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在镜头前采访(3)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是大气弥漫、真理四射的《南方周末》的“宣言”，也是将一切作为生命的伦理叙事来看待的心声。

以漫画、速写写生民间社会的赵望云先生也在他的总结中有这样的姿态：走到乡下去看，平原上点缀着葱茏的林木，村落由丛木婆娑中透出；在茅舍柴扉里往来的都是些粗衣粝食工作中的男女，每一个都在忍痛挣扎中生活着。风景是那样的美丽，而村民的心情却与那美丽的风景毫不相称，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现象啊!

不过乡村景物的生活，在外观上是比较平俗的，如果不进一层去深究，就激不起人们多大的感动波力。

他那一幅幅感人难忘的速写刺痛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灵魂，生命在几近蛮荒的状况下奋力拼争，苦难而又纯洁。

在感知的一面，记者当然需要去全面地介入社会的实体，只有这样，才不会为无信息报告这一简单的问题困扰。生活中不是缺乏可写可报道之题材，少的是发现的眼力与魄力。在这一问题上，唯有社会学眼光，才能帮我们走出困境。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他著名的“AGIL图式”，它是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满足的。其中“A”即“适应”(Adaptation)，指社会系统与其环境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主要由经济系统来完成； “G”即“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指一个社会系统目标的确定，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主要由政治系统来完成；“I”即“整合”(Integra—tion)，指社会系统的各种成员之间的团结，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主要由社区来完成此一功能； “L”即“潜在模式维持”(Latencyr Pattern Maintenanee)，指确保社会系统的行动者表现出适当的特征，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主要由文化系统来完成这一功能。在通用图式中，“AGIL”分别对应有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一理论体系显示了分析社会事件的可能空间，也是记者进入感知的一种导引。社会学分析几乎从来都反对将一件事实看得过于简单而透明，它更乐意在行动之中左冲右突地解读与感知。例如，越来越多的儿童正在将他们的反抗期提前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但只有将它置放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中透析时，它才会向你显示一个可怕的或者让人焦思的社会人类学信息。英国导演查理·奈思曾谈及他拍摄《斯里兰卡的宗教节日》这部纪录片的心得：“我在那里看到，在宗教节日里，有人用铁钩子把脊背上的肉钩穿，整个身体悬挂了起来，非常残忍。我看了现场的情况，感到非常恶心。但是，我想，人们首先会提的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让人用铁钩把自己的肉穿透，挂起来?是什么思想指导他这么做呢?难道他疯了吗?我的影片首．先要让观众理解这一点。”他讲的也是这样一个不很难懂的系统透析原理。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识是社会问题意识。有了它，任何一位记者都有：写不完的报道，忙不完的采访。青少年问题、老年问题、妇女问题、宗教问题、技术的反人类问题、教育与人的发展及社会关系问题、传媒本身问题、语言问题、文化自守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U·贝克的风险社会学思想十分敏锐而又准确地概括了这种问题意识：

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阴影之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这才是风险社会概念的新意，它与所有相互角逐的社会概念形成对照。风险社会概念促使社会学——乃至社会!——对生态学问题的投入。但风险和危机显明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冲突动力，社会学必须把握这种冲突并把政治层面包括在内。表面上硬性的自然科学的症候有迷惑力，它掩盖了政治的力量领域，正是在政治领域，对不断增长的毁灭和危机的无知和半通不通才能得到清理……风险社会是进入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无人之地(Niemand Sland)的津梁，主流的过去概念遮掩了这片无人之地，闩上了进入它的大门。应该说，旧的政治大集团的范畴已裂散，不再能把握现代社会的政治动力，因为，个人化发生在一个已失去缓冲的全面移动的社会。随着传统的稳定性的滑动以及从正当性的危机来看，个体已有了新的含义。所有的社会学都(或多或少)在推导个人。个人几乎成了社会学的假概念。也许在未来，我们不得不强烈地询问：如何思考作为积聚、作为有意识地或自利地试验自己的生活的个体之结果的社会。

这个特别的概念及其意涵被视为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品质一一问题生态或者说矛盾性问题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特质。

对于当下的中国新闻记者而言，“失范”现象是必须首先关注的对象与内容。其中价值失范、缺失敬畏、社会责任意识严重亏缺是基本的三大问题，在它们之下，干部问题、警察问题、农民问题、教育腐败问题……也以其尖锐姿态逼我们回答!以高等教育为例，则已形成它的问题生态学一一人才选拔的近亲化、考试制度的陈旧与过时、教育理念模糊、追逐商品化、平均主义、教学管理的行政化、奖惩的人际化……它们与理想的大学教育悬殊千万里。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祯称“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教育家梅贻琦将大学之道解释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三大支柱是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他对大学的注释中颇为后人感铭的一句话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两相对比，问题排山倒海立奔眼底。大学教育的目前问题在于大学制度之失损——“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对于这一课题，更需要学习的是政府。”这是青年学者张维迎的论断，它同样适用于大学教育问题。一个敏于行动的记者一定能在此做出足以与《美国人》等作品相媲美的成功之作。

众多的记者已经走进深入的社会生活天地，聆听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声音，并展开了他们带有史志方式的调查研究，承担起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评形式的使命。不过，这一承诺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尚未得到兑现，论及社会文化隐患的力作仍然难辨其味，而且有相当多的新闻工作者对本应被考察的课题漫不经心或视而不见。

一些已有的成果也表明，假如能深入地描绘各种失范问题，并从根本上予以解释，则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确立新闻传播在知识领域中应有的神圣地位，体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精神：新闻记者比一般知识分子承担更多的使命!

