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婆婆把怨气，都撒到楼道的红蓝管线上啦！她发现管子摸上去有点软，像是包了一层泡沫，便从针线匣里翻出锥子，纳鞋底似的扎着管子，嘟囔着：“我让你吓跑花花，扎死你个坏东西！”锥尖穿透泡沫，杵着金属管，一次次被碰回头来，春婆婆就收了锥子，拿出锤子，敲了它几下。锥子锤子使过，她认为已经对管线做了惩罚，原谅它了。
吃豆子喝烧酒，时不时干点小坏事，春婆婆这些嗜好，玉门街一带的老住户都晓得。她说了，人生有意思的时候少，得给自己找乐子，所以从年轻的时候起，她就是个促狭鬼。
春婆婆十七岁成亲的那天，由于迎亲的马队在路上遇到了暴风雪，未能如期赶到，而典礼不能推迟，娘家人只好将闺房做洞房，临时抓了只大公鸡，替代新郎和她拜天地。若是别的新娘遇见这事，会哭丧着脸，可春婆婆不。她抱着大公鸡咯咯乐，因为它的屁股对着她的胸，一撅一撅的。她想新郎官一直想摸却没敢摸的地方，竟让大公鸡给摸了，为他叫屈。典礼结束，春婆婆对主婚人说，大公鸡晚上不能跟她住，它一打鸣，她就得跟着早起，而她起大早梳妆累着了，想睡个懒觉。在场的人，没有不笑的。人们都羡慕那个被阻隔在风雪中的新郎，想着跟这样的姑娘过日子，冷日子会是暖的，苦日子也是甜的。也就是从这天起，春婆婆几乎不碰鸡肉了，感觉吃鸡，就是吃她男人。
春婆婆是小姑娘的时候，哈尔滨满大街的俄国人，他们夏天喜欢躺在松花江的沙滩上晒太阳。她知道他们爱花，稍有空闲，就在草甸子采了各色野花，配上柳枝，一把把捆上，插在盛着凉水的铁桶里去卖花。每卖一束，她都要悄悄打开铁桶旁的一个小铁皮罐，摸一条捉来的毛毛虫，悄悄投到花束里。往往是拿着花的人刚走开，突然间“啊——啊——”大叫起来，将鲜花丢到地上。春婆婆这么干，无非是因为听不懂叽里咕噜的洋话，心生气闷。而洋人“啊——啊——”的惊叫声，她却听得懂。
春婆婆做这些小坏事时，心底是愉悦的。在生活中，她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葬礼的气氛。她参加的葬礼，都因她的捣鬼，冲淡了死亡带给人的阴影。比如一个老太死了，春婆婆掖在怀里一朵红色绒球花，在遗体告别时，将绒球花抽出，别在老太花白的鬓角上。说是人一死就又回到青年时代了，若是不戴朵花，上路后不吸引男人，那就吃亏了。她的论调把死者的子孙都逗笑了。再比如刘蓝袍的男人死时，她前去送别，带了一把油壶，放到那男人灵前，说：“俺知道老天为啥叫你去了，它相中了你这一身肥肉啊。天到了晚上时，也不是夜夜有月亮，它黑了也憋屈呀。咋办呢？点灯吧。天那么大，得费多少灯油呀。灯油不够使，就把你招去炼油啦！你得答应俺，炼好了油给俺留一壶，想个法子捎回来，俺好省下电钱，多吃几回酒呀。”刘蓝袍当时正拍着大腿，哭自己命苦，说她和小巴夺无依无靠，没法活了。春婆婆的话，让她止了哭声。想着小巴夺他爸，若是被天给召去炼灯油了，也是他的造化呀。
霜是个干净物，它落脚之处，不是无人踩踏的屋檐，就是树间的落叶。它们很娇羞，最见不得太阳那张热辣的脸。春婆婆在晨光中一看到湿漉漉的落叶，就知道它这是被太阳强行吻过了，她会捡起一片叶子，怜惜地说：“要是俺金袍子上披的白纱，让人给扯碎了，也会哭哇。”秋风吹黄了树叶，它们真的像是穿着金袍子的姑娘呢。
