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劫盗张海将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揣度不能抵御，便让军中富民拿出金帛牛酒迎接犒劳他们，以此让那些劫盗离开。这事情一传开来，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欲诛晁仲约。
范仲淹上奏道：如果一个郡县兵械足以迎战或防守，却遇到敌人不加以防御，反而犒劳贿赂他们，按法律理当必杀。但现在高邮无兵为械，况且小民之情，愿意拿出一些财物而免于杀掠，就是拿财消灾，他们心愿已足。现在若杀了高邮知军晁仲约，这不是法律的本意啊！宋仁宗于是不再追问。
下朝后，富弼恼怒说：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
范仲淹私下里告富弼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这是盛德之事，奈何想轻易破坏呢？况且今日你和我在这里，而朝廷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个？如果让皇上今日轻易就杀掉晁仲约，明日就可能又杀另外的人，这样一来，皇上以后杀人杀得手滑了，到时只怕我辈性命也未可保啊。
富弼当时还不以为然。等到后来二人出京安抚边境，富弼从河北返回，到了国门却被拦住不得进去，不知朝廷有何意图，夜里犹疑彷徨，辗转反侧，不得安睡，此时才深有感触，不禁叹道：范仲淹真是圣人啊！
凡事没有绝对的成规，对事情都要灵活处理，就算是法律规定的事情，也不例外。因为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不是现时的局势；何况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全部按法律行事，也还是会造成一些不公正不公平之事。毕竟，法律不能包罗一切啊！
富弼议欲诛杀晁仲约，这没错，按晁仲约所做事情，在可杀可不杀之间。若就此杀掉晁仲约，以逐步健全法制观念，也是有利于国家；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隐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危机，甚至于直接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性命。正如范仲淹私下所说：日后皇上杀人手滑，只怕我等性命也未可保啊。且不说杀人可能上瘾，就是杀例一开，杀一不愁杀二，杀人一习惯便成自然之事，甚至有极端者“杀人如草芥”为属下的敢不谨慎再谨慎地预防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