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几乎没受什么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干不干,三餐饭”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厨师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注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的想法,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人民公社的终结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1958年,全国各地在原有大社转公社的基础上,未经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指规模和经营范围大。原来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4000-5000户的人民公社,一般一乡一社。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沮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备方面的任务,这同农业合作社有重大区别。所谓公,指集体化、公有化程度高。除了原有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有财产归公社所有外,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私有房基、林木等均为公社所有;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社队内部贫富拉平,大搞平均主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幸福院、幼儿园等公共事业。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公社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往往无偿调拨,甚至对社员的财物也无偿占有。
这一切的结束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讨论并决定将《农村人民会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和试行,全会还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条件具备的过渡,要报省一级领导机关批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不要变动,必须调整时,应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分别报请省、地、县领导机关批准。”此后随着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在广大农村的迅速铺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愈来愈显现出优越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弊端则更为暴露。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终于作出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这样,作为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就随之走向了结束。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引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胜利。历史表明,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设计和提出,都必须尊重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和兴起,充满了乌托邦色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的。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批判胡风运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三大改造完成。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1957年,中共进行整风,反右斗争扩大化。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开始。炮击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