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暖化”不仅是下一个30年中国的大趋势，也同时是全球大趋势，不过，它对中国而言，却有着更不同的意义。
首先，就从低碳经济谈起吧。低碳经济如今在全球成了显学，除了是国际社会开始普遍认识到碳排放对全球及人类造成的重大危机之外，一个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将产生难以想像的巨大的商机与市场。这对于在世纪金融及经济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急遽萎缩下的世界经济不啻是一贴大补药。
“需求”理论上有五种：
（一）基本性需求。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及每人平均所得（或购买力）。
（二）破坏性需求。主要指战争。发动战争的军备发展本身就是庞大需求，战争导致破坏，重建又是巨大需求。
（三）创新性需求。新发明，受到欢迎，前所未见的需求就产生出来了。互联网及相关衍生性发明都是好的例子。
（四）重分配性需求。前文提到的把一个社会原本收入及财富分配很不平均的状态加以改变，使之更为平均，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就会增高。
（五）矫正性需求。人会犯错误，国家社会也会犯错误，矫正错误，就会产生需求，这即是“矫正性需求”；错误越大，产生的矫正性需求即越大。
长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的排碳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今为世人警觉，开始试图对之矫正，倡导低碳经济，由之产生之需求即是巨大的“矫正性需求”。这种矫正性需求，对全球而言，相当庞大，对中国而言，亦复如此。
借用“时间轴”的三个阶段说明。阶段（一）中，中国以农为主，工业尚不发达，整个国家排碳量不高。进入阶段（二），开始工业化，碳排放急升，到阶段（二）结束之前，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就在这个时候，“全球暖化”问题已由量变发展到了质变，迅速成了全球高度关切的重大危机，中国也因此首当其冲，面对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但低碳经济还有两个奇特的性质。一是它的需求（也就是矫正性需求）不会自动自发的出现，必须要通过对碳排放行为进行强制约制，需求才会出现，不论是一个国家或是整个世界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召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会议，寻求共识，设定减碳承诺目标并通过强制法律约束的缘故。
但低碳经济的第二个特质却是，要寻求一个减碳共识十分不简单，因为碳排放所造成的暖化效应，各方对利与害的评价及感受不同，甚至还可能南辕北辙。
例如就国际社会而言，利害评价的巨大差异就存在于：
（1）临海国、内陆国、岛屿国之间；
（2）农业国、工业国及服务业国之间；
（3）高科技国与一般非发达国之间；
（4）高纬度国与低纬度国之间；
（5）北极圈国与非北极圈国之间。
有的高度在乎暖化（如岛屿国）、有的不太在乎（如内陆国）、有的甚至还欢迎一定程度的暖化（如高纬度国及北极圈国），所以关于该不该反暖减碳，如何反暖减碳，真是众口难调，很不容易形成共识。
这种情况，就算在一国之内也常发生。美国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及当选后，均高调主张反暖减碳，但后来调子转低，雷声大雨点小，到了后来，在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中几乎缴不出一份漂亮的承诺目标，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内部不同产业与利益团体的不同立场。
现在回到中国，按照现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不列入法律要求强制减碳的名单，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新生的排碳最大国家已经颇有微辞。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提出了一份以“碳强度”为标准的减排目标，并强调此一目标对自己而言是有强制性的。以目前及未来的形势看来，有理由判断，中国的减碳积极性将会持续强化，因为：
（一）中国已跃升为全球首度碳排放大国，目标大，压力也大；
（二）中国的暖化危机，除了与一般国家类似，有南、北两极的暖化问题之外，还多了一个第三极（喜马拉雅山）的雪融问题。第三极的雪融，除了雪融期会有洪涝，雪融后更会面临旱灾，问题比南、北两极更复杂。
（三）中国一旦形成强烈危机意识，进一步为决策共识，就比例如美国的政治体制，要更容易形成。不但如此，一旦形成决策，通过庞大国企部门及有效政策调动民企部门，推动起来将会有很高效率。
（四）中国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商机的，就像航太科技与工业一样，中国不会让欧、美等国长久在节能减碳这个领域维持绝对性的优势的，况且中国本身就有一个有待满足的巨大市场。
所以，“反暖化”必将成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大趋势。
