位,但睡觉却盖布被,这无非是说与小官吏没什么两样,怪不得汲黯颇有微议,说臣沽名钓誉。况且陛下若不遇到汲黯,还听不到这样的议论呢!”汉武帝听公孙弘满口认错,更加觉得他是个凡事退让的谦谦君子,因此更加信任他。元狩五年,汉武帝免去薛泽的丞相之位,由公孙弘继任。汉朝通常都是列侯才能拜为丞相,而公孙弘却没有爵位,于是,皇上又下诏封他为平津侯。
公孙弘拜为丞相后,名重一时。当时,汉武帝正想建功立业,多次征召贤良之士。公孙弘便在丞相府开办了各种客馆,迎接各地来的贤人。每次会见宾客,他都格外谦让恭敬。有一次,他的老朋友高贺前来拜访,公孙弘接待了他,而且,留他在丞相府第住宿。不过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饭也比较粗糙,睡觉只让他盖布被。高贺还以为公孙弘故意怠慢他,到侍者那里一打听,原来公孙弘自己的饮食服饰同样如此简朴。公孙弘的俸禄很多,但由于许多宾客朋友的衣食都仰仗于他,因此家里并没有多余的财产。
公孙弘活到80岁,在丞相位上去世。以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相继成为丞相。从李蔡到石庆,丞相府的客馆都形同虚设,到公孙贺、刘屈嫠任丞相时,原来的客馆都被人误认为是马厩车库了。这些人中只有石庆在丞相位上去世,其他人都遭到诛杀。看来,公孙弘不肯当面争执,收敛自己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处世方法,而他身居相位,能做到厉行节约,布被粗饭,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现在有一些成功人士在官场上和商场上很老到,但在“自我保全”上却不够成熟,高级饭店、豪华轿车、漂亮女人成了他们的“日常消费”,社交上讲究排场,花销阔绰,非常张扬。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智的处世态度,要知道花开总有花落时,花落还有车辗过,何必让自己的行为招摇于众目之中呢?
黑而无色,难得糊涂
厚黑人士懂得糊涂的学问,他们抱定“难得糊涂”的态度,在生活中焕发出一种惊人的韧性。靠着这种惊人的韧性,他们才能左右逢源,毫无羁绊。
明朝张公任滑县县令时,有两名强盗来到县城,冒充锦衣卫的使者拜见张公,并且凑近张公耳边说:“朝廷有令,要公开处理有关耿随朝的事情。”原来当时有位滑县人叫耿随朝,担任户政的科员,主管草场,因为发生火灾,朝廷下令羁押在刑部的监牢里。张公听到此事,更加相信俩人的身份。两个强盗一个拉着张公的左手,一个拥着张公的背,一起进入室内坐在炕上。强盗摸着鬓角胡须,笑着说:“张公不认识我吧!我是霸上来的朋友,要向张公借用公库里面的金子。”于是两个强盗取出匕首,架在张公的脖子上。张公抑制住内心的恐惧,眯起眼睛,装出替他们着想的样子说:“你们不是为了报仇,我也不会因为财物牺牲性命。你们这样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被别人发现,对你们可相当不利!”两个强盗觉得有道理。张公又进一步说:“公库的金子有人看管,容易被发觉,对你们不利。有一个办法是,我向县里的有钱人借贷,这样你们可以安然无事,也不至连累了我的官职,岂不两全其美。”两个强盗听了更加赞同张公的办法。就这样,张县令不露声色地稳住了强盗,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酝酿成熟一条计谋。
张公传令要属下刘相前来,刘相到后,张公假意说:“如果我不幸发生意外,被抓去,会很快被处死。这两位是锦衣卫,他们不想抓我,我很感激他们,想拿500两黄金当他们的寿礼,以表心意。”刘相听了,目瞪口呆,说:“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张公说:“我常看到你们县里的人,很有钱而且济公好义,我请你替我向他们借。”于是拿出笔来,一共写了9个人名,正好凑够500两的数目。其实,所写的这9个人都是武士。刘相看了以后,恍然大悟。不一会儿,名单上列出的9个人,一个个穿着华丽的衣服,像富贵人家的子弟,手里捧着用纸包着的铁器,先后来到门口,假装说:“张公要借的金子都拿来了,因为时间太紧迫,没有凑足所要的数目,实在过意不去。”一边说,一边装出哀求的样子。两位强盗听说金子到了,又看到这些人果然都像有钱人的样子,就很高兴地说:“张公真的不骗我们。”张公趁两个强盗查看金子的空当,急忙脱身,并大喊抓贼,这9个武士,一拥而上,两个强盗猝不及防,其中一个被抓,另一个自杀身亡。张公遇事从容镇定,不动声色诱盗贼上当,糊涂装得多么彻底!既保全了身家性命、公家钱财,又擒获了强盗。
能够做到“明知故昧”,绝非易事,如果没有较高的涵养,斤斤计较,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古人有“骂如不闻”,“看如不见”的厚黑功夫,既避免了是非,又利于扫平成功的路障。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才会知道自己的意见不那么绝对,才能更虚心地对待不同意见。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才会了解自己能力的局限,你所不能驾驭的,就不要忙于去驾驭;你所不能把握的,就不会急于去把握;你所不能强求的,就不会勉强。而是应将自己的精力更专注地投入一个有限的范围,善于其技,精益求精,成为某一行业的行家里手。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你才会知道对宠辱誉毁的看法不能那么绝对,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能看得太重。这不但增强了耐受挫折的韧性,又能养成心如止水、宠辱不惊的持重。
为人处世不能太较真
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待人处世中许多事情往往都坏在“较真”二字上。有些人对别人要求得过于严格以至近于苛刻,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尘不染,事事随心,不允许有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符合自己的设想。一旦发现这种问题,他们就怒气冲天,大动肝火,怨天尤人,摆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势。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过于清高。总觉得世界之上,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用这种天真的眼光去看社会,许多人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主要强调的是做人处世都不能太“较真”,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清,而是“至清”。