春婆婆就是在霜降时节，生发了要给自家停暖的念头的。因为她每次回家，一看到楼道的红蓝管线，就像看到两个无赖，烦死了。她想，你让我不痛快，我就得算计算计你。她思谋着，自己住在中间，上下左右都有住户，家里没有冷山，楼道的管子又能散热，按照往年供暖的热度来推算，她就是停了热，家里也能有个十来度。而且，哈尔滨的冬天逐年变暖，烟火街曾经很红火的卖棉服的铺子，生生被这连绵的暖冬给弄黄摊儿了。冬天没个冬天样了，有什么怕的呢。再说了，她还有一台电热油灯取暖气，实在挺不住，有它救驾。还有呢，她每天一顿烧酒，等于给身体埋下了一团火炭。
一旦想明白停热可以省下两千多块取暖费，春婆婆就不后悔自己按下的手印了。她想今冬自己在嘴上亏不着了。秋林的酒心糖，老鼎丰的椒盐五仁月饼，奋斗副食的粉肠，马迭尔的小面包，她可以换着样吃了。
春婆婆曾经有一些积蓄的，但这些年来她吃在街上，再加上每年缴纳的包烧费、水电煤气等日常开销，她存折上的钱数，就像黎明前的星星一样，屈指可数了。她最大的财富，就是手中的这套住房。如果动迁，按现在的地价估算，少说也能获得六七十万的补偿。所以近些年来，与她隔阂甚深的浪荡儿子马胜，忽然对她热情起来。除了自觉支付赡养费，每年肯给她千八百的零用钱。春婆婆明白，他这是想以小投入，换取遗产继承权的大回报呢。马胜每次来，都要跟人打听玉门街什么时候拆迁。春婆婆知道他巴望自己早死，所以这个已经七十多岁的儿子一来，她故作委靡，佝偻着腰，喘粗气，说胡话，做出手脚不利落的样子，打翻茶碗或是水杯，让他觉得自己快进焚尸炉了。可是马胜一离开，她就直起腰，哼小曲，步履轻快地离开家，到黄鸡白酒吃酒去了。
二 梅园
二十年前吧，哈尔滨的市民，秋冬交接时，有一项绕不过去的活儿：糊窗缝。而近些年来，新兴的建筑一水是铝合金和塑钢的门窗，不需糊窗缝了。那些老宅的住户，为图方便和美观，不惜破费，纷纷革掉木窗的命。你只需在海城街走一遭，就明白为什么木窗要消失了。这条街上，居然有十几家门市，是做塑钢门窗生意的。不过，春婆婆不喜欢追逐那样的时髦。在她眼里，金属门窗冷冰冰的，只有骨头没有肉，它们把持家，没有温馨感；而木头门窗有血肉，不仅能吸纳阳光和月光，还能送来风的呼吸。更重要的，木窗可以刷油漆。你若是将蓝色窗格看腻烦了，就漆成乳黄的或是翠绿的吧。蓝格的窗，像是被蓝天映照着的一块块晶莹的水洼；乳黄的呢，宛如盛月亮的笸箩；绿色的，谁看了都会联想到一畦春韭。陈旧黯淡的屋子中镶嵌着一扇明媚的窗，就是拥有了一束永不凋零的花。春婆婆深知木窗的好处，对它难舍难弃，就得年年糊窗缝了。
哈尔滨的木窗，为了抵御寒流，都是双层的。五六十年代的木窗，不像七八十年代的留有气窗，窗子一糊死，一个冬天就不能开启了。也因此，糊窗缝一定要在晴朗的日子，不然二层玻璃间积存了湿气，冬天容易上霜。一般来说，窗缝糊在外侧，保暖效果才好。若糊在里侧，窗纸一旦被融化的霜花洇湿，易破损和脱落。可是只有住平房的人，才方便将窗缝糊在外侧。
春婆婆刚搬到这儿时，见二楼的窗子离地面也就四米来高，便请木匠打了个梯子，攀着它糊窗缝。反正她那时灵巧，有力气，肩上搭着用报纸裁成的一条条窗纸，提着糨糊上上下下，跟玩似的。这梯子平素戳在西山墙，邻居们晒干菜或刷墙需要时，就把它当短工吆喝到家，使唤完了再放回去。木梯跟人一样，也会老朽，十几年过去，风雨将它侵蚀糟烂了，春婆婆便将它送与住平房的人家，劈了烧火。从此后，她只能在里侧糊窗缝了。糊窗缝对她来说是件美好的事情，打糨子，裁纸，捏几支蜡花，插在两层窗中央的锯末子上，那里也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梅园。为什么要在两层窗之间填充锯末子呢？因为窗根的缝隙大，风易入侵，锯末子能堵严缝隙。不过近些年来，由于屋子暖，加之春天清理起来麻烦，春婆婆已经不填充锯末子了。
