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明显。主要是两个标志，东北地区原来的铁路交通、公路交通比较发达，这一段主要是对一些铁路、电气化的改造，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另外东北北部的北起牡丹江一直到辽宁、大连的全长1800公里的公路、铁路通道在积极筹划当中，长春的龙嘉机场也是其中的项目。
第八，生态环境建设进展显著，矿区生态治理初见成效，生态林建设和草原保护取得新进展，水土流失得到治理，力度也在加大。
总之，振兴东北老工地战略实施数年来，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态势，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开始显现初步成效。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相信经过各个方面共同坚持不懈的努力，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定能够焕发青春活力，一定能够再造新的辉煌。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曾经的辉煌岁月已经远去，再次走上中国改革与发展前台的东北正在新生！
2003终结“盲流”
2003年，是崭新的一年，新一届政府走上了政治前台；2003年又是多事的一年，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施政环境似乎相当的恶劣：非典肆虐、江河洪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003年又造就了新的传奇，新一届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2003年还被人们称为是中国公民的维权元年，而和这种说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位叫做孙志刚的普通青年。正是因为孙志刚的非正常死亡，社会各界对遣送收容制度进行了强烈的声讨，也正是因为孙志刚的死亡，才凸显了以往法制理念的僵化和非人道的一面，引起了人们对民主法制建设中某些不合理制度的反思和指责，由此换来了中国法制的苏醒。27岁的孙志刚到广州工作不久，3月17日因未携带暂住证而外出逛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地作为“三无”人员强制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后再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日凌晨，孙志刚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当日上午10时20分，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一个27岁的青年，带着对未来的畅想来到繁华的大城市寻找梦想，却仅仅因为没有办暂住证，就被强迫收容遣送，以至被殴打致死。孙志刚的被殴致死，或者说此类悲剧的产生，表面的、直接的原因是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以及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收容遣送是一项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违反法治精神的极不合理极不人道的制度，已经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利、粗暴践踏公民权利的制度。1982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孙志刚一个人身上，在这一事件之前，已经有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孙志刚的悲剧只是这个不合理制度下的无数悲剧中的一个，被收容的人员，遭受殴打是司空见惯的，打死也不是个别。稍早一些，沈阳的一个个体户也是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打死。
直到孙志刚生命的消逝，长久以来理性和正义的缺失以及某些执法机关的不作为甚至暴行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终于引起了强烈的公愤。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很快引发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人们通过互联网以及报刊杂志等媒体，呼吁严惩凶手、要求违宪审查；紧接着更多的人也行动了起来，学术界和律师界组织了多次讨论活动，对孙志刚案件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5月16日，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等5位学者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在网络上发表声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贺卫方等4位法学教授又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向全国媒体公布此案调查的详细过程与调查中所获取的所有重要证据，而不仅仅是结论，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6月5日上午，孙志刚案开庭，一干涉案者均被判刑。
制度的形成是比较漫长的，制度的变革总是和极端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收容遣送1950年代初就有，当时主要是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吸毒者和流浪乞讨人员等，到1982年才由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制度。1982年确立后又延续了20多年。治安的维护功能，公共利益的保护，国家权益的实现，使得这个制度在制定的当初有其合理性。当它演变成治安管理制度时，情况有所失控。
孙志刚案发生后，国务院听取社会各方意见与建议，于6月18日召开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又过了仅仅两天，即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时间自今年8月1日起，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可以说，随着这道国务院令的下发，宣告了实行了20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遗遣送办法》正式从历史舞台上退出，而替代它的是更为人性化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而救助的自愿原则是此次变革之关键。
这意味着收容遣送自此后将成历史，“盲流”的用语也将退出时代舞台，全国一亿多外出务工者在人身自由与民主上取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正是孙志刚为维护做人的尊严而死才换回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全国正式实施，那些曾经让很多“外地人口”失去自由背上痛苦记忆的收容遣送站，变成了一个个来去自由的救助站。自此，实行了数十年的以强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收容遣送制度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从“收容”到“救助”的转变，就是制度上的一次巨大的创新，也意味着“孙志刚”这个名字已成为维护公民权的一个符号，也成为中国法制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全社会对维护人权和依法行政表现出了迫切的要求，它的最终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宪法的逐步完善和法治的逐步展开。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了遣送收容制度的废止，迎来了中国法制文明的曙光，是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一大进步。
在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以年轻的生命换来的不合理法规的废除，以及一项契合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法规出台，代价是极其惨痛的。
孙志刚事件只是中国法制文明建设的一个起点，他的牺牲换来了中国法制文明的曙光，而不是现代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8月，中国又通过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11月，国务院第二次学习讲座专门学习这部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学习讲座时要求：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学会善于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载文指出：新政府通过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将政府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从根源上和制度上杜绝“暗箱操作”和钱权交易，清除在行政审批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从制度上防止了公权力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减少了行政许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并且通过确定行政许可法的效能原则，规定了一系列便民措施，使行政人员服务意识更加牢固，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这对于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满意的政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温家宝总理的这三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公共服务型法治政府的轮廓正呼之欲出。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99年，澳门回归。神州一号上天。第五套人民币出炉。中美双边贸易谈判。
2000年，“三个代表”。查处厦门远华走私案。成克杰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北京申奥成功。历经20年的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摸清我国土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13．7％，林地占23．9％，牧草地占28％；全国共有农民集体所有土地439．03万平方公里，国有土地505．48万平方公里。2002年，中共十六大举行。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成立。上海申博成功。“南水北调”工程开工。2003年，抗击非典。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全国刮起“审计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