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天，在一次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当邓小平进来时，“毛泽东一把握住邓小平的手，开玩笑地说：‘小平同志啊，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男女关系”问题，《水浒（传）》里已经解决了！’博览古典名籍的毛泽东，与人谈话时习惯引用历史典故。当时他借用小平同志青年时代用过的名字邓希贤，恰与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里一个有男女关系的人物‘邓小贤’名字有相似处。所以毛泽东幽默地说，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这时陈士榘开始意识到毛泽东是在跟邓小平开玩笑，说明邓小平的问题已经解决，应该出山了。”（刘恩营：《三星上将陈士榘》，《中华儿女》杂志1996年第4期，第70页。）
4、建议大家读《水浒传》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休息时，徐海东见毛泽东和贺龙谈笑风生地在天主教堂院内散步，就想趁此机会提出上前线的事。未等开口，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3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嚷着：“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瞅了瞅徐海东，问道：“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徐海东虽然从小只读过三年半书，但有一个好学的精神，当窑工的那些年头，读了不少书。他向毛泽东说：“《三国》看过，《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说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0页。）
后来，徐海东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只是你说的那3部小说还没有看呢！”“什么3部小说？”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张麟、宁凡：《徐梅东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版。）
据朱霖回忆：1942年，“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看后得益匪浅。”（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提议该院根据他在《矛盾论》里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论述，作构思主题创作一个剧本。（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1944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构思中又得到了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说：该剧要写好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1946年2月，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随斯大林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两名苏联医生乘飞机回到延安后，一天下午，他去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问他：“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毛岸英回答说：“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毛泽东点点头，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的革命知识。”（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据毛泽东医疗组汤沛回忆：1954年，在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它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就成了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此后，我们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循序地阅读这些书，并努力将其中情节、背景、来龙去脉以及其意义弄清梦，并熟记之。开始，我们还分了工，若主席问有关《红楼梦》、《三国演义》的问题就由我回答，若问《水浒传》、《西游记》的问题由小吴回答。否则，回答不出，除弄得脸红外，还很丢面子的。主席看出我们的心情，每次都诱导式地和我们一起讨论，一块儿说笑，很是轻松，事情并不像我们考虑的那么紧张。（汤沛：《建国初期的毛泽东》，《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9期。）
§§§第二节高度评价与经常运用《水浒传》
《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神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数职业行当。
毛泽东读《水浒传》，开始也是出自审美的情趣，即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精致的杀打文字作欣赏的。如少年放牛时，他就学武松打虎。但他此后却没有停滞下来，像常人那样把《水浒传》仅视为一种艺术文化，而是很快转入对它的实用价值的评估。他重视《水浒传》所执持的农民气息和大众文化。在风雨如晦的文化启蒙时期，他就提出要“学梁山泊好汉”。
毛泽东喜读《水浒传》，也许这也表示他对旧社会、旧世界黑暗和沉沦的愤懑与不平。“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在他脑海里不时浮现，所以后来他神往过去，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
《水浒传》是以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在梁山上聚义、高举“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书。因为强化“造反有理”，明清以来官府多有把它视为“诲盗”之作、列为“查禁”的。却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写绿林好汉。“盗贼本王臣”，是因为奸佞当道，无可奈何，才落草为寇的。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农民战争在史界的拔高和走红，它也被升值为“歌颂农民英雄”的好书，还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唯一的一部歌颂穷苦农民的文学小说，也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文章合为时而作，诸说不一。但当今学界较多于倾斜此说：《水浒传》梁山群英，极大多数人员的阶级成分和阶级行为，都很难说是纯洁的贫下中农和雇工。
对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有卓荦之见。当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神往当年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可见，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歌颂农民英雄”的文字问世的，而且竟能让它不胫而走，占领文化市场，传世传代。毛泽东很早就对《水浒传》有科学的独立见解。
早在青少年时候，毛泽东就站在极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他和革命同志们以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水浒传》里的若干文化内涵，所反映的一种阶级社会基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对立，朴素的唯物辩证主义和造反的喜剧和悲剧，就必然为他所青睐，发生共鸣，以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得以在工作和学习中运用。《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他教育人们、沟通人际语言情感交流的一种运载工具。古今以来，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广泛运用，恰到好处。他阅读《水浒传》的收获和认识，早已超越于文学命题，而升华为对社会学、政治学，而蕴含形象思维的研究，由此作文化选择，评判、界定《水浒传》持有的正负价值取向。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25页。）
“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900人发动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最后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则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18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同时，在黄河以北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
“黄巾”。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张角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李密、窦建德”，公元7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王仙芝、黄巢”，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败死后，黄巢被推为领袖，后攻进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大齐皇帝。
“宋江”，北宋末年人，宣和元年（1119）结36人聚众起事，在山东、河南、江苏三角地带活动。史传称：“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初，为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二月，南下攻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在沭阳为县尉王师心败，又攻海州，中知州张叔夜伏，遂投降。方腊在浙江失败后，又起兵，为折可存所镇压。另说是宋江投降后并未参与镇压方腊，也有说宋江并未受招安。有关宋江事迹，散见《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王禹偁）、《十朝纲要》（李塡）。但也有认为：（一）《水浒》里的宋江，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里的宋江，是名字相同而毫不相关的两个人；（二）宋江史无其人，他是源自平话小说，再由平话小说切入元末人所修的《宋史》的。
方腊（？一1121），北宋末浙江农民起义领袖。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宣和二年（1120）聚义起义，占杭州、歙州等7州48县。翌年失败。
朱元璋（1328—1398），元末红巾军将领，后在集庆（今江苏南京）建立明王朝。明洪武元年（1368），分军北伐，推翻元朝统治。
毛泽东晚年还特别注意了《水浒传》的后20回，那就是宋江等受招安，征辽打方腊。这是梁山群雄的历史必然。在封建社会的民间造反，即落草为寇，或农民起义，不是蜕变、被消灭，就是投降。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保护革命胜利成果。他曾经推荐大家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的《永昌演义》，“以为将来之用”。在进入北平（北京）前后，他还多次提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教导人们跳出李自成失败的怪圈。因而，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和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就成为他晚年所注意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多次就《水浒传》最后20回发表评论，即宋江投降了，去打方腊。它就是1975年所说的关于《水浒传》的评论。这是他在晚年继续读《水浒传》，崇尚斗争的理念，而极不满宋江搞投降的一个心理基调。
毛泽东善于应用《水浒传》故事，以至旁及元明《水浒》杂剧，如李开先的《宝剑记》；且在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插入，其熟悉力度，甚至还将其中俗语，恰如其分地运用于诗词创作领域，如“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冻死苍蝇未足奇”和“捉鳖”、“风流人物”等。古今中国还罕有诗人能像他那样，借用小说文字，拓宽了诗界。
1、高度评价《水浒传》
1917年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长沙市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小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但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学梁山泊好汉”，见《水浒传》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等多处。
1937年，毛泽东曾以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为例，来说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13页。）
“三打祝家庄”，见《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至第五十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在由第七条中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讲到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讲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时，他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因为欣赏《水浒传》，古为今用，并指示党的文艺宣传部门把它的其中情节改编为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