所谓“至清”者,一点杂质都没有,这岂不是异想天开?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特别注意小事,斤斤计较,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用放大尺去丈量。普天之下,可以与言者,也就只有“我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并不是认为可以随波逐流,不讲原则,而是说,对于那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不应当过于认真,而对那些事关重大、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切不可也随便套用这一原则。汉代政治家贾谊说:“大人物都不拘细节,从而才能成就大事业。”这里的“不拘细节”,就包括了该糊涂时别精明的待人处世之道。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他书生出身,肚子里有不少墨水。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人情艰苦历练不少,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可宋太宗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密谋废掉太子,改立楚王为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太宗快不行了,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其中很可能有鬼,便在手板上写了“大渐”二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侍候。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王继恩不知是计,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这时,吕端便飞快来到宫中。皇后说:“皇上去世,长子继位才合情理,现在该怎么办?”意思很明显,想立长子赵元祐。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祐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心里只有认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见为实,太子即位时,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请求把帘子挂起来,自己上殿看清楚,认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后才走下台阶,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有所防范;事中能果断决策,出奇策击破奸主;事后又能眼见为实,不被现象迷惑,不仅明智,实在是功夫老到。
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吕端的“小事糊涂,大事精明”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吕端是小糊涂大精明,那么石达开则是小精明大糊涂。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隐居深宫,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从当时的情形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但他脸不厚,心不黑,不够果断,害怕落个“弑君”的骂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公元1857年6月2日,他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张,在鄂、皖、赣闯出一片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石达开虽然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忍性,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公元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手下谋士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石达开接受了诈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当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这一个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暗自悔恨。石达开被押过河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此后的表现倒也十分坚强,起先,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然而,已于事无补了。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其决策的错误,大事上犯了糊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出走。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赖汉英、黄文全、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魄力提出新的构想和谋略,只是消极地常年流动作战。他虽想表示他对天国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这种的“忠义”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大相径庭,这种不伦不类的行动决定了石达开走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