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设想我无处不在。
我出生那年或许是1898。它应该是个秋天。
武昌的蛇山上，立着警钟楼和奥略楼。秋阳斜照中，它们形影相吊，兀地给人一番孤寂和清冷。四周的树叶开始黄了，零落地飘在武昌的城墙边。城下江边泊着几只木桅船。恍然间，能听到水拍堤岸的涛声。
我想我的父亲应该住在这老城的墙根下。那壁上的墙砖凸凹不平，是风雨岁月留下的沧桑痕迹。一排板皮屋搭在这老墙边上。铺着黑瓦的屋檐边长年长着杂草，此一刻，草也已经枯黄了。那中间的一户，就住着我家。
这一天，我父亲早早就收挑子回屋。一进门便坐在小凳上哇哇地大哭。哭得左邻赵裁缝接连裁坏了两块衣料，而右邻的吴麻子却在他家屋门口不停地摔砸咸菜罐。因为下午，父亲像以前一样到小朝街的街角给人剃头，常去光顾他剃头挑子的一位长衫先生眼睛红肿，父亲给他刮胡须时不由问他怎么了，他说，北京的戊戌变法失败了，那些变法的君子在菜市口被砍了头。
父亲虽只是一个剃头匠，可是他像隔壁的赵裁缝和开咸菜铺的吴麻子一样，不喜欢清政府。他们三个总是坐在一起叹息，日子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但到底应该怎么过，他们却都不知道。父亲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他的两个邻居，一边说他便一边哭了开来。父亲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他胆小怕事，常常只会用号啕大哭来发泄自己的痛苦。
便是这时候，我出世了。我的哭声洪亮而清脆，立即压住了父亲的号啕。接生婆欣喜地告诉父亲，是个儿子！是个儿子！父亲依然在哭，但声音却渐小渐停。终于，他抹了一把脸说，又来一个受累的小民，他日后想必也没好日子过。
我想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我叫民。
我并不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宁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
在我一天天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所有的事都是大事，这些事仿佛天天都在惊扰着我们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那些手持大刀长矛、嘴里念着咒语的人们，竟然无畏地向洋人进攻，他们的举动，吓得连皇帝都忙不迭外出逃难。然后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烈火熊熊中，石块下坠成为人们熟悉的场景，从此世界上最美的花园和宫殿在火光中变成了废墟。还是这一年，在我居住的武昌城里，一支名为自力军的起义队伍惨遭失败，领头的唐才常被杀死在我常去玩耍的紫阳湖畔。临死前，他大声念道：“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他这一句豪言，把无数人冷下去的血又燃烧成热的。接下来，令人切齿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卖国的事开始了，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热情澎湃的革命者孙中山则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从一幢日式两层楼榻榻米的房内传出，自此，中国人仿佛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只是，这个充满理想的人，虽用自己理想的光芒照亮了中国，但在南方领导的一场又一场革命和起义中，失败了又失败，直到全部以失败告终。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事后听人讲述，而在当年我却全然懵懂无知，根本不知这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尽管生活困顿，父亲和母亲为此常在家唉声叹气，我却依然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度过童年。我饿了就吃，饱了就睡，闲了就去长江边戏水，像鱼一样自在；没事也跑上武昌城楼，沿着墙边恣意奔跑，幻想自己能像鸟一样飞翔。阳光照耀着我的欢乐，那是童年岁月不知痛苦、不解忧愁的欢乐。
二
在这座古老的武昌城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行踪诡秘的人。他们常常严肃着面孔，眉眼之间暗藏着些许神秘。他们穿行在表情麻木的路人中，脚步匆匆，见了面，便说一些奇怪的话。
我和邻居吴麻子的小儿子吴四贵常去花园山扔石子玩。花园山上有一幢很大的洋房，房主叫孙茂森。听说那洋房租给一个叫李廉方的人当寓所。这房子比我家和吴四贵家加起来还要大。那李廉方留学日本回来，想必是有点钱的。这间寓所时常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围坐在一起说话，那些话十分让人费解。有时他们还有人手上拿着书低声读着。常去的一个大叔，面孔严肃，每当他说话时，大家都很注意听。有一天，我和吴四贵又看到这位大叔走进孙家花园。见我们正在门前玩耍，大叔便朝着我和吴四贵笑了一笑。吴四贵说这大叔跟他家是同一个村的，也姓吴。他爸爸认识的，他叫吴禄贞，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我问吴四贵：“是什么样的大本事呢？”吴四贵说：“不知道哩。”我说：“他会飞刀还是会翻跟斗？”吴四贵挠挠头，还是说不知道。吴四贵是我一打开眼睛就认识的人，他比我大二十天，但他却是个笨人。
