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本健
（一）
今年，我87岁了。收到省图书馆征集《四川省图书馆百年馆庆纪念文集》文章的信函两件：一是要学术论文，我没有，现在也写不出来;二是要求写回忆录，回顾往事，向图书馆提几点希望和建议，这是我做得到的。
1953年初，我从北外毕业被分配到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一年后，陈昌浩率领谢唯真、林莉莉（林伯渠之女）和莎莎、纪涛等一批在莫斯科翻译马列著作的班子成员由苏联回国，与国内京沪哈三地俄专毕业的40人，以及原中央编译局的数十名翻译汇集一起，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师哲，副局长（三位）如陈昌浩、张仲实等皆为国内著名马列理论翻译家。
我被调入列宁著作室，翻译列宁全集多卷。从1953年到1961年9年里，参加翻译经典著作共10卷，计《斯大林全集》（第三版）第九卷、第十卷；《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一卷、第十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九卷（注：这五卷有译名），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二十九卷。这十部经典著作共翻译字数约120万字。按当时翻译室编制，每部著作经由室主任分配给2-3人翻译，译完后三人互校译文，互相修改，再送室主任定稿，全书定稿完，由中文馆员通读中文译稿，提出意见再送交局长级审定该卷三分之一译稿，认定合格后，局长签字送人民出版社印书（按当时编译局规定，凡在政治运动中有问题如定“右派”等的译者不得在书内署名）。此外，我还参加翻译下列著作：《论列宁》（克鲁普斯卡娅著），《苏共决议汇编》，《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中央编译局编著）等。这些非经典著作共译约80万字。当时，编译局为了准备力量翻译马恩著作，号召学习德语，利用业余时间，由李立三夫人教授。我报名学了一年德语，借助字典可阅读。
1958年反右，翻译干部不满百人的编译局，竟然抓出19位“右派”，远远超出百分之五的比例，因为它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多少就抓多少。我在大鸣大放中也很积极的，虽未划为右派，也被内定为极右分子。1959年肃反运动，我本来有空幼一段经历，再加之叔叔1953年由金门飞回浙江沿海，虽然我已及时报告组织，组织却怀疑他是遣返大陆的敌特分子，不相信他是热爱祖国的起义人员。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我的怀疑和审查。
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人随运动变，运动跟着风向转，花样繁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1958年大跃进，钢铁翻番，粮食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年刚过，1959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连天府之国四川也不能幸免，难道都江堰的龙王爷也不显灵了？1960年秋，我妹妹带着三岁的儿子从河南老家到北京，来我家讨吃食，谈到家乡老人和小孩饿死的惨状：尸横遍野，饿殍载道，令人潸然泪下。第二年秋，列宁室通知我和局里数人到中宣部蹲点的高碑店农村去，按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调查了解基层生产队干部是否都烂掉垮掉了!那几天，适巧眼皮不停跳动，直觉预感到有不祥之兆。不几天，通知我回编译局，干部科找我谈话说：“局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属正常调动，除中央直辖三市和新疆、云南之外，你可随意选择地方。”听后，我不假思索回答去四川，甚至未与妻子商量就决定了。及至晚上，妻子下班回家后才告诉她此决定。我说编译局已清洗过三次干部，和我一起由北外调来的八人只剩留一人，北京没什么好留恋的，中国地方大得很，抗战八年我都在成都度过，成都是天府之国，你去了就知道了。
（二）
1961年底，到成都中共四川省委报到，要求搞本行，去大学教书或仍操旧业翻译。两月后，省人事局通知，说川大外语系老师额满，无法安排，省图书馆要了多年外文干部没得到，看过你档案，你既懂俄文又懂英文，正合适！听话知音，基本定调没商量余地。此时脑子一片空白，耳内嗡嗡鸣叫。我已36岁，要彻底改行了！36岁正是干事业的关键时刻，半路出家从事图书行业，思想上怎么能接受呢？已经培养10年较熟练的翻译干部却弃之不用，这是人事干部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吗？不几天，我看到分配我工作的那个人事局干部竟是图书馆某主任的老公，我恍然大悟。省人事局说川大外语系人满无法安排，而图书馆凑巧缺少外文干部，二者的巧合或许以说明了中国人事关系的蹊跷！我的专业前途就这样夭折了。
来省图书馆一段时间后，看到馆员没精打采，工作松懈疲沓，一点生气也没有。心想，可能是没有吃食缺乏营养，饿得慌，人总得有点精神啊。再进一步观察领导层，似乎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工作无目标无要求，对馆员不培养，不教育，放任自流。把我分配到外文组后就无人过问我了。干什么工作呢，有困难吗？谁来检查监督？完全没有。同组同事老唐为人忠厚，南开大学历史专业毕业，英俄文都不错，做外文期刊采购工作。李延茂，是第一批派往苏联学法律的留学生，由北京高等法院调来。廖季威上了年纪，却是个“临时工”，曾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做过校级翻译官，日本投降后做过接收工作，资历颇深。以后，又认识一位留学欧洲毕业于牛津大学懂英、德、法3种语言的老教授张圣奘，他曾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多年，学识渊博。还结识了一位老干部，前四川广播电台台长沈以，因什么家庭问题被贬官调来图书馆。他们都很有学识，阅历颇深，能力很强，都是能独当一面担任工作的人才啊。为什么不发挥他们的专长，却叫他们做一般性的工作呢？我心里感到窝囊，就借题发挥，在会议上向领导提意见：以外文组为例，这么多各语种专业外文干部，为何不办个外语班，教授英俄德法日语，为社会培养人才呢？这个建议虽当时未被采纳，但现在回想起来仍有现实意义。
1962年，中共四川省委鉴于农业灾荒，在农村推行机电提灌。为配合此项工作，馆里派我和万奉玉与科情所联合搞图书情报展览，送书到基层，遂到内江、自贡、泸州、射洪和绵阳五地，与工农业技术专家以及天然气、化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直接接触，了解他们对科技资料的需求，能用原文阅读外文资料的具体状况。直到后来，向我们和科情所索取资料者寥寥无几。
图书馆的工作多属于被动性的，但也确实很少有主动为社会服务的表现。到1965年，接到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四清”工作团通知，要求文化局派一支分团到达县党校，学习“四清”政策。以后我被分配到达县亭子公社和万家公社，到农村搞过两期社教；第三期又随工业工作团到西昌邛海边一家砖瓦厂，又经历7个月“四清”运动锻炼。因而对基层，特别是山区非常了解，当地农村生活之艰苦，农民常年吃玉米红苕，只有逢年过节偶尔吃几顿白米饭；小孩在十冬腊月还穿单衣裤，光着脚丫鞋都没得穿，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到1966年6月我被通知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