近些年来，春婆婆怕爬高有闪失，再摔个半死不活的，都是请计时工来糊窗缝。年轻人很少有会做这活儿的了，所以来的人，年龄都偏大。她们干活不利落不说，还多嘴多舌。她们鄙夷木窗，把钢窗夸得天花乱坠。春婆婆听了，气哼哼地教训她们：“木窗有血脉，钢窗有吗？住在不过血脉的屋子里，能活长吗！”
因为做了停热的打算，春婆婆想今冬糊窗缝时，两层窗格间得放锯末子啦。她记得烟火街卖活鸡的郑二楞，为垫鸡舍，从一家建筑工地拉来了几袋锯末子，估计还有剩余，便找出一只塑料编织袋，打算朝他要点。家里三个窗户，厨房的连着阳台，只是半米见方的一扇小窗，没必要填充，另两个屋子的窗，估摸半袋锯末子就够了。
郑二楞是个红脸汉子，即便他没喝酒，也给人喝了的感觉。他四十多岁，高个子，手大脚大，得穿特制的鞋子。他有个毛病，只要站在街上，不出半个钟头，就会不由自主地淌眼泪。黄鸡白酒的店主冯喜来见了，爱打趣他，说他应该去殡仪馆帮人哭丧，这营生走俏，不用投入本钱，只要哭得好，一天下来少说也赚个三头二百的。郑二楞一听冯喜来这么说，就会气得直瞪眼：“我有爹娘，我哭别人家的，万一把眼泪哭干了，等我爹娘走的那天哭不出来，不是大不孝吗！”冯喜来说：“到时你有了钱，也雇哭丧的帮你哭呀！如今这世道，只要你舍得钱，孝子贤孙遍地爬！”郑二楞使劲摇着头说，帮人哭丧就是一天挣八百他也不干，你想想吧，一个大男人在火葬场哭一天，晚上回家什么心情？吃肉喝酒有滋味吗？抱着老婆还能腿不软吗？不能！他可不想为了钱，毁了小咸菜的幸福。
小咸菜是郑二楞的老婆，瓜子脸，娥眉，凤眼，微微上翘的嘴唇。她本来模样不差，可是因为胃肠不好，一天到晚地嗳气，面色青黄，再加上老爱鸵鸟似的弓着背，使她减去了几分姿色。郑二楞当初进城，她死活不干，说是哈尔滨车多，满街的汽油味，她闻了想吐，吃不下饭。但郑二楞坚持进城，她也只好跟来了。她没别的手艺，小咸菜做得地道，于是郑二楞在出租屋外卖活鸡，她在屋里卖小咸菜。那些以中式早餐为主的人家，稀粥、油条和小咸菜，是必不可少的三样。她自制的小咸菜，鲜香可口，广受欢迎，烟火街的人都叫她“小咸菜”。郑二楞进城后落下了流泪的毛病，小咸菜呢，她是鼻腔干燥。所以谁一说哈尔滨好，她就撇嘴：“好什么好？二楞毁了眼睛，俺毁了鼻子！五官有两官不灵了，别的再出岔子，俺们就得化成灰，给苞米当肥料啦！”
郑二楞和小咸菜在阿城乡下时，最喜欢种玉米了，他们也是因为玉米才进城的。有一年夏天，郑二楞听说哈尔滨的烤玉米生意好做，便掰了玉米，备上木炭和铁皮炉，开着农用三轮车，来哈尔滨碰运气。郑二楞将炭炉，支在了复兴街和西大直街交汇的地方。这里是交通要冲，人流多不说，身后的铁路文化宫，也就是早年俄国人兴建的中东铁路俱乐部，靠着舞厅和影院，依然吸引着市民。影迷们进剧场前，习惯买点小零食，瓜子、爆米花、虾条等。突然一天，路口有卖烤玉米的了，他们便奔这新鲜物来了。郑二楞早晨八点多摆摊，下午四点来钟，两百多穗玉米就卖光了。他估算了一下，除去玉米的本钱和三轮车的柴油费，轻松赚了七八十块。他想，谁说在城里不好生活？哈尔滨就是个容易赚钱的地方嘛。郑二楞一高兴，买了张票，犒劳自己看电影。他一进去就迷恋上了影院的气氛，那红丝绒包裹的座椅，那演绎着人生喜乐的大银幕，那动人的宛如在崇山峻岭间回旋的音乐，让他如坐云端，无比逍遥。也就是这一刻，他升起了一股野心：一定要进城，过上这样的日子！他想玉米是季节性食物，不能长久卖，而鸡是四季餐桌上不败的花朵，于是在烟火街租了间门市房，做起活鸡买卖。别看这房子只有十七八平方米，但因为有地下室，等于衰草丛中藏了条貂尾，拥有了招财进宝的通道。郑二楞将地下室改造成鸡舍，将屋子用胶合板间壁起来，里侧住人，外侧做酱菜铺子，开始了新生活。郑二楞卖的鸡，多是从农村收购来的土鸡，肉质鲜美，广受欢迎，十几年下来，他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虽比不起阔佬们，但比在阿城种玉米的农人，要富裕多了。由于见天地杀鸡，他穿得油渍麻花的。烟火街的老住户，若是看到郑二楞穿得干净利落地朝大直街方向走，就知道他这是去铁路文化宫了，他还保留着每周看一场电影的习惯。