这些“回归”在逐渐扩大它们的领地，也包括那些在异文化之中寻觅“社会一人性一生命伦理”事件的海外报道，以及在历史与现实间携手并进的各种尝试。

社会学意识大量介入新闻报道有些时髦，但它也反映了在多元化社会面前“古典”新闻观念的危机已迫在眉睫。许多方法、概念已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的研究，例如利用欧文·戈夫曼的“戏剧表演论”等理论来透视新闻采访、传播就是这样的显示。在这一新的“框架”之中，民族志、历史眼光的意识都要在新闻个案中求得。因此，个案的素材并不产生变化，变化的只是介入的力量：它的方向、层面、深度。细节与宏图大志一并在这里受到了空前重视，霸权的技术论、细节论受到了消解。这未必是将来的结局，但却是值得考虑的一种组合。纪实摄影、纪实小说、“新新闻主义”的大肆进入，早已有所昭示。它们充满了社会学研究的精神，但又不背离新闻的原始使命；它们倡导参与观察，并以长时期、大面积的介入来深化实际的报告；它们甚至提出了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的诺言，打出了“人生采访”的旗帜。它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将社会学意识确立为新闻报道的核心意识。

接下来就是实施的方式方法了。为了满足这一点，新闻界开始主张在客观公允的立场上引入适当的主观评论话语，并让整体新闻报道开始有了一定的显在的评析立场，这是以前的记者们竭力回避的。配合着这种引进，让许多事实产生对比、碰撞则成了记者们留意的一个内容，背景框架得到了较为艺术的体现。

在革命性的修辞和视野兴起之时，新闻学也开始将它的重心向微观以外的宏观转移，界说发生变化，这种表现以前是由一小批被称为“报告文学”工作者的人操作的，他们在许多地方被区别于新闻记者。现在，报告文学作者、纪实作家、新闻记者几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况大为改观。由于此种变化，文化批判的弥散性就十分明显。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文化批评更富于它潜在的多样性，而且可供实际创造者去多元化发现、表述。这些毕竟是文化领域中多样性的源泉，它们构成日常的、非专业化的文化批评，其所关怀的是不同视野中的社群、事态。

一些新兴的采访报道方式正在铸刻这种精神。例如“脱口秀”的实践，例如“口述史”的实践。“脱口秀”让话语权力进一步分散，这样它便成为一种富于民间论坛的新闻富矿。当一个出租司机打进热线参与一个节目的谈话时，他贡献的资源就不是传统的理论所能解释的，他的情绪与故事是个人化的，一种重建传统社区感受的努力由于这种方式的沟通悄然出现。

口述史也未必就是变迁的工具，关键在于开发者赋予它的精神是什么。假如我们不是借此求得娱乐，那么，口述史的本体里就会丰富地藏匿着无尽的心态、观念、价值观等。这种新的采访方式不但贡献出一些复杂的、长效应的资讯，而且也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当一个口述者向你抱怨过去他的童年是多么不幸时，你会发现一个时代的“怨恨”里面埋藏的“现代报复症”!这当然不是完全可以套用的，但它是一种可能!另外，由于口述史涉及政治、个人、社会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因此，它可能会使你对旧有的结论或观念有了新的认知，而这些变化或许就是一个新契机。口述史还意味着叙述者、叙述问题由“重要人物”及“重要问题”向普通人物或普通问题转移，民间视线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人类借此将视线由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民叙事转向了解穷人怎样看待生活，他们是如何在挤压中保持平衡等问题。一个十分奇妙的“生态博物馆”会悄然构结。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专家型记者在从事这种活动——斯托克广播电台的这种每周系列节目连续广播了2个年头；伦敦周末电视台的系列节目《现代伦敦的形成》也始终与当地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共同合作展开；本格特·简森通过瑞典教育电视台组织了有关社会变迁的系列节目，该节目把目光集中在了这个国家的两个地区，在当地，有700多个与节目有关的讨论圈子被建立起来，把共约8万人召集在一起，参与交流他们毕生的历史经验。这绝不仅是新闻工作，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工作。

还有一些方法也是人们很熟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例如统计学方法、观察法、实验法等，它们早已为新闻记者们所熟知、熟用。

新闻采访是在一个具体的领域中展开的活动，随着整个社会整合速度的加快，这一领域愈来愈扩大，伴随着这种扩张，新闻物理学为新闻社会现象学取代的进程会逐渐加快，一个新的传播时代对新闻采访的社会学要求也会日益强烈，揭示当下社会宇宙构成中深层次特质，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特质生存繁衍的机制的使命将进一步使新闻采访、传播辩证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