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大多数省区人口都在5000万到1亿之间，大致相当于现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据此，是否就有理由认为，中国一个省区在人口上就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国？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中国未来城市人口集中度的情况就应该是这样分布的：首先，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直辖市的人口还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成为全国至少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发挥其全国和区域性的龙头作用。但这种提升也不必要发展到按上面标准计算的程度，那会给中国城市发展和管理带来太大的麻烦。其次，在人口较多的省区，每个省区着力发展一两个省区内的中心城市，作为省区内的首位城市，这一两个城市可以参照以上城市人口集中度的三个指数标准来发展，以此来带动整个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才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三）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城市病”问题开始凸显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交通拥堵、居民居住条件差、环境和噪声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等日益成为大城市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中小城市也存在自来水、天然气普及率和硬化道路比重低，污水、废物处理设施缺乏等问题。北京、上海、天津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但其基础设施水平与国外一些大城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如1999年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3.4平方米，只有伦敦1990年水平的5.0％。表4－1列出了我国部分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转引自严正主编：《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问题·现状·挑战·对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近年来，交通拥堵已成为我国大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北京市为例，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私家车数量的猛增，交通拥堵成了备受人们关注的大问题。尽管道路建设投资巨大，新增道路不少，但交通拥堵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英国《泰晤士报》曾经这样形象地描述北京交通拥堵的现象：“汽车摆开长蛇阵，喇叭声此起彼伏，急不可耐的司机挤上自行车道，有的车干脆闯入人行道……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首都逐渐变成了世界上车流速度最慢的城市之一。”
由于交通拥堵问题严重，每逢举行重大活动，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限制私家车出行，以此来缓解交通压力。2008年8月份奥运会期间，北京市政府为了保障交通安全畅通，就采取了全面禁止私家车出行的措施，以此来保证交通畅通和环境质量。然而，奥运会一结束，限行令一解除，交通拥堵迅即依然如故，市民出行苦不堪言。于是，限车还是不限车的问题成为政府和百姓们讨论的焦点。笔者以为，公民靠辛苦劳动买了一辆车，政府却限制使用，这似乎于情于理都通不过。但是，如果不限制私家车出行，交通拥堵问题又怎么解决？与此相类似，我国最大城市上海，同样面临交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为此，上海市政府和交通部门采取了通过拍卖牌照的办法限制私家车的增长速度，一块车牌最高价格拍卖到近六万元，成为世界上“最贵的铁皮”。然而，这些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从法理上都通不过，但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也只好作出这种无奈之举。
在私家车急速增长的同时，汽车尾气排放成了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城市环境日益受到威胁。诸多研究和报道都表明，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了城市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严重时候几乎造成整个城市上空被雾气笼罩，城市能见度极低。不仅如此，尾气排放还严重威胁人类身体健康，成为人类生命安全的杀手。
水资源短缺是我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总量28000亿立方米，人均2200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但是，可利用的水资源只有11000亿立方米，人均为800立方米，居世界第121位，是全球13个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据资料统计，目前中国661座城市中有400座左右供水不足，有110座严重不足，占全部城市总量的1/6。这些城市大多数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沿京津两地向北：葫芦岛、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向西：石家庄、太原、大同、呼和浩特、银川、兰州；向南：郑州、洛阳、信阳、十堰等无一不是缺水城市。全国几个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拥有水量分别只有300、200、153立方米，均属水资源贫乏地区。最近资料显示，这种情况还在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如上海的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现在仅为145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350立方米（世界人均8840立方米）的水平，在全国排名也是在20位以下。而北京市的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城市供水问题日益严峻。目前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300立方米，远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加上从1999年起北京市持续9年干旱，造成北京市及周边地区许多河流干涸，水供给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于是，南水北调，周边地区竭尽全力向北京供水，以此来缓解北京水资源不足的燃眉之急。通观近年来情况，水资源短缺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仅由于水资源短缺造成的每年工业产值损失就平均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如何开源节流，开辟新的水资源，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水资源缺乏不仅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估计，到21世纪中期，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到8亿～11亿。到2030年，中国城市数量也将从目前的661个增加到1000多个。由于城市化日益增长的趋势和经济发展大多集中在城市区域，中国水资源开发方面的挑战和机遇也将围绕在各个城市地区。届时中国的水需求量将会大大高于现在的水平，水资源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中各种保护水资源的措施实施不力，水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由此加剧了水资源问题的严重性。
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还出现了城市盲目扩张，“圈地运动”屡禁不止，城市建设“摊大饼”，严重浪费土地资源，大拆大建等问题，“城市病”之蔓延已经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对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威胁，在此不一一详细论述。
（四）城市化水平地区间不平衡问题突出，大城市流动人口负荷沉重
