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业而工业，由生产而贸易，由外需而内需。这些不同角度及方向的辐射与延伸，其主旋律及主基调都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虽然在1992之前，被称作市商品经济）。这是自西方18世纪以来即大范围普及的市场经济，第一次在中国真正、广泛及深入地落实。
理论上，市场经济除了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与效率能量外，也必然由于其“优胜劣汰”的运作逻辑，在生产及分配过程中形成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摩擦。具体的例子如：土地征收、强制拆迁、环保纠纷、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等等，不一而足。凡此矛盾的协调及化解，揭开法律体制的表层，内在均涉及到社会中不同多元利益群体间的互动，如：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与环保人士，与农民，与工人之间，均存在着巨大的有待通过协商与谈判才能化解的利益冲突。这就首先有赖一个社会改革，即正视并允许社会多元价值的存在，并尊重他们对其自身权益的关心与追求。在具体操作上，这就需要立法来保障一些为了确保其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如：农会、工会、消费者权益协会、妇女权益协会、环保组织等等。这一步，就是社会改革。
接下去，这些各自有不同诉求的团体、组织与代表，究竟该通过什么途径来传达他们的诉求，并争取及确保他们的利益呢？很清楚，这就需要一个平台或机制，让多元而不同的社会组织代表，有机会参与其中，通过辩论、游说与利益协商或交换，将各自关注的利益，极大化地体现在立法与政策的形成之中。不待说，这即是民主程序。而这样的民主程序，显然需要相关的政治改革才能实现。
所以，由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而政治改革，其实存在着十分紧密的一环扣一环的内在逻辑。于是，在中国走上市场经济改革近30年的此刻，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困扰，自然在方方面面，形成了对包括社会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愈来愈大的期待。
必须说，关于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中国领导高层是有充分深入认识的。胡锦涛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温家宝也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初，说得更明白：“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连毛泽东当年（1945）在与黄炎培对话中，都指出过：只有靠民主，才能打破中国盛衰循环的周期率。
既然如此，为何当前中国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一般高度的期待中，却显得明显滞后了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四个不足或困难。首先，必须承认，民主这个东西在中华悠久的文化中一向缺乏丰厚的底子与基础；其次，1980年代的政改并不很成功，必须小心从事，踏稳了，才能迈出一步；第三，外国的相关经验，不但不能照搬，而且也良莠不齐；第四，更何况不能否认西方势力颇有一些存有所谓“颜色革命”的不良动机者。以上种种，或许是中国政改思虑再三，步履较为迟缓的主要缘故。
但所有这些障碍及顾虑，现在是到了必须要将其排除及克服的时候了。中共十七大则正是在关键的时刻召开——而关键之意，既指关键的形势，也可以指关键的决策与行动。将来的历史，或许正是以这样的角度来评价十七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