我和吴四贵忍不住趴在窗上探看，想看这位吴大叔在里面显摆什么大本事。屋子里有好几个人，有两人在看书，看时还在书上指指点点。这些书其实是些小册子，我和吴四贵都太小，不识字，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长大后我至少晓得了其中的两本，一本叫《警示钟》，一本叫《猛回头》。吴禄贞不停地跟人说话，隔着窗缝，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我们要以最好的同志，投入到军中当兵。要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的恶感情绪，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人。”
这都是什么话？谁又能听得懂呢？
他还在说着，而我却不想听了。反正我没看出他有什么本事。吴四贵说：“听，是我们老家的口音吧？”我忍不住推了吴四贵一掌，说：“你吹什么牛啊！”吴四贵趴在窗台上，没设防，被我这一掌推过，便从窗台滑下，摔了个屁股墩。他恼怒了，将手上的石子瞄准我的脑袋扔了过来。我扭头一避，石子砸在窗的玻璃上。我听到哗啦的一声响，知道事情不妙，便朝着吴四贵喊了一声：“快跑！”吴四贵吓得忙爬起来，跟在我身后。我们拼命跑，一直跑到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发现没有人追来，这才敢喘气。
嘉诺撒修女礼拜堂就在昙华林。这一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洋人也多。花园洋房高低错落着，朝山上看去，鲜花开得一层一层。那里的洋人喜欢穿着短短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我父亲对这样的头很不以为然，他说油光光有什么用，夏天就数他们的头臭。我觉得父亲的话没道理。像父亲，还有隔壁赵裁缝和开咸菜店的吴麻子，脑袋上拴着根大辫子，虽然前面光着的头天天擦洗，可是那根辫子呢？几个月难得洗一回，更加臭烘烘的。夜晚睡觉，我最怕闻的就是父亲头上的味道。
昙华林的街路铺着青石板，尤其下了雨，那石板便会放射出一层暗光。穿西装的人们通常也穿着皮鞋，于是他们走在昙华林有光芒的石板路上经常会发出“哚哚哚”的声音，这声音里满是自信和豪气。我的父亲和吴四贵的父亲就算跳起来用大力跺脚都发不出那样的声音。吴四贵说他最喜欢皮鞋走路的响声，他将来一定要穿皮鞋。我也很想。回家跟父亲说起这话，父亲说：“你见到过穿皮鞋挑剃头担子的人吗？你见到过穿皮鞋开咸菜店的人吗？”
父亲是对的，我的确没有见到过。我把这话传给吴四贵听，他默不做声，神情有些沮丧。因为他也没见到过。这天我们俩在城墙上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最后，我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说：“我以后才不要像我爸一样挑担子剃头哩。”吴四贵的眼睛顿时亮了，他说：“我也是，我也不要开咸菜店。我要像吴禄贞大叔一样，到日本去留洋，要学大本事。”
但是，究竟什么是大本事，我们真的不知道。
离嘉诺撒礼拜堂不远，有所学校，叫文华中学，一些穿着洋服的哥哥姐姐们在那里上学读书。他们还在运动场玩球，男孩子穿着白色的球鞋，女孩子穿着裙子。他们欢笑着做游戏。我和吴四贵坐在运动场边呆看着，我们都希望自己长大也能来这里，不光是想像他们一样地玩耍，更想要读书。因为想要有大本事，必须识得字有学问才是。一个哥哥告诉我，他们文华中学的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也是有大本事的人，不光教他们读书，还会教他们唱歌。有一天，这位哥哥带着我和吴四贵去听歌。他们一遍遍地唱着，那支歌，我和吴四贵也都学会唱了。傍晚时，我们俩就坐在城墙边，放声地唱着：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探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
我们并不知这歌在说些什么，只知道唱起来浑身有劲。
有一天，一位先生叫了父亲去他那里，说是跟几个朋友刮胡子。这位先生跟父亲熟稔，就是曾经告诉父亲戊戌变法失败而惹得父亲大哭的人。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热烈地说话，父亲便在树下一个个替他们刮脸。一个壮实的男人正跟两个青年军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说‘抬营主义’？就是单靠我们起义，不可能成功。我们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才能保证起义成功。”
父亲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孙武，可并不理解他说的那些话。父亲不理解的事情有很多，但他却非常爱听那些他不理解的事。另一个人说：“我们去上海，那边的革命者们觉得我们是一群土包子，颇是看不起我们。”这个人父亲不认识。
孙武说：“这没关系。我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父亲认识的那位先生说：“暗杀全然是个人行为，就算成功了，虽然令人快意，却不足以撼动全局。它无法取得真正胜利。我们只有这样务实地参与到军队，有耐心地把军人都变成我们的人，才能最终成事。”
父亲终于弄清楚了，这些人是共进会的。他们想要做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到父亲想都不敢想的地步。他脑袋摇了好几天，天天对自己说，不敢想，不敢想。但他的心里却是万分激动。他对这个满人统领的世界早已无法忍耐了。
