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海内外舆论长期的关注与期待，经过一年多的咨询、讨论、起草，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份白皮书正式发表。
白皮书措辞确切地批评了种种社会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亦在一些部门蔓延，因此有必要完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权力。白皮书同时强调，民主发展不可照搬别国模式，并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执政地位不可改变。
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过重大挫折，其中涉及因素相当复杂，但关键之一，是没有搞清楚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抑或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将民主的相关价值，如自由、人权、产权，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配套附属，如政党、选举等视为目的，从而认为无论现实条件如何，每一个人都应拥有这些东西，这是民主的“目的理性”或“目的论”。相对的，如果将这些价值或其配套附属，视为为追求或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及生活素质不可或缺的工具，从而认为可视国家发展的阶段进程，而进行循序渐进的规划与完善者，则可称为是民主的“工具理性”或“工具论”。
在相当一段时间，不少知识分子执著于“目的理性”，以相对急切的心态直指民主核心。但鉴于社会、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终未能顺利推动，反倒因为冲撞到政治稳定，使人们对于原本缓进式的政治改革生产疑惧，这不能不说是挫折与遗憾。
一如《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指称的，由于当前民主制度仍未健全，因此在发展中产生了这个那个问题。这句“论述”，其实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逻辑。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步，是先放开市场。换言之，如果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政治发展看作是三个环节的话，经济发展在最前。在经济走向市场化之后，无可避免地，依市场规律会产生资源重分配的效果，即部分人得利，部分人不得利；或部分人获利多，部分人获利少。这“部分人”在社会中或许就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因此不同“部分人”之间的利益消长，自然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利益矛盾或社会矛盾。每一个群体或阶层终究会一起为共同利益进行竞夺。
因之，经济市场化之后一个逻辑的必然，是社会多元化（或分殊化）。此时，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如未能有效调和或疏理，就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那么，如何妥善调和或疏理社会多元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即民主化，也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相关利益团体能通过这个平台，经由和平理性的方式，协商利益的分配，甚至建构出大家同意的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划。
由是观之，民主政治在这里可视之为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没有适当的“社会多元化”与“政治民主化”配套，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出现这个或那个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就是逐步将计划管制放开，果然一“放”就“活”，但接着即是一“活”就“乱”。为什么活了会乱？能不能活而不乱？其关键在于市场
经济必须两只脚走路，在开放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改革，总共有三个部分，即：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白皮书》指出，要扩大公民参政，并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其中“扩大人民参政”，如好好落实，就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了。至于“制约和监督”，比较难。理论上，制约和监督的对象是执政党，但谁来监督制约呢？一般西方国家，有政党政治，也有政党轮替，但中国不会“照般别国模式”，必须坚持的是执政党的领导及执政地位不可改变。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依目前中国国情，如要长期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可以从党内民主做起。关于这一部分，可以参考学习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永远的”执政党，其他政党的“参政”性质与政治形态与中国十分近似，令人佩服的是人民行动党竟能打破西方政治理论的“定律”，长期保持执政党的清廉与效率。新加坡的民主政治模式，或许是中国的“他山之石”。
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它的急迫性，也有它的特殊性，放在整个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历史中观照，更有其高度的战略性。《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第一步，人们对于这一代的中国领导班子有理由寄以更深切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