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起义后创建的湖北军政府，彰显共和政权的雏型，引发了全国各省响应。
这次起义刚过20天，1911年11月1日，平息不了起义军武装力量的清廷，十分无奈地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哭丧着脸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3日，袁世凯带着他的姨太太和儿女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久违了三年的北京城，以其往日办事的果断迅速，仅过了三天，到11月16日，就组成了新的内阁。
成员有：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
除去这些，还又任命了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为各部副臣。
军队似乎还是原来的那些军队，特别是诸如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冯国璋等，原本在荫昌的指挥下似乎不那么能打，到1911年11月1日这天，上谕电文到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等总协大臣，以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全部上奏辞职。
当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再次又回到了袁世凯手上之后，北洋军阀突然变得很能打了。
好在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党人的举义、对于大清王朝，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经过冷静考虑后，袁世凯对谋臣杨度、王锡彤说：“总结以往的经验，这一次，我不能虐视革命党，不能完全按照清廷的‘懵然主剿’的策略去做。”
“总理大臣想怎么做呢？”
“剿抚兼施。”
面对谋臣们的困惑，袁世凯做了必要的解释：“我认为，国家要富强，还是必然要改良才行。所以，革命党提出的一些主张，是对的，必须去做一做。只是，大清王朝几百年了，不容易，不能说消灭就消灭了，我们得让大清王朝也保存下来，但大权得由我们来掌控。”
这能做得到吗！大家都很担心。袁世凯自信地笑了：“只要把两方面的力量都利用的恰到好处，还又能争取到外人的帮助，就能做成这件事。”
接着，袁世凯又为自己的做法辩解道：“其实，我并不想掌控大权，来操这份心事。主要是现在的皇帝太无能力，而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又必须进行改良。我袁某人不掌控军国大权，这事办不到。办不到，国家就总是落后，革命党就总是要造反，天下就只能继续乱下去。这无论是对大清王朝、对革命党、对所有国人，都没有好处。”
袁世凯的主张，很快赢得了谋臣们的一致赞同。可当大家都同意对革命军去“抚”的时候，袁世凯却又摇起头来。
他认为，此时革命军士气旺盛，如提出议和，缺少筹码，定会吃闭门羹。这样一来，以后的事情就更加难办。为今之计，惟有打几个漂亮仗，最好是把汉阳攻下来，杀杀革命军的锐气，就一定可以逼黎元洪坐到谈判桌前来。
同时，狠狠地敲打敲打革命军，自己对清王朝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们也才有个冠冕堂皇的交待。袁世凯把这一切都想好，下令冯国璋对汉阳发起进攻。
革命军开始吃败仗，然后是节节败退，武汉三镇，很快被袁世凯北洋军攻下两镇。原本势如破竹的局面倒了过来，革命军眼看就要抵挡不住。
可就在这时候，袁世凯却命令大获全胜的冯国璋陈兵江北，做出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的架式，同时命令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讲和。
作为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同乡和朋友的刘承恩，在此之前已经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希望和平了结纷争，早早息兵了事。或许因为黎元洪那时还以为革命军能一举打垮朝廷军队，也就一直没有给刘承恩回信。这时情况虽然有了变化，但黎元洪一时转不过弯来，还是没有回信。
袁世凯知道情况以后，笑了笑便亲自写了封信给黎元洪，表达自己的心意。
这时候，无论是黎元洪还是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心里都已经非常清楚，革命军怎么也打不不赢袁世凯的北洋军，如果硬着头皮再打下去，只会丢掉武昌，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
于是，在与袁世凯和谈这一个问题上，革命党内部逐渐趋向统一。大家一致决定由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世凯提出的停战条款。
1911年11月30日，袁世凯再一次派他的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跨过长江，与黎元洪谈判。就在这一天，全国各起义省市的代表，纷纷由上海来到武汉。
当时的武昌，正处于袁世凯军队的围困之中，与会代表只能把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作为会场，来召开第一次会议，结果一致同意与袁世凯议和。
会前，心向袁世凯的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义军，才能举行会议。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各省代表在会前议决：一致同意以黎元洪的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使得黎元洪能够以大都督的名义，来与袁世凯谈判，执行中央政务。
这时候，袁世凯的“剿抚兼施”策略虽已见效，南方革命军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不断受挫，但就全国而言，革命的浪潮，却如江河决堤，在迅猛向前。独立省份的还在增多，而清朝海军的倒戈，陆军的军心也有所冲击，再加上原来的立宪派和各列强罢兵息战的强烈要求，这些都使袁世凯有所顾及。
袁世凯是个极实际的人，面对动荡未知数太多的形势，他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言抚进而言和”。
既然共和不仅是革命党的原则主张，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愿，而君宪之路又难以行得通，我若还死抱清王朝，无疑是自寻末路。自古俊杰当识实务，我现在应该认真地考虑考虑，该如何接受共和这个问题。
袁世凯这么考虑着，准备放弃清朝接受共和。到了11月底，他派儿子袁克定，密遣故旧朱芾煌出使武昌，表明自己可以“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前提条件是：大家都举荐他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
为了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到12月17日，袁世凯将前线的冯国璋调回京城，改派段祺瑞接任冯国璋的第一军统职务。因为袁世凯知道：要论打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但若论参与如此复杂的谈判，冯国璋却远不如段祺瑞。
事情果然如袁世凯之所料，段祺瑞接替冯国璋后，“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段祺瑞统领的第一军，从上到下，全体一致呼吁：主张共和，推袁世凯为大总统。
到12月20日，在袁氏父子的授意安排下，廖少游代表北方与黄兴所委任的南方代表正式签订了和议密约。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举袁为大总统”。
思维慎密的袁世凯，在与革命党的一系列谈判的同时，还不断地派人与原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进行联系。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原立宪派人士，对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故此一点也不去冷落他们，而是尽可能尊重他们，以获取更多方面的支持。
就在这时候，孙中山从海外归来，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起义领袖聚集上海，选出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这事，使得一直对革命党怀有戒心的袁世凯心头一紧，对南方的承诺更加不放心，开始又耍起已经用得很娴熟的两面派做法。
袁世凯一面宣布他亲自授权的唐绍仪是“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自己概不认账；一面责难南方，“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授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电请内阁，“主张维持君宪，极端反对共和……若以少数意见采用政体，必誓死抵抗。”
袁世凯突然如此，南方政府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袁世凯违信弃义，强调：“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
指责声中，临危受命的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就眼前革命军的实力，是根本没有能力来抵抗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阀的打击。
因此，孙中山一面下令积极备战，准备北伐；一面又真诚地向袁世凯解释，说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只要袁世凯逼使清帝退位，结束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自己就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南方对共和问题的反响激烈，大有不达共和，宁为玉碎之态；同时，南方对总统问题又一致保证，包括连已做了临时总统的孙中山也庄重承诺。面对如此情况，袁世凯还是有些犹豫。
可就在这时候——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车刚到东华门丁字街，轰的一声突然爆炸。所幸袁世凯临行前换车，只炸死了他的卫队长及卫士十人。
遭此番一险，袁世凯更明白了革命党共和的决心，于是加快了逼宫步骤。
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在举国一致反对声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的威逼下，隆裕太后只好接受袁世凯给出的优待条件，宣告皇帝退位。
清朝对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从此终止。
随即，袁世凯向全国公开宣布：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正式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南方的革命党没有食言，结果在南北的一致推举下，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当上了中国临时大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