武昌城的冬天是很冷的。站在蛇山的奥略楼上，江上的风横吹过来，像针一样扎在脸上。我在慢慢长大，常常随着父亲在一些大人堆里钻进钻出。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奥略楼里见到了那些我一直觉得诡秘的人们。他们在开会。为首的大叔姓蒋。我问清了他的名字，他叫蒋翊武。其他大叔告诉我说，他们在这里成立文学社，这位蒋翊武大叔是他们文学社的社长。
对于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些奇怪的话。蒋翊武大叔站着对大家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也是我们文学社的纲领。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革命。”他挥动着手臂，很慷慨激昂的样子，其他的人也都慷慨激昂了起来，他们低声地交谈着，每个人的眼睛都放射着光芒。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我有些晕头涨脑，只有两个字在我的耳边回响着，那就是：革命！革命！
父亲说：“这里说的话，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大声说：“我知道！”我连吴四贵也不告诉。他家只他一个儿子，被他父亲吴麻子看管得胆小如鼠，天一黑就不敢出门。有一次我不小心说，站在奥略楼上，风好刺脸呀。吴四贵立即说：“你去奥略楼怎么不叫我？”“这是我的秘密。”我对他说。
三
1911年裹着冷风来到了。
有一天，城里的新军一队一队开出城门。我和吴四贵扛着棍子，跟在他们后面，学着他们走路。一个当官的走过来，一手拎着我们的一只耳朵，把我们赶到路边。
我问吴四贵：“为什么这么多军队都出城呢？”吴四贵说：“不晓得呀。”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学生哥哥说：“四川保路风潮越闹越凶，他们是要开拔到四川哩。”我又问：“什么保路风潮？”那个学生哥哥说：“说了你们也不懂。”我哼了他一鼻子，心里说，我不懂？我还知道革命哩，你懂吗？但我没说。因为父亲说过，这些话如果说出来会杀头的。
望着一列列的军队走远，我和吴四贵觉得有些扫兴。城里像是空了一点，好玩的事太少了。而且我们开始上学识字了。一想到要去见老师，我们俩都觉得好像去找死一样。雄楚楼的私塾先生是吴四贵的爸爸吴麻子找的。那个老古板常常把眼镜架在鼻子上，然后，之乎者也地教训我们。书没背出来要训，字写得不好要训，去晚了要训，走早了也要训。遇上他不高兴，鸦片没抽舒服，训完了还会拿着尺条打手心。原以为读书识字是像洋学堂的小孩那样有趣，却不料竟是如此的无聊和讨厌。逃学便成了我们每天要商量的事。
吴四贵说：“今天逃学吗？”我说：“难道你想挨板子？”吴四贵赶紧把手捏成拳头，说：“那逃吧。干脆跟新军一起逃到四川去，好不好？”这个胆小的人，居然说出这么胆大的话。可这是一句废话。我白了他一眼，说：“你发疯呀！”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有更多的目光在暗中追逐着这一队队的新军出城。这些目光随着新军的远去的背影越来越闪亮。
四
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武昌城内悄悄进行着。那些心藏秘密的人们，脚步匆匆地行走在长街上。没有人能认出来他们是谁。他们像所有的武昌人一样，貌不惊人，或长衫或短褂，显得随意而从容。有一些就像我父亲一样普通到路人都懒得多望他一眼。他们中一些人，有时会坐到父亲的剃头挑子前刮头修面，跟父亲说着一些最家常的话。前街杂货店的杨洪胜大叔就常来，父亲为他刮胡子，跟他诉说生活的艰难。他也说，说时还连连长叹。他的老婆入秋就要生孩子了。我父亲说，说不定跟我家民的生日撞得上哩。杨大叔总是很忙。我听父亲和赵裁缝议论说，他不过开家小店，怎么会这么忙呢？
从夏天到秋天，武昌城里的秘密像竹笋子遇到春雨，顶着土和石头，努力地生长，又像蚂蚁一样，四处爬行，爬得土壤松软。即令无雨，相信竹笋也能遍地拔节而出。
1911年9月14日，这些秘密快要露头了。
在雄楚楼10号刘公的住宅里，我们开始知道那些秘密人的名字，孙武、刘复基、刘公、居正、杨玉如等等，这些秘密人物的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走到了一起。他们曾经一直争吵不休，每一方都想做大厦中最主要的那根栋梁。现在他们决定放下一切派别之争，团结起来，联手干一件惊天的大事：他们要起义！他们要推翻清朝！
这真是比天还大的事！这样的事但凡人知，便会人头落地，满城人死。所以父亲连想一想都会浑身打战。而他们却准备付诸行动了。
这天文学社长蒋翊武人在外地，替代他的是刘复基。虽然没多少人，孙武还是作了报告。孙武说南方数次起义，都失败了，血流成河。现在，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并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原先总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湖北地为冲要，是生路也是死路。
人们都同意他之所说。替代蒋翊武的刘复基亦说了话。刘复基说现在正是生死关头，一旦起事，共进会和文学社必须通力合作。所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些提法，都要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与清王朝拼一死活。不然，大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