最开始做活鸡生意时，郑二楞是自己收购。每隔十天半月的，他开着三轮车回乡一趟，看看父母和一双儿女，载回上百只鸡，关进地下室，卖完一批，再回去上。后来他做得名气大了，就有农人主动联系他，把土鸡送上门来。他们在城里打拼，一双儿女就扔给乡下的父母了。男孩子争气，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女孩则不省心，逃课，早恋，贪玩，撒谎，爱虚荣，初中没毕业就回家了，农活和家务一样不做，只知道吃喝玩乐。她一旦缺钱了，就来哈尔滨找父母，他们要是不给，她就站在烟火街哭闹，说他们只图自己享福，不管儿女死活。郑二楞怕人笑话，只好乖乖掏腰包。那女孩瘦瘦小小的，由于日夜泡在网上，再加上一天两包香烟，看上去像个痨病鬼，黑眼圈，皮肤粗糙，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女孩的水灵劲儿。她每回来，小咸菜都如临大敌，稍不称她意，她就会打翻铺子里盛酱菜的坛坛罐罐。郑二楞最看不得她的爆炸头，在他眼里那就是个鸡窝。也许知道自己气色昏暗吧，她在头发上挑起一波又一波的色彩浪潮。忽而染成金色，忽而又是红色，忽而又是红蓝相间的。气得郑二楞跟小咸菜说，好吗，她老子卖鸡，她就把自己打扮成鸡样了！小咸菜管束不了她，只能叹气。她觉得对不起女儿，不该在她需要母亲的年龄，把她推给爷爷奶奶。所以她抱怨哈尔滨害了她的鼻子和二楞的眼睛时，还要加一句：把俺家二嫚也坑了！
天凉了，又没生意做，郑二楞抄着袖子倚着店铺的砖墙，眯缝着眼，百无聊赖地看着街景。他旁边一米见方的铁丝笼里，圈着几只花花绿绿的鸡。它们看着笼外青砖地上黏结着的、混合着污血的肮脏的鸡毛，便知小命难保，缩着脖子，瑟瑟发抖。郑二楞卖完一笼，再从地下室捉几只填上。
郑二楞选鸡，跟选妃子似的，很在意外观。那些体态矫健、羽毛浓密、色彩艳丽的鸡，最中他意。小咸菜不止一次骂他蠢，说是卖鸡应该挑肥的，压秤，能多赚点。郑二楞龇着牙，说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这样的鸡才有赚头呢，不过他不说其中的玄机。倒是黄鸡白酒的冯喜来看出了奥秘，他知道郑二楞收购土鸡，不论斤，论的是肥瘦，而卖的时候呢，论的是斤。也就是说，羽毛越厚，越划得来，因为多一两羽毛，就多得两三块钱。他收购来的，多是羽毛丰满、便宜至极的瘦鸡！当冯喜来戳穿郑二楞的把戏时，他梗着脖子辩解：“秃头秃屁股的鸡，都是病秧子！谁得意！”虽然嘴硬，他卖给冯喜来土鸡时，会少要一两块钱。
春婆婆见着那些缩成一团的鸡，叫了声：“可怜见的——”然后抖着编织袋对郑二楞说：“垫鸡窝剩锯末子了吧？跟俺点，今冬溜窗缝使。”东北人习惯把“糊窗缝”说成“溜窗缝”，这个“溜”字，不仅形象，念起来也更上口。
“嗬，春婆婆，您住的那小楼，冬天那么热，我老见你们敞阳台放热气，还用锯末子封窗？”郑二楞使劲眨巴着泪汪汪的眼睛。
“不舍得给俺是不是？”春婆婆故意“哼”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