中国城市化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从总体上看，呈东高西低的态势，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称，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但这种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分地区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东部地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和8.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差分别为14.2％和18.9％。这种差距不是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速而缩小，反而在进一步拉大。以1998年为参照系，当年全国平均城市化水平为28.2％，东部地区为33.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26.6％，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仅为20.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5个百分点。全国城市化水平不平衡问题当时同样存在，这说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地区间不平衡性问题由来已久，有一定历史惯性的作用。
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城市化加速发展，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进一步拉大，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从各省区、直辖市的情况来看，直辖市、东北三省和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省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水平大多数已经接近和达到55％左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贵州，以及中南地区的河南、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华东地区的安徽等省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差等原因，城市化水平相对偏低，大多数省区城市化水平都低于35％，其中西藏、贵州还低于30％，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种情况在各省市区内部同样存在。比如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广东和江苏，其省内各城市间城市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都在70～80％之间，而粤东和粤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则与中部地区相差不大。江苏省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城市，城市化水平均接近或超过70％，而苏北地区则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原因造成了城市化水平至少低于苏南20～30个百分点。即使城市化水平相对均衡的浙江，其东部沿海城市和杭嘉湖一带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比西南部的金华、丽水、衢州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高出不少。
城市化水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人口大量向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流动，给发达地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大城市流动人口负荷沉重。
大量落后地区人口向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流动对城市产生的效应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它对我国城市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
（1）加强了城市与全国各地的交往，使之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增强，成为吸收和传播高新技术成果、先进管理方法、现代社会时尚的基地，强化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中心作用。
（2）缓解了城市某些行业招工难的问题，在不少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的行业中，流动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密切了城乡经济合作关系，活跃了城市经济，带动了农村经济。
（4）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丰富了居民的日常供应。许多城市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先是街头活跃着来自农村的“导弹（捣蛋）部队”，继而居民在吃上所需要的蔬菜、鱼肉、副食品和大米等等都依赖进城的农民，最后甚至在穿的服装、用的物品、劳务的享受等方面也越来越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了。
在肯定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也给城市管理和建设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首先，城市各项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交通、住房的紧张状况加剧，短缺资源的供求缺口加大。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中本来就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大量流动人口突然间无序地流入城市，自然给城市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后基本上仍然沿用了许多计划体制下的做法，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上是按当地人口规模设计配置的，一旦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必然超出城市既有承载力，造成交通拥堵、供水紧张等诸多问题。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更是对中国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能力的严峻考验，形成蔚为壮观的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民工潮。
其次，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无视城市管理法规，违规滞留，非法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给城市社会带来相当大的危害。据一项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未办理暂住登记手续的人员比例为30％，上海市为43.7％，广州市超过60％。在广州市提供劳务的流动人口中有70％以上未在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一个城市中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流动人口活跃于各类管理部门的视野之外，成为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
经过十几年的整顿治理，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大量流动人口或以地缘、或以业缘聚集在一起，他们不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法规准则，往往用乡村社会那一套人情乡俗、江湖义气待人接物。在有的聚集点甚至进行非法生产、加工、批发等活动，造假卖假，倒买倒卖，给城市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流动人口中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情况相当严重。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随之增加，并由此而使得流入地的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盗窃、抢夺、抢劫、卖淫、强奸、杀人、赌博等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严重威胁着城市社会治安和百姓日常生活的安全。据一些省、市统计，在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其作案成员约有半数以上来自流动人口，就盗窃犯罪而言，流动人口作案高达7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