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得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1950调整工商业
1950年初，财经统一后，投机资本受到重创，虚假的购买力消失了，继而出现许多私营企业产品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灵，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失业职工增加的情况。从1950年1月到4月，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16个城市中有9347个商店歇业。1950年5月，全国失业工人达110万人。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与共产党关系又趋于紧张。
私营工商业不但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而且是比较进步的经济成分，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能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人民政府采取某种积极的促进其恢复和发展的行动是很有必要的、是正确的。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须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向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中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上又另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有秩序地从各方面开展了工作。在经济工作方面着重抓了合理调整现在有工商业。
1950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七屆三中全会的指示精神，开展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发展，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一）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工作的中心环节。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又要使私人资本经济和其它经济成分能够存在，并有一定发展。主要措施有：
（1）对于私营工业，国家采取气势磅礴加工订货的办法，使他们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方面都有可靠的保障，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同时，国家还大力收购农副产品，提高农村购买力，组织工业品出品，用这些办法胳膊私营工业打开销路。这些办法对刺激私营工业的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尤其是国家收购农副产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为私营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到1950年9月，全国私营工业的情况有所改观。
（2）对于私营商业，国家也采取了扶持、鼓励其发展的方针。在销售方面，国家收缩国营商业机构和经营范围，把经营的商品由过去的几十种，改为主要经营粮食、纱布、食油、食糖、食盐、石油等几种生活必需的用品。在收购方面，国营贸易机构只收购主要农产品、外销物资和农副产口的一部分，允许私营商业收购国家不收购的物资运往城市，卖给国家。这就使私营商业有了广阔的活动天地。此外，在价格政策上，降低了批发价，拉大了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
（3）在调整公私关系中，人民政府还根据“调整税收，减轻民负”的方针，对各种税收进行调整。农业税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新解放区的夏季和秋季农业征收率由1949年的占农业总收入的平均17%下降为13%。工商业的各种税收项目原有1100个，这时减为300多个；有些税率也降低了。经过调整的税收，轻重比较适当，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照顾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市场的繁荣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调整劳资关系。人民政府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责成扩大企业中的民主权利，遵守政府的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政策法令；同时也坚持工人有完成生产计划，执行契约，遵守政府有关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的义务，要求工人允许资本家赚取适当的利润，不要提出过高的工资、福利要求，免使资本家无法经营而关闭企业，从而造成工人失业。总之，劳资双方要按照“劳资两利”的政策，用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并逐步过渡到双方订立比较稳定的合同，按合同处理生产、劳动和工资、福利等问题。
（三）调整产销关系。1950年6月到9月，中央有关部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分别召开了盐业运销、粮食加工，百货产销、煤炭产销、火柴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纺织、复制印染、卷烟、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公私代表认真研究，开诚布公协商，不仅解决了公私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且具体拟定了各行各业的公私分工合作原则及产销计划。在制定产销计划时，注意平衡各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平衡同一产品中公私企事业所占的比例，既防止了生产的盲目性，又使私营企业的产品得到可靠的销路。
1950年秋天，调整工商业的工作胜利完成。经过这次调整，国营企业有了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51年，市场萧条得到根本改观，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景象。通过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使一度呈现的私营企业生产经营萎缩的态势得到迅速扭转，而且使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克服了自身旧有经营作风和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度过了建国以前日益萎缩的困境，特别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出现了新气象。
正如陈云所说的：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是建国后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第一项重大措施，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是为了实现共同纲领的要求，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从这一点上讲，它具有新民主主义改革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次调整工商业，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初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样，它又具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性质。
与此同时，调整工商业，也使国家积累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经验。
1952三反、五反
“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
这些都曾是传诵过大江南北的儿歌，而这里的“打老虎”，打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而是“贪污犯”。
“三反”运动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反三害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少地方发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的贪污行为还很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在党政军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肃清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国县级以上的党政军机关迅速掀起了“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追查贪污。各单位的运动一般都经历了发动群众、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追查贪污行为、定案处理几个阶段。
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曾经总结广东“打老虎”的经验：“据省府经验，大老虎都是逼出来的。其经验如下：要找老虎窝，下列这种地方一定有老虎：1、经手建筑与营造厂来往的；2、负责采购与商人来往的；3、公私合营的企业，兼职职员又是股东老板的；4、本人是机关职员兼有经济职权而家里开商店的；5、解放前后掌握接收物资的；6、掌握经济情报，与商人来往密切的；7、掌握仓库调拨物资的；8、掌管小家务生产的；9、掌管捐款账目不清的。确定‘老虎窝’之后，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对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给他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不管他如何老奸巨猾，其组织是不坚固的，是怕死的。用死去吓他，用力去搞他，可以打破。”
有一首很有名的顺口溜，据说就起源于广东地区：“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这首顺口溜流传于中国大地数十年，其中的“贪污分子”可以替换为任何族群、任何人。1952年3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治贪污条例》。这两个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的处理办法和量刑标准。
到1952年6月前后，各地“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约为383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120多万人，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31.4%，全国被贪污的赃款、赃物约6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反五毒
1950年，实行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等措施以后，中国经济状况迅速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出于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性和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开始利用他们当时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土地改革后国内市场日益扩大以及抗美援朝需要大量工业品的时机，采取隐蔽的当时被称为“五毒”的办法，即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
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款。
偷工减料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等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残疾的残疾，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结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得意地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这些行为不但在经济上使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严重侵蚀了党员、干部和工人阶级。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配合“三反”运动，在全国城市的工商界中，开展了“五反”运动。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由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
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在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